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濠轩酒家门外的大马路上，消防员已铺就好气垫，正耐心等待楼厦天臺上的人往下跳。员警左右晃动萤光交通棒，指挥行车拐弯绕走。这一站刚上了巴士的乘客皆惊魂未定，他们堆积在车厢中部，一个个瞪大眼睛，仍在张望那张大气垫——好似游乐园内满载儿童的充气城堡——口中惊叫：“有人要自杀啊！”
这是澳门本月第三宗自杀未遂。事後，报纸会告诉大众，此次的“企跳者”是一名十五岁少女，不过并没有解释行为原因。有人将作出常见的揣测：“女学生跳楼，不外乎是情感问题，或考试成绩不理想、被父母骂得太厉害，想不开——太脆弱！”也有人要感叹：“现在自杀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在那当下，隔着耳机，阿东则是听见有人喃喃道：“又来？”
巴士由此改道，拐进“果亚街”，再左转、切入“罗理基博士大马路”，一路悠悠晃晃，应当也驶经了“生銹铁” 。夜裡，阿东看不大清楚街景，只知道自己在往目的地反方向前进。刚过六点四十五分，再有十五分钟，她就该迟到了。阿东于是想：早不跳，晚不跳，偏偏挑她有饭局的时候，真是讨厌。
然而，纵使她对自己诚实，如此露骨的话语奏响在脑海中，还是显得有些骇人，甚至于令阿东隐约感到不祥。巴士挣挣扎紮，终于找到出路，兜了一百八十度大圈，把车上的人晃得东倒西歪，回归正轨，将自杀者远远抛离身後。他们上了“海边马路”。目之所及，仍是一片混沌。没有月亮，海对岸被填出的陆地，其上蒙着绿布的两栋经屋大厦 ，尚未封顶，此时亦不可见。
大海，无穷无盡的黑暗。
窗玻璃成了一面水银镜。阿东往裡面瞧上一瞧，如同古人朝水井深处窥探天上的月亮：圆白的脸，狭小的眼睛，还有繁复、永不停止生长的皱纹。生活和工作的纹路在她身上交织着。一身皮囊，被汗水与潮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浸泡太久，已渐渐鬆弛，再不能完美契合这具骨架，以及栖息其中的灵魂。
汽车左转，再次钻进两旁全是居民楼的市区。马路上红彤彤的，堵了，鲜红色的车尾灯河无有盡头。车厢过道裡站着两个中年妇人，一人叹息起赌鬼弟弟长期欠债不还，一脸苦相：“……又找我借七千，一直说赢钱赢钱——赢了，你总该还点给我吧？”另一人点头倾听，然心不在焉，显然忙于梳理自己内心中纷乱的思绪，无暇顾及旁人的烦恼。冷风从风口呼呼往外倾泻，冻得阿东胳膊发酸。她被困在车厢内，正如约拿或匹诺曹受困于鲸鱼腹中。这是一个封闭的噩梦，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皆没有出路。她便对自己说（就像是在施展一道咒语）：“我不在此地，我不在此时，我不在眼前，我不在过去，我也不在未来。”
越是尴尬的情形，阿东抹去自己存在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她想要迷失在没有姓名的森林之中，将头衔和名片丢向无名氏的大海深处。
今天是礼拜日，可阿东既不能休息，也不是去做礼拜。一天两场应酬，确实平日少有：中午，她和不知名的艺术协会聚餐，与一众策展人、会长、副会长、理事长们在渔人码头的丽宫酒店吃自助。去拿饮料时，阿东看见积雨云在氹仔的天际线上缓缓驶过，如同白色帆船盛满了大风。于玻璃门後，她凝视许久，几次想推开门、走出去，哪怕只是吹吹海风、晒晒太阳——可到底没有踏出那一步。对交际秩序的畏惧，亦或是社会本身将阿东规训得极好。她回了座位，保持微笑，用叉子将青口从翡翠色的壳内拖曳进嘴裡，对其他人的交谈点头称是——桌上什么都说了，唯独不聊艺术。
