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濠軒酒家門外的大馬路上，消防員已鋪就好氣墊，正耐心等待樓廈天臺上的人往下跳。員警左右晃動螢光交通棒，指揮行車拐彎繞走。這一站剛上了巴士的乘客皆驚魂未定，他們堆積在車廂中部，一個個瞪大眼睛，仍在張望那張大氣墊——好似遊樂園內滿載兒童的充氣城堡——口中驚叫：“有人要自殺啊！”
這是澳門本月第三宗自殺未遂。事後，報紙會告訴大眾，此次的“企跳者”是一名十五歲少女，不過並沒有解釋行為原因。有人將作出常見的揣測：“女學生跳樓，不外乎是情感問題，或考試成績不理想、被父母罵得太厲害，想不開——太脆弱！”也有人要感歎：“現在自殺的人越來越多了。”而在那當下，隔著耳機，阿東則是聽見有人喃喃道：“又來？”
巴士由此改道，拐進“果亞街”，再左轉、切入“羅理基博士大馬路”，一路悠悠晃晃，應當也駛經了“生銹鐵” 。夜裡，阿東看不大清楚街景，只知道自己在往目的地反方向前進。剛過六點四十五分，再有十五分鐘，她就該遲到了。阿東於是想：早不跳，晚不跳，偏偏挑她有飯局的時候，真是討厭。
然而，縱使她對自己誠實，如此露骨的話語奏響在腦海中，還是顯得有些駭人，甚至於令阿東隱約感到不祥。巴士掙掙扎紮，終於找到出路，兜了一百八十度大圈，把車上的人晃得東倒西歪，回歸正軌，將自殺者遠遠拋離身後。他們上了“海邊馬路”。目之所及，仍是一片混沌。沒有月亮，海對岸被填出的陸地，其上蒙著綠布的兩棟經屋大廈 ，尚未封頂，此時亦不可見。
大海，無窮無盡的黑暗。
窗玻璃成了一面水銀鏡。阿東往裡面瞧上一瞧，如同古人朝水井深處窺探天上的月亮：圓白的臉，狹小的眼睛，還有繁複、永不停止生長的皺紋。生活和工作的紋路在她身上交織著。一身皮囊，被汗水與潮濕的亞熱帶季風氣候浸泡太久，已漸漸鬆弛，再不能完美契合這具骨架，以及棲息其中的靈魂。
汽車左轉，再次鑽進兩旁全是居民樓的市區。馬路上紅彤彤的，堵了，鮮紅色的車尾燈河無有盡頭。車廂過道裡站著兩個中年婦人，一人歎息起賭鬼弟弟長期欠債不還，一臉苦相：“……又找我借七千，一直說贏錢贏錢——贏了，你總該還點給我吧？”另一人點頭傾聽，然心不在焉，顯然忙於梳理自己內心中紛亂的思緒，無暇顧及旁人的煩惱。冷風從風口呼呼往外傾瀉，凍得阿東胳膊發酸。她被困在車廂內，正如約拿或匹諾曹受困於鯨魚腹中。這是一個封閉的噩夢，不管是時間還是空間，皆沒有出路。她便對自己說（就像是在施展一道咒語）：“我不在此地，我不在此時，我不在眼前，我不在過去，我也不在未來。”
越是尷尬的情形，阿東抹去自己存在的欲望也就越發強烈。她想要迷失在沒有姓名的森林之中，將頭銜和名片丟向無名氏的大海深處。
今天是禮拜日，可阿東既不能休息，也不是去做禮拜。一天兩場應酬，確實平日少有：中午，她和不知名的藝術協會聚餐，與一眾策展人、會長、副會長、理事長們在漁人碼頭的麗宮酒店吃自助。去拿飲料時，阿東看見積雨雲在氹仔的天際線上緩緩駛過，如同白色帆船盛滿了大風。於玻璃門後，她凝視許久，幾次想推開門、走出去，哪怕只是吹吹海風、曬曬太陽——可到底沒有踏出那一步。對交際秩序的畏懼，亦或是社會本身將阿東規訓得極好。她回了座位，保持微笑，用叉子將青口從翡翠色的殼內拖曳進嘴裡，對其他人的交談點頭稱是——桌上什麼都說了，唯獨不聊藝術。
