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母亲的那通电话前，美玲正在“檀香山”饮咖啡、看报纸。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周末未至，而清明假已过，旅游大巴与旅行团，不再似挤进肠衣的绞肉那般，一节节、一段段地蚕食起大大小小的马路。于是，餐馆与窗外的街道一样，渐渐安静了下去，像疾行的汽车消失後，车轮溅起的尘埃缓缓落回了地上。
确实没什么人：两个老头子闲坐角落，只等女侍应经过，好与她们说上几句俏皮话。一位刚送子女上了学的主妇，双眉紧皱，眼珠子愣在手机屏幕上方，半天不眨一下。再来就是美玲——她点了一杯冻美式，走冰，另有一份火腿蛋治，烘底。前一桌食客留下的报纸，她也捏在手上，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刚好打发掉上餐前的空档：
头版主标题印了“澳门大桥”四个鲜红大字，报道介绍第四条跨海大桥已被正式命名，此前共有五千多人参加徵名活动，经电子抽籤得头奖者，中了万元奖金。文字密密麻麻，她看了又看，再继续往後翻。三明治被端上桌，但美玲的视线仍垂在一块块方格新闻上，一边把指甲咬得破破烂烂；良久，总算读不下去，这才用起早餐。
咀嚼时，白吐司边缘硬而锋利，差点割伤喉咙内壁，美玲屏住呼吸，几次小心吞嚥，再举杯痛饮。末了，食物安全落入肚中，她方低声感慨：“竟有一万块钱！”
美玲失业已有数月之久。
虽囊中羞涩，她仍遵守上班时的规矩，清晨出门、傍晚归家。先吃一顿不算便宜也不算昂贵的便餐，细嚼慢嚥，完事後，守着咖啡杯枯坐两、三小时，然後起身，慢慢步行至卢九或二龙喉，逛一逛公园。走累了，就跑去草坪旁的长椅上坐半个钟头，看铁笼裡的猕猴在同伴身上捉虱子。等缓过神来、路灯亮起，再熘熘达达踱步回家。如此，又是一天。
这是段寂静的日子。偶尔有人联系，多为借钱的旧同事，与担忧女儿的母亲。後者并不比前者更好对付，那些殷切却也满是诘责的询问，从手机源源不绝地往她耳朵裡灌。不过，今天的电话却温和许多：
一上来，先是“工作找得怎么样了”，不等回答，转问“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男人”，再叮嘱她换季穿衣注意保暖等等，一长串问候，但语气飘飘忽忽，像背公式给老师听的孩子。她虚虚应对着各类嘱託，食指在一条条广告上点来点去，直至指尖滑落到“高价劏车”与“最高价劏车”中间，对方的语气才终于发生了变化。
“——喂，美玲，你听到了没？我说，我觉得你爸爸有点问题。”
“都走了那么久了，能有什么问题？”她说。
这下，母亲忽地沉默了，连心跳和呼吸声也消失在了彼端，背景乐还是电视台的晨间新闻播报。许久，她总算又开了口，似是少女在吐露一件难以启齿的情事，这一回，音量压得极低，话语如同髮丝，轻轻扫在了美玲的耳廊上：
“你爸爸——他以前应该杀过人。”
从小到大，美玲都是有些惧怕父亲的。
论样貌，自她有记忆以来，父亲就长了一张体面的面孔，甚至于後来踏入了中年，仍勉强称得上是英俊。论脾气，他尚算温和，从不对家裡人动手，也不酗酒、与外人打架。论品行，他更是顶哌哌，在中学兢兢业业，当了半辈子的体育老师，没有学生不喜欢他，也没有同事不尊重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体面、温和、受人喜爱与尊重的男子，回家後关起门来，却和在外工作、交际时豪迈开朗的模样，全然不同。