“经费给得少，比前几年少了很多！”一位她记不住名字的秘书长叹息道，“上个月，我去日本开会，只报销一张机票就要三家比价……”
另一个头衔已失落于对话之中的男人，虽忙于拆虾壳，仍不忘笑答：“全澳门市民共度时艰啊，懂不懂！”
几个人转而聊起过去数次在国外“学习”的经歷，对豪华酒店、高档餐饮、着名景点进行一长串过于详细的比较。他们的语气中净是骄傲和遗憾，表情在说：“如此优渥、无忧无虑的日子，将来再不会有了。”眼睛却是在感慨：“幸而我们曾尝过那种生活，知道其中滋味。”
像是不幸饮下了劣质红酒，阿东口中酸涩不已。不入流的媒体人，她赶不上那全盛时代的末班车，所能得到的全部好处，仅是几顿同样不入流的次等宴席，例如今晚要参加的镜海摄影学会周年庆聚餐——
一张餐券三百六十八澳门元。会长当然免了阿东的钱，因此邮件中再三叮嘱她要到场，声称“会有专人接待”，请这位元记者兼编辑兼摄影师兼文化人务必赏光。请柬在敲定赴约後才被準时发出。硬卡纸，上书烫金大字，裡头却没有阿东的姓名——名字是印在信封上，而不是在请帖裡——请帖们是统一印刷的，暗示这不是一次隆重的社交活动、阿东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来宾。
“八月二十七日，周日，晚上七点，”打开请柬，她缓慢念道，“嘉年华大酒楼。”听在耳朵裡，就像是个约会。
和真实的约会大概也差不多：照母亲的意思，为了这种场合，阿东就该穿好衣服、化好妆、做好头髮。对于现年三十多岁的女儿找到如意郎君、结婚成家一事，当妈的还怀有希望，虽然在澳门，女性三十多岁仍单身，在旁人看来不能不算是一件悲哀的事。
两天前，母亲把她拉进厕所，兴致勃勃地当了一回理髮师。“黑厕”狭小、潮湿，阿东将客厅裡吃饭用的圆凳搬进去坐下，一身的汗，妈妈被挤在厕所门外，吃力地挥舞剪刀。她们裸露在睡裤外的腳踝，很快便沾染上了黑色的碎发，令皮肤瘙痒难忍。瓷砖地铺了一层旧报纸。为了不看镜子，阿东低下头，勉强读到几条新闻的标题：《抢盐？咪信！》、《盂兰节，鬼节？》，等等。她想起下班时经过超市，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牵着小孩，站在街道正中央，沖超市内收银员问：“还有没有盐卖？”不等回答，便怒气冲冲道：“那些人，真是神经病啊，抢盐都想得出？我家裡刚好缺盐……”
“我们这两天买盐了吗？”阿东问。
母亲手上动作不停，“你爸昨天去抢，扛回来很重，有十几斤，腰都要压坏掉了。”她回答，末了再补充一句：“把核污水倒进海裡——日本人啊，坏透了！”
“我们今年烧街衣吗？”阿东又问。
“哪一年烧过呢？”母亲说，梳子轻轻挠过她的耳轮。
厕所顶灯，刚按下开关时极亮，这会儿像是突然想起自己的保质期，渐渐暗了下去。活在当下，遗忘过去，没有祖宗。镜子裡的阿东，被阴影轻轻地拢在怀中，是一个没有往昔的无名氏。像一株草，她想，或是别的什么渺小的东西。
“就穿那一件，”母亲在背後说，“我今晚把它熨一熨——你穿那件好看。”
阿东当然知道“那一件”是哪一件：前两年疫情还没结束、澳门正冷清的时候，一家人习惯週末到处闲逛。街上店铺一半关了门，另一半摇摇欲坠、靠折扣与商家赔笑脸勉强维持。“那一件”紫雪纺衬衫，嵌了珍珠纽扣，居然也是日本出口的东洋货，在一长串绚丽的衣衫中被母亲挑出、塞入阿东的手裡。她钻进服装店堆满杂物的试衣间。天花板承载着通向二楼的楼梯，倾斜下来，压得阿东脱衣服时不得不半低头。衬衫在橘黄的灯泡下温顺地闪着丝绸的光泽，它下摆垂坠，布料因静电紧贴在阿东的肚皮上，凉飕飕的。
“很适合你啊，”老闆娘称赞道，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凹陷进去，笑容满面，即贪婪的、带有希望的笑容，“这是——新款，刚到的，质地好，透气又舒服，很适合在澳门穿！”