“經費給得少，比前幾年少了很多！”一位她記不住名字的秘書長歎息道，“上個月，我去日本開會，只報銷一張機票就要三家比價……”
另一個頭銜已失落於對話之中的男人，雖忙於拆蝦殼，仍不忘笑答：“全澳門市民共度時艱啊，懂不懂！”
幾個人轉而聊起過去數次在國外“學習”的經歷，對豪華酒店、高檔餐飲、著名景點進行一長串過於詳細的比較。他們的語氣中淨是驕傲和遺憾，表情在說：“如此優渥、無憂無慮的日子，將來再不會有了。”眼睛卻是在感慨：“幸而我們曾嘗過那種生活，知道其中滋味。”
像是不幸飲下了劣質紅酒，阿東口中酸澀不已。不入流的媒體人，她趕不上那全盛時代的末班車，所能得到的全部好處，僅是幾頓同樣不入流的次等宴席，例如今晚要參加的鏡海攝影學會周年慶聚餐——
一張餐券三百六十八澳門元。會長當然免了阿東的錢，因此郵件中再三叮囑她要到場，聲稱“會有專人接待”，請這位元記者兼編輯兼攝影師兼文化人務必賞光。請柬在敲定赴約後才被準時發出。硬卡紙，上書燙金大字，裡頭卻沒有阿東的姓名——名字是印在信封上，而不是在請帖裡——請帖們是統一印刷的，暗示這不是一次隆重的社交活動、阿東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來賓。
“八月二十七日，周日，晚上七點，”打開請柬，她緩慢念道，“嘉年華大酒樓。”聽在耳朵裡，就像是個約會。
和真實的約會大概也差不多：照母親的意思，為了這種場合，阿東就該穿好衣服、化好妝、做好頭髮。對於現年三十多歲的女兒找到如意郎君、結婚成家一事，當媽的還懷有希望，雖然在澳門，女性三十多歲仍單身，在旁人看來不能不算是一件悲哀的事。
兩天前，母親把她拉進廁所，興致勃勃地當了一回理髮師。“黑廁”狹小、潮濕，阿東將客廳裡吃飯用的圓凳搬進去坐下，一身的汗，媽媽被擠在廁所門外，吃力地揮舞剪刀。她們裸露在睡褲外的腳踝，很快便沾染上了黑色的碎發，令皮膚瘙癢難忍。瓷磚地鋪了一層舊報紙。為了不看鏡子，阿東低下頭，勉強讀到幾條新聞的標題：《搶鹽？咪信！》、《盂蘭節，鬼節？》，等等。她想起下班時經過超市，一個女人推著嬰兒車、牽著小孩，站在街道正中央，沖超市內收銀員問：“還有沒有鹽賣？”不等回答，便怒氣衝衝道：“那些人，真是神經病啊，搶鹽都想得出？我家裡剛好缺鹽……”
“我們這兩天買鹽了嗎？”阿東問。
母親手上動作不停，“你爸昨天去搶，扛回來很重，有十幾斤，腰都要壓壞掉了。”她回答，末了再補充一句：“把核污水倒進海裡——日本人啊，壞透了！”
“我們今年燒街衣嗎？”阿東又問。
“哪一年燒過呢？”母親說，梳子輕輕撓過她的耳輪。
廁所頂燈，剛按下開關時極亮，這會兒像是突然想起自己的保質期，漸漸暗了下去。活在當下，遺忘過去，沒有祖宗。鏡子裡的阿東，被陰影輕輕地攏在懷中，是一個沒有往昔的無名氏。像一株草，她想，或是別的什麼渺小的東西。
“就穿那一件，”母親在背後說，“我今晚把它熨一熨——你穿那件好看。”