“他不爱说话。”与母亲打完电话，美玲先去了图书馆查旧报纸，然後归家，急急忙忙向合租的室友诉说这件趣事，以及她父亲从前的种种不寻常之处，“进家门，先将皮鞋脱了，再把手錶摘了，最後取下领带，往沙发上一坐，随便选一个电视节目。等妈妈做好了饭，他就关电视，屁股挪到餐椅上，只吃菜，菜吃完了，才吃米饭，用筷子夹，吃到一粒米都不剩，一顿饭就算圆满结束——从头到尾，一个字也不会往外蹦。”
“很多男人都不爱说话。”室友笑答，颇不以为然。她是正在读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的小姑娘，没日没夜地打字、翻资料，人也快傻了，现在有新鲜故事听，立马合上了电脑，“不爱说话，不代表会杀人呀？”
但那些时刻确实怪诞，美玲想，单靠复述不足以叫外人领悟。她回忆起一顿顿静谧如同身处墓地的晚饭，以及寂静被打破时的难堪和羞耻：楼上一对男女怕热又要省钱，一到夏天，就开着窗户做爱，一声声高高低低的呻吟，还有床板一耸一耸的响动，顺着天井从窗口流淌下来；隔壁独居的老太太喜听粤曲，于傍晚时分总要拧开录音机放磁带，听着听着就张开嘴巴、捏起嗓子，尖声细气地跟唱，荒腔走板的歌词透过门缝，直往裡灌：
“难逢爱侣，旧情盡渺烟，雨中忆当初似梦……”
父亲脸上有一块淡淡的伤疤，静止时几乎不存在，但情侣们滑稽兮兮的性爱，与老妇人不合时宜的情爱，像着火後升起的浓烟，慢慢朝着肃穆的饭桌包围过来。于是，他的脑袋就开始动弹了：先是细微的颤动，可牙关咬得死紧，太阳穴上青筋一根根暴起，疤痕于灯下闪烁着白光，似乎他正在用全身的力气去阻止脑袋的动作；接着是声音，从未张开的喉咙往上湧，一股带着痰的、沙哑的低吼；最後便是大发作了——他会突然起身，一整张桌子被牵连着发起抖来，四腳在木地板上刮擦出白印，盘子和碗相互碰撞，叮叮噹噹，好不容易才没摔成一地的破渣子。下一秒，父亲就冲去厨房，把朝天井的窗用力往回拉，或冲向门口，将为通风而开的木门勐地摔上。从头到尾，照旧是一句话也不会说。
有时候——美玲从未对别人讲起过——半夜口渴，她起床喝水，一打开臥室门，就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女儿出来进去，他也没有反应，面孔隐没在黑暗裡；只除了手边一根香烟，将灭未灭，夜色中亮着一点红光。
“你妈妈觉得他杀过人——杀了谁？”
那是美玲出生以前的事了：一九九〇年，八月，澳门第二座跨海大桥开始动工；九月，一名绘製地图的专家登上了小潭山。他是想趁“友谊大桥”落成前最後一次俯瞰这片海面，还是单纯地受委派去完成常规任务，人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无论如何，那天下午，冒着酷暑，专家独自踏上一道道石阶，尚未登顶，就在路边野草丛中发现了一具女尸。
死者全身赤裸，双臂被齐肩切去，不知所终。事後有人称她为“断臂维纳斯”，但这代号如此文质彬彬、离澳门实在过于遥远，以至最终没能传播开去。美玲想，专家发现尸体後，一定是大惊失色。然当时尚未有手机，大哥大又是个昂贵的玩具，就算买得起，他应当也不会于爬山时带在身上，因此只能强忍恐惧，快步下山向路人求助报警。她想像那条下山的道路，陡峭、漫长，没有盡头。她想像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拐角，虽空无一人，却暗藏兇险的杀机；她想像死尸经暴晒後加速腐烂，恶臭招来苍蝇，嗡嗡声在地图专家的耳中挥之不去，一路跟随他回归文明世界。
“案子没几天就被侦破了，”美玲说，“死者才十九岁，名叫王宝珠，在家附近遛狗时被绑匪掳走。绑匪共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她的表弟。”
“表弟？”
亲表弟，十五岁，与表姐感情极好，平日常跟着她逛街、饮茶、吃饭，可惜是个不学无术的东西——读不下去书，就进了酒楼学厨，马马虎虎当了几个月学徒，後来实在吃不了苦，便跑去海滨花园附近的游戏厅专心打机，结交一帮流氓混混，继而认识了他们的头目：一位因纪律问题而被革了职的罗姓消防员。