全是胡说八道：雪纺一点也不透气，把夏天汗津津的肉体一股脑装起来——甚至叫她想起了电影裡的裹尸袋，或恐怖故事裡杀人犯手中装有碎尸块的垃圾袋。但小店内冷气兇勐，凉风呼啦呼啦往人头上吹，使人如何不感激那轻薄但严密的雪纺衫呢？斜靠在墙上的金边穿衣镜，它确实把阿东照出了新奇的模样、赋予她只存在于镜子内的妩媚气质。如果说时尚品牌的广告海报中，女模特儿们不单是在推销商品，更是在贩卖一种生活的幻影、常见于电影角色身上的迷人特质，那么服装店的镜子就是海报，其中的试穿者便是模特儿。他们自我诱导、哄骗着，将心底深处的欲望投射在镜面上，就像在阅读一张张幻灯片。
去寻求另一种人生，仅是通过购买一件昂贵的商品、通过对自己长久且失真的打量，这无疑是一种屈辱。她踉跄几步，回身去换上穿来的旧短袖衫，解扣子时，还能隔着薄薄的木板，听见母亲与店家讲价的过程，不厌其烦。此後，这件日本货就成了一定要用衣架挂起的压箱底“战袍”。
在家中没有柔和灯光衬托的镜前，醜陋与五官的不如意处被放大了许多倍。新髮型配好衣服，按理说，她应当会是——哪怕称不上“美”——漂亮的。头髮碎散在地上，阿东前倾身体，小心转动脑袋，在不同光线与角度下，仔仔细细端详着满脸惊恐的阿东。
第二天醒来，晨光却是无情，或是睡姿不对，叫髮丝不如昨天那样柔顺，阿东自觉像是个稻草人，简直没有脸面踏出家门。衣着也出了问题：下半身穿什么裙裤、选什么袜子、配什么鞋？母女俩折腾了一上午，爸爸坐沙发上读报看新闻，偶尔给出一两句意见，全是帮倒忙。
她想起上一回这般郑重地打扮，还是与前男友一家第一次见面。巧的是，当年他们挑的地方，也是“嘉年华”。
收到邀请函後，这桩往事亦曾短暂地掠过她的脑海。现在，阿东在巴士上坐了十来分钟，手錶长指针往“迟到”栏目一点点挪去，她的心又不可抑制地因该回忆而颤抖起来。似乎为了战胜失礼所带来的不安，就必须寻找出另一件更叫人忧愁的事，才能盖过眼下的紧迫。为了从现实中逃离，人便只能往回忆裡走去。
那次去嘉年华吃饭，同样是身上这件好衣服，也同样是一场煎熬。
阿东的前男友真乃一表人才：二十岁出头就当机立断考了公务员，还是“430”，每个月工资三万起步。父母亲中，一个在大学教书，另一个在中学教书。一家人住海洋花园三房一厅，开一辆宝马车，养一隻泰迪狗，每年旅游一次欧美或日本，每月吃一顿五星级酒店自助餐——标準的、优渥的中产阶级。
阿东和这位天之骄子，两人是怎么敲定关系、甚至顺利进行到谈婚论嫁阶段的，在旁人看来，一直是一个谜。
她在家长见面期间的表现是不错，全程斟茶倒水、卑躬屈膝。来的不仅是男方的父母，还有些杂七杂八、记不清血缘关系的糟心亲戚，随从一般围着夫妻俩转。大学教授和中学老师矜持惯了，有难听的话，就借由姑姑嫂嫂、小叔子大伯伯的嘴说给阿东听。有多少存款？人工几何？买房能贡献几多月供？几时生小孩？一胎太孤单，起码两胎才说得过去吧？
“三十岁不年轻了，高龄产妇啊！”
阿东微笑，口含普洱茶，不说话，男友坐一旁刷手机、打哈欠。四下空洞洞的，没什么人，只除了几个食客悄悄躲在角落裡吃几笼点心。这一桌却是热鬧，身处其中，仿佛根本没什么疫情，若眼珠子只往桌上看，生活就还是老样子——宛如一个梦。不过大家仍牢记要用公筷、咳嗽时捂嘴、打喷嚏前离席，手用消毒湿纸巾搓揉太多次，灯光下泛着粉红，像被新鲜斩下的猪手。
过了一会儿，阿东低头喝起是日例汤。青红萝蔔煲猪骨，味道太淡，但她吞咽缓慢，仔细品尝，如此便有正当理由长久地把头低低埋下，不说话，打发掉一点时间。