阿東當然知道“那一件”是哪一件：前兩年疫情還沒結束、澳門正冷清的時候，一家人習慣週末到處閒逛。街上店鋪一半關了門，另一半搖搖欲墜、靠折扣與商家賠笑臉勉強維持。“那一件”紫雪紡襯衫，嵌了珍珠紐扣，居然也是日本出口的東洋貨，在一長串絢麗的衣衫中被母親挑出、塞入阿東的手裡。她鑽進服裝店堆滿雜物的試衣間。天花板承載著通向二樓的樓梯，傾斜下來，壓得阿東脫衣服時不得不半低頭。襯衫在橘黃的燈泡下溫順地閃著絲綢的光澤，它下擺垂墜，布料因靜電緊貼在阿東的肚皮上，涼颼颼的。
“很適合你啊，”老闆娘稱讚道，臉上每一道皺紋都凹陷進去，笑容滿面，即貪婪的、帶有希望的笑容，“這是——新款，剛到的，質地好，透氣又舒服，很適合在澳門穿！”
全是胡說八道：雪紡一點也不透氣，把夏天汗津津的肉體一股腦裝起來——甚至叫她想起了電影裡的裹屍袋，或恐怖故事裡殺人犯手中裝有碎屍塊的垃圾袋。但小店內冷氣兇猛，涼風呼啦呼啦往人頭上吹，使人如何不感激那輕薄但嚴密的雪紡衫呢？斜靠在牆上的金邊穿衣鏡，它確實把阿東照出了新奇的模樣、賦予她只存在於鏡子內的嫵媚氣質。如果說時尚品牌的廣告海報中，女模特兒們不單是在推銷商品，更是在販賣一種生活的幻影、常見於電影角色身上的迷人特質，那麼服裝店的鏡子就是海報，其中的試穿者便是模特兒。他們自我誘導、哄騙著，將心底深處的欲望投射在鏡面上，就像在閱讀一張張幻燈片。
去尋求另一種人生，僅是通過購買一件昂貴的商品、通過對自己長久且失真的打量，這無疑是一種屈辱。她踉蹌幾步，回身去換上穿來的舊短袖衫，解扣子時，還能隔著薄薄的木板，聽見母親與店家講價的過程，不厭其煩。此後，這件日本貨就成了一定要用衣架掛起的壓箱底“戰袍”。
在家中沒有柔和燈光襯托的鏡前，醜陋與五官的不如意處被放大了許多倍。新髮型配好衣服，按理說，她應當會是——哪怕稱不上“美”——漂亮的。頭髮碎散在地上，阿東前傾身體，小心轉動腦袋，在不同光線與角度下，仔仔細細端詳著滿臉驚恐的阿東。
第二天醒來，晨光卻是無情，或是睡姿不對，叫髮絲不如昨天那樣柔順，阿東自覺像是個稻草人，簡直沒有臉面踏出家門。衣著也出了問題：下半身穿什麼裙褲、選什麼襪子、配什麼鞋？母女倆折騰了一上午，爸爸坐沙發上讀報看新聞，偶爾給出一兩句意見，全是幫倒忙。
她想起上一回這般鄭重地打扮，還是與前男友一家第一次見面。巧的是，當年他們挑的地方，也是“嘉年華”。
收到邀請函後，這樁往事亦曾短暫地掠過她的腦海。現在，阿東在巴士上坐了十來分鐘，手錶長指針往“遲到”欄目一點點挪去，她的心又不可抑制地因該回憶而顫抖起來。似乎為了戰勝失禮所帶來的不安，就必須尋找出另一件更叫人憂愁的事，才能蓋過眼下的緊迫。為了從現實中逃離，人便只能往回憶裡走去。
那次去嘉年華吃飯，同樣是身上這件好衣服，也同樣是一場煎熬。
阿東的前男友真乃一表人才：二十歲出頭就當機立斷考了公務員，還是“430”，每個月工資三萬起步。父母親中，一個在大學教書，另一個在中學教書。一家人住海洋花園三房一廳，開一輛寶馬車，養一隻泰迪狗，每年旅遊一次歐美或日本，每月吃一頓五星級酒店自助餐——標準的、優渥的中產階級。
阿東和這位天之驕子，兩人是怎麼敲定關係、甚至順利進行到談婚論嫁階段的，在旁人看來，一直是一個謎。