“那表弟向司警交代消防员才是主谋，称他与对方初相识不久，便提及表姐家裡十分有钱，父母亲又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含进嘴裡怕化了，握在手心怕碎了’。消防员于是说：‘既然这样，借你表姐一用，赚点钱，想必很容易。’”
他们是在九月六日晚上动的手：消防员驾驶一辆借来的白色“大发车”，副驾驶座坐着表弟。午夜刚过，两人就将车开到西坑街附近，那是她遛狗的必经之路。他们戴上帽子、口罩、墨镜，手持匕首，费盡力气，终于成功将人掳走，然而狗却逃脱开去，待兇手踩下油门後，牠又一路追随“大发车”狂奔，最终体力不支，跌跌撞撞跑回住所，在大厦门口躺下，等候主人归家——身上毛髮还沾染着些许血迹，被邻居瞧见，以为是附近茶餐厅装修用的红油漆。
于消防员临时租来的住宅单位裡，他们将被绑架者推进厕所。她挣扎、尖叫、咒骂，然後突然顿悟，继而双目圆瞪，冲仍未摘去伪装的表弟大喊：“我知道你是谁……等我报警，把你们全指给警察……等着坐牢吧！”于是他们把她按在地上，用匕首与拳头杀了她。
“表弟被逮捕後，因未成年，且不是主谋，法官便判他进儿童院受感化。三年後，在十八岁前夕，他翻墙从院中逃出，就为了和女朋友逛街购物，最终又被逮了回去。然而，消防员却无影无踪，官方称其案发翌日就潜入了内地，也有人扬言曾在香港见到此穷兇极恶之徒，推测他换一张身份证、改一改髮型，或许就又回了澳门——最终，他彻底消失了。”
数年後，一位已退休的报社记者撰写了一篇文章，将过去跟踪报道重大案件的经歷整理出来，主要是为了追忆职业生涯中难得一见的些许亮点。不过，作者也花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去回顾这则荒山分尸案，与最终未能见证真兇落网的遗憾。文章被刊登在他供稿多年的报纸上，再由一名读者细心剪下，用胶水黏在了日记本裡。直到今日清晨，美玲的母亲临时起意，随手拿起钥匙，下决心要整理丈夫的写字枱抽屉，因而翻开了那本不起眼的黑色记事簿，才终于看到了这则剪报——
她扫一眼标题，〈轰动澳门的谋杀案〉，生出一点兴趣，遂读起文章。一开始吸引注意力的，还是“八仙饭店灭门案”解疑：作者称，兇手杀死十人後，将尸体肢解拆肉、做成叉烧包的新闻，实则是当时一位编辑作出来的。该编辑因怀疑报馆有“内鬼”，便编出勐料“钓鱼”，不曾想鱼儿虽应声上鈎，却满城轰动，对方报纸销量显着见涨。他迫于无奈，只好将错就错，把随手写就的故事继续下去，就此成就了“人肉叉烧包”这一经典都市传说。
美玲的父母，恰巧就住在“三角花园”旁边的“翠辉阁”楼上，斜对面便是八仙饭店。八仙饭店早已湮灭于歷史之中，原址如今建成一座酒店，早餐说不定也有叉烧包供应。从前，美玲与家人同住时，晚上跟母亲一同外出散步消食，两人时常要提及那桩灭门案，不管说了几次，都是津津有味。“吓死人呀，当时我们差点也买了那家的叉烧包！”母亲总要追忆往事，脸上的後怕表情逼真又浮夸，尽管案发时是一九八五年，她在一九九二年才跟随亲戚一同到达澳门，此後不久便认识了未来的丈夫，“我看那兇手文质彬彬的嘞，竟然是那样一个坏种！”
文章再往下读，便是“小潭山碎尸惨案”了。整段文字被粗粗划了横线，像是看报的人，对这些字爱到不知怎么办才好，非得往上面加点什么，心裡才能感到满足。电话裡，母亲用气音悄悄将它们读给美玲听，又说，那一整本厚厚的日记，一字未写，贴满了新闻报道与现场照片。其馀的骇人听闻之事也是有的，但最主要还是小潭山的案子。甚至有一张被害人生前的肖像照，和被通缉人的证件照——全是从一九九〇年的旧报纸上剪下的。