阿东自己的父母亦倍感为难。妈妈当了大半辈子的公司文员，全部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同一个小隔间中度过的，远算不上有见识；爸爸推销保险，近两年业绩惨澹，久坐办公室，天天盘算着要提早退休，勻出时间多陪陪他包养在拱北的广西女朋友。对于这个女婿，他们又爱又怕，表面上敬重到了巴结的地步，背地裡却忍不住有颇多牢骚，说他目中无人，根本不尊重长辈，平日碰见只淡淡打一声招呼，逢年过节更不见买些好东西孝敬。
就要当岳父的爸爸嚷道：“还没结婚就这样，结了婚岂不是把我们都踩在腳下？”
在亲家面前，不约而同地，两人都努力要摆出不怯场的派头，行为举止与嘴脸因此更引人注目。妈妈生怕被人说小气，忙不迭点了菜单上最贵的菜品，动作仓促、声音尖厉，反倒显出了不体面，明显是个不擅长交际的主妇；爸爸带了“大红袍”，无休止地夸耀这乌龙茶的珍稀，又再三叮嘱服务生“先烧开一壶，把水倒乾净，再浇第二壶水，茶才算泡开”，可茶泡开後上了桌，别人赏脸抿了一口，也只淡淡夸一句“还不错”，不声不响就杀了他的威风。
“我那裡还有……还有一点白茶，云南的，”他给自己找补，尚未饮酒，脖子已涨得通红，被硬邦邦的衬衫衣领勒出几圈涟漪，“千年茶树的茶叶，当地朋友炒一炒就送过来了，好东西！”
这下，人家连敷衍话也说不出来，只专心吃菜、与自家亲戚说笑。过一会儿，几个人又开始叹气，讲起前几天又有人阳了，一路查一路摸，再把重点人群放进工人体育馆做核酸，裡头人山人海，冷气又开得太足：“没病都要吹出有病了！”
“这几年经济不好，很多人吃不起饭，天天见有跳楼的，真是吓死人。”未来的婆婆瞥阿东一眼，没有表情，几乎看不见嘴唇，扭头就对儿子感慨：“你呢，运气不错，工作好，长相也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心急要结婚，不过年纪轻轻就有责任心、想成家立业，我们也该知足了，对吧？”
当然，听了这话，阿东是一阵难堪，好在肚中尚藏有足以自我安慰的花边新闻：她曾听自己家的表妹、未来公公的学生说，韩教授在课堂上总爱提老婆，抱怨她脾气差，还没什么文化，在中学教语文，连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分不清楚，简直是误人子弟！回家後，夫妻俩更是聊不到一处去，“话不投机半句多”。借着这样的由头，他便与几个女学生走得有些近了，一下课，单人办公室时常要迎来几个“知己”，叽叽喳喳地，百灵鸟一样。
而在那当下，“对吧”两个字落地後，桌上便顺势安静下来，如同一则疑问被用力抛下，正耐心等待一个註定无法得到满分的回答。男男女女们，或是举起茶杯挡住脸上的笑容，或是低头啃食碗中排骨、实则竖起了耳朵。有那么一秒钟，世界就此凝固，像一枚一直运转顺畅的齿轮，忽地停滞，将一整条生产线都给耽搁了下来。
一顿饭结束後，各自告别前，男友的母亲兴致勃勃地对阿东讲了句悄悄话，大约忍耐了太久，怕消化不良，终于还是要发作：
“记住啊，以後这种场合别穿这么晃眼的衣服——花花绿绿，衬得你脸好黄！”
回到家，阿东苦想了半个月，磕磕巴巴编写出一条微信发给男友。依照天底下所有即将分别的恋人的惯例，二人你来我住周旋了半日，总算一拍两散。双方是和平分手，互相连好友都未拉黑。但“嘉年华”，她是再不曾去吃过了。并非刻意回避，更似是酒楼整个就从阿东的地图上被挖空了去——直到眼前这个夜晚。
“应该叫一辆的士的，”阿东想。巴士久久不动，她的臀部因为在硬车椅上坐太长时间，已经开始酸痛，惹得人不得不左右摇晃起自己的身体，试图改变重心、减轻一点尾椎骨的负担。“哎呀，真是不堪。”
车轮驶过一个十字路口，像堵塞的血管做了“通波仔”，渐渐顺畅起来。司机大踩油门，急拐弯处亦不松腳，晃得乘客们头晕眼花。粤语、普通话和葡文的报站声响起复又平息，阿东揿了落车钟，看一眼扣子、捏一下袖口，这才站起身，跌跌撞撞穿过人群，一路喃喃“唔该”。
