我出席由影像史学家杨克林老师主持的讲座，他将几经艰辛才收集的部分中国抗战的相片放上网，其中一幅是几十个被杀害的老百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这张相片使我想起星云大师曾对记者说过，他幼年时住在南京，不幸遇到日军大屠杀，他与母亲连续几天在尸堆中呼喊和寻找失踪的父亲，结果踪影全无。日寇侵华虽然过了九十多年，但只要看到同胞惨遭杀戮的图片，心中那股国恨家仇的恨意便久久不能平息。每年的“九一八”，当天中国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一方面固然是要求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可歌可泣抗战史，更重要是提醒我们国弱就会被人欺凌的现实。
二十年前，即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到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凭弔，“九一八”日本侵佔东三省後，在一九三二年农历八月十六日，日军怀疑一些村莊有抗日力量，于是便将平顶山、千金堡、东山、西山等村莊的三千多名村民骗到平顶山村的山崖下，村民齐集後日军便用重型机枪、步枪向手无寸铁的村民扫射，即场杀害三千多人，日军屠村烧尸，并以黄土掩埋尸体企图销毁屠村的证据。
遗骨馆只有约半个篮球场那样大，黄泥裡埋着八百多具遗骨，我们在馆前为死难者默哀，每人别上一朵白花才入馆，场面肃穆、凝重，馆内没有导赏员，也没有任何音响，大家静静地走着，其实也无须解说，一具具骸骨已告诉我们，侵华日军都是些衣冠禽兽。经过三副白骨前，依稀还记得旁边的木牌这样介绍：一对夫妇知道逃生无望，最後时刻以身体掩护着幼儿，可惜子弹还是从父亲的胸中穿出击中小孩的头颅。我在白骨前伫立，想到在最後时刻，那位父亲是多么的绝望和愤怒啊。白骨无言，却胜似千言万语，它悲愤地向世人控诉日军的残酷无情。
那次从东北回来後，参访团体在议事亭前地举办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图片展，我当时协助布置，一位老伯走近，望着图片便对我说：日本仔虽然没有进入澳门，但澳门百物腾贵，日子很难过，我老窦当时在邮政局工作，每月那份粮只够买几斤米，一家几口人哪裡够食？唯有煲粥水伴点杂粮来吊命，邮政局前面的石仔路，石与石之间的缝隙长着一些叫做草米的东西，于是我与弟弟便经常来採摘，洗乾净後混同稀粥来吃，那时候几百蚊一担米，谁吃得起？板樟堂有些大屋前经常有人躺着，是饿死或是饿晕没有人知道，但执尸队见到有人躺着，不管是死的还是饿晕的，都一併抛到车上运去埋掉。
日寇侵华引发的苦难，我虽然没有经歷过，但母亲在我懂事时便常常对我说：“中山沦陷时，为免'一镬熟’，你父亲与二姐留在家裡，我则带着你大哥到村外躱藏，你大哥当时只有几岁，找到一处荆棘林，用雨伞挖一个洞便躱进去，这样躱了两天，你大哥发高烧了，我带着他去找水喝，山裡那户人家很善良，那个阿叔除了给我几条番薯外，还特意煲了一剂山草药给大哥饮，幸好有他的帮助，否则你大哥条命仔就冻过水了。躱了几天，一来牵挂着你父亲和二姊，二来乾粮也吃得差不多了，便决定回家，沿途碰到一些被飞机机枪射死的人，有些尸体已经发胀，佈满苍蝇。匆匆赶到家，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现在你大哥一旦谈起那段日子总是泪流满面的。
不过，经常听到日本仔会入村的消息，大家都很害怕，人心惶惶，于是便决定逃到澳门避难，你祖母是紮腳的，但她也能与我们一道徒步从中山走到澳门，後来乘船到香港，这时候又遇上日本仔来轰炸，下大雨时街上那些炸弹坑满是水，有一次我外出时掉进坑裡差点被淹死，後来发觉香港也不安全便又跑回乡下了。”
小时候听到这些逃难故事，我无动于衷，好像那是别人的事。但到自己年纪渐大也成为人父时，便深深地体会到，在漆黑的荒野带着几岁大的幼儿，一点讯息也没有，更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甚么事，这种惊恐无助的环境裡，莫说几天，就是一天也嫌太长，现在想告诉老母亲，我已明白当日她所受的苦难了，可惜她早已永远闭上双眼了。
我一直在想，日本军国主义者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太多太深了，不断受人欺凌主要是国家积弱；而用血肉筑成的长城，虽然勇气和鬥志可嘉，但都是无奈之举，也不是长远之计，今天，我们希望国泰民安，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那道护国长城必须是用钢铁筑成的，使到那些觊觎我中华者连碰也不敢碰，这才是万全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