她在家長見面期間的表現是不錯，全程斟茶倒水、卑躬屈膝。來的不僅是男方的父母，還有些雜七雜八、記不清血緣關係的糟心親戚，隨從一般圍著夫妻倆轉。大學教授和中學老師矜持慣了，有難聽的話，就借由姑姑嫂嫂、小叔子大伯伯的嘴說給阿東聽。有多少存款？人工幾何？買房能貢獻幾多月供？幾時生小孩？一胎太孤單，起碼兩胎才說得過去吧？
“三十歲不年輕了，高齡產婦啊！”
阿東微笑，口含普洱茶，不說話，男友坐一旁刷手機、打哈欠。四下空洞洞的，沒什麼人，只除了幾個食客悄悄躲在角落裡吃幾籠點心。這一桌卻是熱鬧，身處其中，仿佛根本沒什麼疫情，若眼珠子只往桌上看，生活就還是老樣子——宛如一個夢。不過大家仍牢記要用公筷、咳嗽時捂嘴、打噴嚏前離席，手用消毒濕紙巾搓揉太多次，燈光下泛著粉紅，像被新鮮斬下的豬手。
過了一會兒，阿東低頭喝起是日例湯。青紅蘿蔔煲豬骨，味道太淡，但她吞咽緩慢，仔細品嘗，如此便有正當理由長久地把頭低低埋下，不說話，打發掉一點時間。
阿東自己的父母亦倍感為難。媽媽當了大半輩子的公司文員，全部的職業生涯都是在同一個小隔間中度過的，遠算不上有見識；爸爸推銷保險，近兩年業績慘澹，久坐辦公室，天天盤算著要提早退休，勻出時間多陪陪他包養在拱北的廣西女朋友。對於這個女婿，他們又愛又怕，表面上敬重到了巴結的地步，背地裡卻忍不住有頗多牢騷，說他目中無人，根本不尊重長輩，平日碰見只淡淡打一聲招呼，逢年過節更不見買些好東西孝敬。
就要當岳父的爸爸嚷道：“還沒結婚就這樣，結了婚豈不是把我們都踩在腳下？”
在親家面前，不約而同地，兩人都努力要擺出不怯場的派頭，行為舉止與嘴臉因此更引人注目。媽媽生怕被人說小氣，忙不迭點了菜單上最貴的菜品，動作倉促、聲音尖厲，反倒顯出了不體面，明顯是個不擅長交際的主婦；爸爸帶了“大紅袍”，無休止地誇耀這烏龍茶的珍稀，又再三叮囑服務生“先燒開一壺，把水倒乾淨，再澆第二壺水，茶才算泡開”，可茶泡開後上了桌，別人賞臉抿了一口，也只淡淡誇一句“還不錯”，不聲不響就殺了他的威風。
“我那裡還有……還有一點白茶，雲南的，”他給自己找補，尚未飲酒，脖子已漲得通紅，被硬邦邦的襯衫衣領勒出幾圈漣漪，“千年茶樹的茶葉，當地朋友炒一炒就送過來了，好東西！”
這下，人家連敷衍話也說不出來，只專心吃菜、與自家親戚說笑。過一會兒，幾個人又開始歎氣，講起前幾天又有人陽了，一路查一路摸，再把重點人群放進工人體育館做核酸，裡頭人山人海，冷氣又開得太足：“沒病都要吹出有病了！”
“這幾年經濟不好，很多人吃不起飯，天天見有跳樓的，真是嚇死人。”未來的婆婆瞥阿東一眼，沒有表情，幾乎看不見嘴唇，扭頭就對兒子感慨：“你呢，運氣不錯，工作好，長相也好，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那樣心急要結婚，不過年紀輕輕就有責任心、想成家立業，我們也該知足了，對吧？”
當然，聽了這話，阿東是一陣難堪，好在肚中尚藏有足以自我安慰的花邊新聞：她曾聽自己家的表妹、未來公公的學生說，韓教授在課堂上總愛提老婆，抱怨她脾氣差，還沒什麼文化，在中學教語文，連林黛玉和薛寶釵都分不清楚，簡直是誤人子弟！回家後，夫妻倆更是聊不到一處去，“話不投機半句多”。借著這樣的由頭，他便與幾個女學生走得有些近了，一下課，單人辦公室時常要迎來幾個“知己”，嘰嘰喳喳地，百靈鳥一樣。