下了车，她不需要手机指引方向，数年未去过、甚至不曾路过的地方，依旧是待在原处、无有改变的。黑漆漆的街道在腳下舒展开，剩馀的城市皆隐没于夜色深处。地势升高了，阿东往上坡攀爬，热烘烘的空气急忙忙由鼻腔进去，尚未过肺，便慌张张从口中湧出。沿途的咖啡馆、中国电信、CTM 与五金铺皆关了门，唯有麦当劳橙黄色的M字招牌，和“嘉年华”的霓虹灯，在人行道上方闪闪发亮。她加快腳步，进了大门才停顿片刻、喘一口气，一身湿透，额头上全是汗。
不见门童，亦没有迎宾小姐，大厅空无一人，角落停着三辆投币摇摇车，盗版、走了形的卡通车头全是灰尘；电子屏滚动播出“圣心中学同学聚餐”和“镜海摄影学会二十周年联欢会暨摄影年度大赛颁奖典礼”，旁边另张贴有一张粤剧海报，九颗彩色的演员人头排列成九宫格，清晰度有限，彷如标识有悬赏金额的通缉犯大头照，应当是永乐戏院的演出宣传，不知怎么竟贴到了这裡，可能是此地老年食客数量较多的缘故。
二楼则漂亮不少，应是重新装修过，与地面层的落魄、门外的晦暗街区相比，真是一派了不起的豪华景象，叫人实在难将眼前富丽堂皇的内裡，和腳下这栋楼厦髒兮兮、破烂烂的外表联系起来：设计者把凡尔赛宫的镜廊与中式酒楼“炒埋一碟”，使它摇身一变，成了一栋现代西洋宫殿，细节中充斥着人们对巴罗克与洛可哥风格的廉价遐想。水晶灯从石膏天花板上垂下，墙壁上嵌有镶了金边的水银镜，地毯没有一块污迹、一处缺口，红和紫的牡丹图案华美而不显俗气，花团锦簇，与空气中耀眼的光线汇在一起，透出一股风度翩翩的自信，如同在高声朗读一则宣言：此地的富贵将永无衰亡的可能。
可是，客人却并不算多。散客稀稀拉拉，中学的同学聚餐也不过两、三围酒席。角落裡，酒楼经理与几个服务员在一张桌上用餐，满脸晦气。阿东认出那张面孔，记起前男友的父亲与经理是老相识。上一次吃饭，对方中途过来打招呼，与阿东握了手，不住夸赞这对年轻的情侣男才女貌，一看就是天生一对，又笑指将来也应当在这裡办婚宴，打折自然不在话下，压箱底的好酒亦会双手奉上。
眼下，她见对方就要抬头，便赶忙向前挪步，行过举杯痛饮的老同学聚会，朝“镜海摄影学会”的牌子走去。
一面三层楼高的巨型屏风，画了花鸟的图案，在大厅中央顶天立地，把两拨不相干的人分隔开，实在是古怪的隔断。属于摄影学会的那边厢，一张长桌摆在入口处，背後坐了三个中年女人，相互间聊着闲话，百无聊赖。她们着装的颜色和款式极相近，皆是暗色系的纽扣开襟毛衣衫，配一条露出半截小腿的直筒裙，只扫一眼，阿东便知道：这三位妇人在生活中，多是担任文员、秘书一类的职位。
“谁啊？”左边那人开口问，视线已经投向点名册。阿东报上姓名，三人又面面相觑，眼神中相互询问这是哪号人物、究竟什么来头。“好像是有这个名字，”半响，右边矮一点的女人突然说，“媒体记者，不用给钱的。”
闻言，端坐正中央、三人中神情最莊重者挺了挺腰，将点名册拿到面前，再扶一扶鼻尖上的眼镜。她戴了黑色手錶的右手，由头到尾，于众人的姓名上缓慢往下滑动；左手抓住一疊餐券，如同抓起一疊百元大钞。不多时，旁边的人眼尖，惊呼一句“找到了”。领头者闻言，扬起眉毛，命令：“给她一张。”橡皮筋被扯开，刺啦一声，阿东接过长方形的小卡纸，把它夹在请帖中间，像看话剧时将戏票夹在场刊裡，为洗清了蹭饭吃白食的嫌疑，心中千恩万谢。
“不要搞不见啊！”对方叮嘱，不过并没有详细说明餐券不见的後果是什么。
“坐在第三桌，桌上有名字。”另一人补充一句，然後不再看阿东，重回三方闲谈，聊得不亦乐乎。
她便迈步，继续往前走。
出乎意料，周年庆尚未开席，亦不曾有人入座，几张圆桌裸露在灯下，光秃秃的木质芯子，上面空无一物。时间是七点四十，她看一眼请帖，忽地发现其中印有一行小字，写着“七点至八点：摄影活动”，于是恍然大悟，因为就在空荡荡的宴会厅右侧，一大群人，疊罗汉一般，于铁架子上分三排站立，高、中、低，像中学的合唱与诗歌朗诵演出。然而他们并非表演者，而是面朝舞臺、沖臺上翩翩起舞的女模特按下相机快门。