死者肖像为黑白，兇手则是彩色。两张边缘光滑的纸质照片，并排贴在日记本的封底正中央，好似一对秘密夫妇或地下情人，有无限爱语不可宣之于口，只能暗地裡用这种小动作庆贺他们的爱情。
自然而然地，美玲的母亲仔细端详起男人的面容。那是一张充满活力的脸，冲镜头含蓄地微笑着，或许是从学员晋升消防员时留下的照片，确实散发着运动员特有的矫健感。他面孔呈椭圆形，浓眉大眼，鼻子高挺，右太阳穴处长了一颗不小的黑痣，好在样貌俊朗，仅一颗痣不足以引起旁人的厌憎；外有一对不算突兀的招风耳——据说这样的人尤其聪明，有音乐方面的天赋。
在中央图书馆电脑室的一号机屏幕上，与母亲一样，美玲也看到了这张照片。她将其复製黏贴进了手机裡，接着继续去读那些新闻报道，一边止不住在图书馆慷慨的冷气中发起抖来。
美玲的父亲素来不喜拍照，逢年过节，若一家三口在外吃团年饭，总要拒绝侍应帮他们合影的提议，或他去外面抽根烟，把舞台短暂让给母女俩。家中几本老相册，同样只存有母亲娘家人那边的旧照片，全是乱七八糟的亲戚。出了五服、血缘稀释到近乎没有关系的人，也有黑白照贴在相册裡。
“爸爸妈妈出车祸，去世得早，我就跟了姑姐。”凡被问起此事，他便这样解释，“——那女人刻薄又小器，怎么可能去拍照？”
正是因此，前年父亲去世後，美玲操办丧礼前，连合适的遗照也找不到，最後勉强在一张跟团旅行的大合照上，截下了他还算清晰的笑脸。但照片中那顶浅黄色遮阳帽，即旅行图统一发放、方便导游认人的帽子，怎么看都显得有些滑稽。
“不是很像。”室友望了两眼照片，直摇头，“再说了，你爸脸上也没那么大一颗痣啊？”
美玲不再吭声。她熄灭手机，半晌，才开口道：“明天我回去看看妈妈，劝她别多想，不然自己吓自己，搞到晚上又睡不着觉。”
她没有告诉室友，父亲那块小拇指甲盖大小的白疤，与黑痣的位置正好重合；她也未提及，父亲生前有几次说漏嘴，吹嘘自己年轻时当过消防员，只因喜欢打机、玩桌球，最终没能在消防队待下去；她更不会坦白：从中央图书馆出来後，她曾攀上西坟马路，拐进旧西洋坟场，妄图寻得那位死去多年的少女——报纸上说了，死者的母亲便是将女儿葬于此地的。
进坟场是下午三、四点钟，太阳仍十分毒辣，美玲半睁眼睛，强忍蚊虫叮咬，在众多石碑雕像中粗略搜寻着。不多时，她发现有一处新挖开的坟，就在两座旧坟中间：长方形的坑洞，新鲜的砖红色泥土被翻起後，鬆鬆软软堆在一侧。她于是想起来，小时候随父母爬山，在半山腰，父亲说斜坡上有清朝的坟堆，一定要带女儿见识见识，遂拉起美玲的手，走进路边的高草丛，腳底打着滑下去。半圆形的坟堆确实在原处，但不知是後人迁坟，还是别的什么缘故，坟堆竟已被整个挖走，只剩下最外那层弧形石砖，像是被老鼠吃空了芯子。她为此大受刺激，一回家就开始发高烧，病了小半个月，才慢慢回了魂。
当下，在尚未有人安葬的新坟前，美玲呆站了许久；到最後头晕眼花，近乎要跌进洞裡了，这才勉强回神，快步走出了墓园。
那二十世纪末充满血腥味的故事结束後，租屋内很快恢復了常态，室友又投入至论文写作裡。美玲吃不下晚饭，匆忙洗完澡便回房歇息。唐楼租金便宜，条件自然不怎么好，夜裡，厕所下水渠一直往上翻滚异味。这间臥室没有窗户，气体一旦湧进，便难以散去。闻着味道，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到了下半夜才勉强入睡。
正如一切心烦意乱、将烦恼付诸睡眠的人，美玲做了许多梦。她一会儿看见长长的山道，水泥与石砖破破烂烂，走着走着，鞋子踏进沙坑，隐约像踩到一隻手的指骨。一会儿回到童年时的臥房，恶臭迎面扑来，却总找不到那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一会儿见到了父亲，他又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容年轻了许多，黑痣也长了回来，但双臂俱失，且对美玲怒目而视，似乎手臂就是被女儿砍下，不知道藏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日傍晚，美玲搭上1号A，乘着最後一点暮色出发。行车驶过大桥与水塘，拐进慕拉士大马路。众工业大厦耸立马路两旁，夜空被切割成狭长的碎片。从车窗往上看，美玲如同在峡谷底部跋涉的旅人，连星星也无法窥见。