“杀死人啦，”她听见有人大声说，“靓女，腿再抬高一点！”
这便是“摄影活动”吧，阿东正想，刚打算凑近看看，就有人迎上来，低声问：“罗小姐？”
她点头，一边将请帖塞回皮包，“不如先坐下？”对方又说，是社交界中地位不上不下者常有的轻柔语气，“他们大概要再过半粒钟——”
他便自顾自地讲起话来，絮絮叨叨的，一会儿抱歉没有好好招待，还望她多多包涵，一会儿介绍“摄影活动”的流程，透露接下来还有舞蹈团上臺演出、供会员拍摄，一会儿提起某位元双方都模煳认识的文化圈名流，解释那人今天也将应邀出席，但忙着开会，要晚些才到。阿东微笑点头，中途艰难插入些许应答的话语，例如“是吗”、“好”、“原来如此”，最後，到了无话可讲的地步，也是急于去迎接新来的贵客，对方再次请她坐下，仿佛阿东突兀地站在宴会厅中央，对他而言是不能承受的重负，或是对宴会礼仪的一种亵渎。“我先去跟别人打声招呼，”他说，“罗小姐先坐下，坐下休息，等下再聊——”
阿东于是坐下。目送此人离去，她忽地察觉自己不曾询问对方姓名，疑心他就是会长，顿觉自己刚刚寡言少语、表现不佳，实在有些可惜，但也无可奈何。一整座宴会厅的沉默压上肩头，她把皮包放在隔壁座椅上。服务生疾步行来，将桌布在半空中抖开，白色的布料徐徐下落，没有烟头烫出的黑洞，也没有老烟枪黄牙般不洁的油渍。铺好桌布，服务生斜看她一眼，手上接过同事搬来的玻璃圆转盘。那是个广东人长相的女人，可能很老了，也可能还很年轻，因为瘦和黑，看不出年纪，然力大无穷，一口气便将转盘卡好了位置。
“动作快点，拿号码牌过来啊！”服务生指挥着，又渐渐走远了。
桌上仍未有碗筷，但已摆好烟灰缸。眼下正需要一团缓慢上升的烟雾，阿东想，若是会抽烟就好了，毕竟开场前的宴席和散场後的宴会，实为狂欢的缺席与死亡，唯有玩世不恭的姿态，才能使自己不至于被这团虚无所侵佔。因为抽烟是人正在进行沉思的证明，一个沉思的人，与一个发呆的人相比，定会显得没那么可悲。而眼前的景象，则使她想像出一对深陷苦恋的情人，于新年晚会结束後，在散落气球和彩纸的舞池裡，仍相互拥抱、慢慢摇晃着身体，迟迟不肯离去——那是只在电影裡才会出现的场景。
两个男人向这一桌靠近，迟了到、参加不了活动，或是没带器材、不想凑热鬧，都上了年纪，似乎跋涉了许多路，急需歇腳，便拉出椅子，一屁股在阿东旁边坐好，发出疲惫的叹息。其中一人不怎么隐晦地对她打量片刻，然後转头聊起了从前的一名会员，说他前些年移民去了加拿大，现在终于老了，再难坐长途飞机回来与老友相聚，又听闻他近日生了病，住进医院，恐怕凶多吉少——加拿大的医疗，大概是好的吧？另一人迟疑地问，对方赶忙发出不屑的反驳：“好什么！要等很久啊，等到死都轮不到做手术，好惨的……”
二人便开始列举这些年一个个出了国和闭了眼的摄影师，那是一张细节模煳、无有止境的清单，充斥着骇人听闻的传言，与幸灾乐祸的落井下石，因为他们的记忆尚不算清晰、人脉也不够广阔。阿东就这么听着，一边走神——这就是生活？她悄声问自己，一些迟迟不开的饭局、一些尴尴尬尬的交际，以及被旁人拿去说笑取乐的近况，这就是生活了？好比这样一个摄影学会，女人都是秘书，男人全是业馀摄影师；秘书们在门口收钱登记发餐券，摄影师们对着臺上的模特兇勐地按快门、“杀菲林”，偶尔集体跑去桂林拍一拍梯田——这就是足以战胜生活空虚感的艺术创作了？
黑压压的人群栖息在铁架上，快门加剧了，声音交织成一道铺天盖地的密网。还是刚才那人，他高喊“靓到杀死人啦”，激动地直跺腳，另一人跳上舞臺，指挥工作人员打光、开乾冰机。女模特身上的白纱裙被汗水打湿，裙摆难以飘动；她数次抬起一条大腿，身体後仰、下腰，再弹跳回站立姿势，虽是舞蹈的动作，可节奏极快，由此沦为无机质的重复性活动，不带情感，类似于科技展览会上披了硅胶皮囊的跳舞机器人。
拍照的人又喊，现在近乎是幹嚎了：“美死啦！杀死人啦！”
“多跳，跳起来！手臂也摆一摆，天鹅那样——对对对，靓啊！”
乾冰机往外喷烟，形成白雾，匍匐在木地板上，浓稠、沉重、满怀敌意地将模特吞没，但光束解放了身体的轮廓线，她笑着、跳着，挥霍着肉身上的最後一点青春力气。很难说清，那张在光晕正中央璀璨的脸，其笑容本身究竟是否存在着什么意义。再往深处琢磨，便是被众长镜头捕捉的那张面孔，它在电子萤幕上闪烁的次数，宛如天上的群星一般繁多，要从中寻找到哪怕仅一张独特的照片，都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任务。然而摄影师们仍像洩洪一样，通过按下快门，将热气腾腾的鼻息喷洒到她身上——
“简直是仙境啊！”那人咏叹道，跟随着其点头的动作，他紮在脑後的灰白色马尾辫，一上一下地弹动着，“简直是仙女啊，杀死人啦！”
他们不是在拍摄，阿东想，恍然大悟，他们是在用单反镜头爱抚她、亲吻她，像是丧失了性能力的老人，必须用湿漉漉的舌头，从头到腳，将年轻女子的胴体反復舔舐几次，方能平息情欲。
她屏住了呼吸，旁边坐着的男人们数次被那句“杀死人了”打断交谈，却总能找回刚才被切走的话头。“他们说吴议员这次会来，”一人看着模特在白雾中跳动，停了片刻，接着又说，“我刚才去主席桌那裡看了，有他的名字在——真是稀客。”
“主席桌的嘉宾不会準时的，要鬥迟到，看谁最晚——準时，别人就觉得你是没事做、不重要了。”另一人作出评价，“还得提早走，赶场！上次冯总说他有一晚见了三拨人，最後喝大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的家……”
又一名服务生出现在桌边，这次是个青年，他踩了黑皮鞋的双腳，懒洋洋滑过地毯，手上拢着几块号码牌，俯身将“2”摆上圆桌正中央，“3”则仍不见踪影。阿东没处去，只得继续佔有此桌更尊贵来宾的座椅，像在电影院裡找不到票上的位置，只好胡乱寻空位坐下，着实是僭越的很。
闻得此处有话语声，更多的人踱步过来、相互打招呼，身上不是西装外套配领带，就是POLO衫与黑长裤，似乎体面和乏味便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的一对连体双胞胎，两者共用同一套审美观。阿东被灰和黑色包围，她想起前男友也是这样的穿衣风格，看着他的着装，就能推演出他裸体的模样，即一具精瘦、苍白的身体，平躺在床上，像一隻煮了太久的沙薑凤爪，骨关节好不容易才没捅破皮肤。
她还记得将那具崎岖身体抱在怀中的感觉，古龙香水混着汗酸味，从胳肢窝往外散，滚烫的肉逐渐降温，薄嘴唇上一点死皮，刺得她脖颈发痒。窗外是夕阳或黑夜，两人定时会去开房，一般进了酒店房间，先洗澡，再上床，然後才下楼吃晚饭，花不了太长时间。
他们一直没什么话讲，週末就是进商场：逛街、吃饭、看电影，每每坐下，双方便掏出各自的手机，他刷抖音，她看微博。那是一种静态的约会，代表了一种静态的关系：两条鱼停留在金鱼缸中，排泄、进食、做爱、入睡，时不时对玻璃内壁上自己的影子发一会儿呆，却不曾想过要往玻璃外面走一走，确实是全心全意地热爱着这个遵循秩序、毫无意外的小世界。
——若无意外，他们本会修成正果，去嘉模前地登记结婚，于南欧风格的小教堂前拍几张照，在北海道度蜜月，然後买一套二手电梯房，即那些五百万葡纸起跳的两室一厅，入住了才开始备孕，孩子在山顶医院出生，养个几年，再交给中上等的好学校、菲佣、迪士尼乐园、补习社，以及座椅上堆满娃娃的私家小轿车。
“这有什么不好呢？”分手前，男友百思不得其解地说，“安安稳稳，大家都是这样啊？”
过一会儿，见她沉默，他又追问：“你外面有人了？”