巴士抵达莲峰庙站时，天已完全漆黑下去。在大厦门外，美玲按了铃，久未有人回应，恰有外卖员冲出来，她便顺势进了去。管理员坐在门卫室内打瞌睡，她认不出这人的面孔，足见已经久未归家了。“回来探阿妈啊？”等电梯的邻居问，她点点头，忽地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也不知在旁人眼中是怎样的不孝了。
“你妈咪精神不错，”进了电梯，老太太继续唠叨，不唱粤剧时，她的嗓音是低沉的，“之前你老窦去世，她气色好差——现在开心多了，还肥了一点！”
在自家门前，美玲等了一等，直到邻居进了隔壁单位，不能察觉她忘带钥匙的窘况了，这才举手敲三下门板。良久，久到她开始思索是否应该报警、叫白车，门内才传来动静。“我在念经啊，”母亲凑过来说，两人隔门相望，不知为何，皆没有动作。过一会儿，像回过神来，母亲又说：“你现在来，刚刚好。”一边开了门，总算放女儿进了去。
“我摺了很多金元宝，一袋子全是。”不等美玲把鞋换好，她急忙忙指一下倚在玄关的那个大塑料袋，“你去露台，把烧金桶拿出来——弄条湿毛巾，擦擦上面的灰！”
夜风入室，打散了檀香的气味。蹲在阳台一角，美玲听着马路与运动场的喧鬧，与客厅神坛上唱佛机悠扬的歌声，手上动作不停。“快点快点，”母亲喊，一边不忘朝佛像拜上一拜，“等一下管理员要巡楼，看到就不好了。”
母女俩熘进楼梯间，关上消防门。灯管老旧，光线暗淡，但报纸一经点燃，跌入略湿润的铁桶中，青烟徐徐升起，火便驱逐了夜色、照亮了两人的脸庞。母亲从塑料袋裡抓出一把元宝，一枚一枚投去火裡，美玲也有样学样。“这么些年，大概早投胎去了。”母亲低声道，“就当烧给孤魂野鬼，给我们积一点福……”
美玲仍不清楚该说什么。元宝渐少，母亲又从袋裡拿出一样东西。虽此前不曾见过，她却认出来，那正是父亲的日记。美玲看着妈妈翻开本子，用了很大的力气，一张一张将书页狠狠撕下、丢进铁桶内。那“刺啦”、“刺啦”的响声，同样把眼下这阵寂静，撕裂成即将被焚燬的一片片碎屑。
不多时，日记本便只剩下封面和封底。母亲用拨火棍挑一下纸灰，使火烧得更旺盛些，接着用指甲，轻巧将封底王宝珠的照片揭下、小心放进裤子口袋，然後手一鬆，叫那日记的空壳子，整个跌入火裡。“等烧完了，你就往裡面倒水。”她对美玲叮嘱，“我回去做饭。桶别忘了拿回来！”
也不过是转瞬之间，那些记录案发现场的照片、不祥的评语、报道案情的文字，就从一个男人常年上锁的抽屉深处，变成一捧灰烬。美玲低头去看桶底，火渐渐熄了下去，洒上水後，那一堆黑乎乎、乱糟糟的残馀物，更显骯髒龌龊。看着它，任谁也想不到，在几分钟前，两个女人是如何默契地销毁了父亲与丈夫罪恶的证明，又在整个过程中对此绝口不提。但烧掉日记本并非仅是自私的包庇之举——起码美玲是这样想的。她模模煳煳地觉得，她们既是毁灭了什么，也是报復了什么——什么呢？说不清，大约是某个可怖阴森的鬼，一直藏身在抽屉裡，挥之不去，今日终于被成功超度，游向了另一个更可怖的世界。
晚上，美玲留在家中吃饭。餐桌正对神坛，她起身去夹清蒸鱼，似有所感地抬起脑袋：宝珠的照片贴在了佛像画框内；父亲已然消失，不知去往了何方。
2024 年5月17日《澳门日报》第B12版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