她仍没有回答，手指僵硬在手机键盘上，像是抓住了炸弹的引爆器，不敢鬆懈。舌头上有千言万语，阿东却半个字也不能吐出来，在心底裡，她只想着“新抱”和“姑爷”两家人首次见面的那顿饭：她想着男友的母亲，那张没什么肉的面孔，纤细、就要褪色成深蓝的纹眉，还有那位不忠但也十分拿得出手的大学教授丈夫。她想着他们的婚姻，也想着自己父母的婚姻，想着可谓天差地别的两拨人，却在过着本质上并无两样的日子，是一件多么怪诞的事。
“在这裡穿婚纱，也不算寒酸，”眼下，阿东观察起舞臺上的模特，忍不住对自己悄声说，“当时準备摆酒，不是这裡就是万豪轩，说不定更高级点，去上葡京那种赌场酒店——要是他爸爸妈妈想挣点面子、出手大方些。”
分手後，前男友很快交了新女友，今年一月订了婚：大钻戒配小女人，微信朋友圈裡闪着亮光。阿东一张张看完，划过去，又划回来，小心翼翼点了贊。看看别人，再看看她自己：上了年纪，再不成家，以後遇到熟人、长辈，她就得被叫“罗姑娘”了，多可笑，又不是护士 ——这是母亲最常挂在嘴边的担忧，虽说如今再没有人会用这样的称呼。“姑娘”不“姑娘”的，听上去，就是一个头髮花白仍编着麻花辫、穿着皱巴巴棉麻旧衣裳的老女人，独居唐楼，靠侄子外甥的探视打发时间……可阿东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
“等我和你爸走了，你在这世上就是孤独一人了。”
然而，于她而言，不需等到父母过身，孤独在现在就已是常态。独自一人坐巴士出来应酬，也要独自一人坐巴士回家睡觉。但与之前所设想的不同，回归孤独後，世界并没有对阿东敞开什么，反倒生出了一层半透明的皮，将她与周遭的人与物隔绝开；又像是阿东正在黑暗的大海上漂浮，目送一艘灯火通明的鬼船渐渐驶远，耳边还萦绕着汽笛声——催促她快些爬上甲板，莫要再耽搁时间了。
喧嚣变得愈发激昂，阿东睁大朦朦胧胧的眼睛，无可奈何地继续看下去。不多时，女模特总算得以离场：她软着腿，脸上依旧挂了笑，白纱裙在灯和汗的作用下近乎透光；乾冰仍在，台下，舞蹈团已等候多时，她们似是某个演艺学校的学生，近乎小孩子的面容，配上修长的身体，套着草绿与金色的表演服，像印在泰国明信片上金鸡独立的暹罗女人，一个接一个地攀上舞臺，表演服下摆的亮片发出轻细、淅淅索索的响动。
一位中年妇人立在一侧，用手打拍子，喊：“对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既是老鸨的口吻，也是老师的语气。
配乐前奏冲破音箱，女孩儿们摆好姿势，神情莊重。在即将开场前那短暂的一刻，臺上与台下的人皆屏住了呼吸，摄影师们的食指轻按在快门键上，跃跃欲试，像猎人瞄準了就要飞起的鸟群——
枪声响起，阿东慢慢离开座位。椅腳在地毯上划出白痕，纵使动作小心，在场仍有不少人朝她行注目礼，恐惧中，她差点忘了拿皮包。几年前，阿东侥倖从这裡逃了出去；现如今，为躲避大屠杀的血腥画面，她不得不第二次上演这场仓皇的滑稽戏。不愿再碰到发放入场券、知晓她姓名的荒原三女巫，阿东钻进专供服务生出入後厨的酒楼暗巷：数条走廊交织，没有灯，待洗的桌布堆满角落，有人坐在破烂的沙发上低头玩手机，有人端着餐盘疾步行走，他们齐齐抬头看向阿东，黑暗中的眼睛黯淡无光。她结结巴巴说“唔该”、“唔好意思”，双腿跨过一袋袋等候发放的摄影学会周年庆纪念品，双手摸向一道道不知通往何处的木门。但是，纵使身处迷宫深处，阿东的脑袋裡仍在回忆着那些模特儿、那些舞蹈演员，那些不入流的“艺人”：她在想还要有多久，她们才会在男人长长的镜头下彻底破裂、报废；她在想还要有多久，自己才会被相机捕捉，继而永远地停留下去——在这个没有盡头的、嘉年华的夜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