而在那當下，“對吧”兩個字落地後，桌上便順勢安靜下來，如同一則疑問被用力拋下，正耐心等待一個註定無法得到滿分的回答。男男女女們，或是舉起茶杯擋住臉上的笑容，或是低頭啃食碗中排骨、實則豎起了耳朵。有那麼一秒鐘，世界就此凝固，像一枚一直運轉順暢的齒輪，忽地停滯，將一整條生產線都給耽擱了下來。
一頓飯結束後，各自告別前，男友的母親興致勃勃地對阿東講了句悄悄話，大約忍耐了太久，怕消化不良，終於還是要發作：
“記住啊，以後這種場合別穿這麼晃眼的衣服——花花綠綠，襯得你臉好黃！”
回到家，阿東苦想了半個月，磕磕巴巴編寫出一條微信發給男友。依照天底下所有即將分別的戀人的慣例，二人你來我住周旋了半日，總算一拍兩散。雙方是和平分手，互相連好友都未拉黑。但“嘉年華”，她是再不曾去吃過了。並非刻意回避，更似是酒樓整個就從阿東的地圖上被挖空了去——直到眼前這個夜晚。
“應該叫一輛的士的，”阿東想。巴士久久不動，她的臀部因為在硬車椅上坐太長時間，已經開始酸痛，惹得人不得不左右搖晃起自己的身體，試圖改變重心、減輕一點尾椎骨的負擔。“哎呀，真是不堪。”
車輪駛過一個十字路口，像堵塞的血管做了“通波仔”，漸漸順暢起來。司機大踩油門，急拐彎處亦不松腳，晃得乘客們頭暈眼花。粵語、普通話和葡文的報站聲響起複又平息，阿東撳了落車鐘，看一眼扣子、捏一下袖口，這才站起身，跌跌撞撞穿過人群，一路喃喃“唔該”。
下了車，她不需要手機指引方向，數年未去過、甚至不曾路過的地方，依舊是待在原處、無有改變的。黑漆漆的街道在腳下舒展開，剩餘的城市皆隱沒於夜色深處。地勢升高了，阿東往上坡攀爬，熱烘烘的空氣急忙忙由鼻腔進去，尚未過肺，便慌張張從口中湧出。沿途的咖啡館、中國電信、CTM 與五金鋪皆關了門，唯有麥當勞橙黃色的M字招牌，和“嘉年華”的霓虹燈，在人行道上方閃閃發亮。她加快腳步，進了大門才停頓片刻、喘一口氣，一身濕透，額頭上全是汗。
不見門童，亦沒有迎賓小姐，大廳空無一人，角落停著三輛投幣搖搖車，盜版、走了形的卡通車頭全是灰塵；電子屏滾動播出“聖心中學同學聚餐”和“鏡海攝影學會二十周年聯歡會暨攝影年度大賽頒獎典禮”，旁邊另張貼有一張粵劇海報，九顆彩色的演員人頭排列成九宮格，清晰度有限，彷如標識有懸賞金額的通緝犯大頭照，應當是永樂戲院的演出宣傳，不知怎麼竟貼到了這裡，可能是此地老年食客數量較多的緣故。
二樓則漂亮不少，應是重新裝修過，與地面層的落魄、門外的晦暗街區相比，真是一派了不起的豪華景象，叫人實在難將眼前富麗堂皇的內裡，和腳下這棟樓廈髒兮兮、破爛爛的外表聯繫起來：設計者把凡爾賽宮的鏡廊與中式酒樓“炒埋一碟”，使它搖身一變，成了一棟現代西洋宮殿，細節中充斥著人們對巴羅克與洛可哥風格的廉價遐想。水晶燈從石膏天花板上垂下，牆壁上嵌有鑲了金邊的水銀鏡，地毯沒有一塊汙跡、一處缺口，紅和紫的牡丹圖案華美而不顯俗氣，花團錦簇，與空氣中耀眼的光線匯在一起，透出一股風度翩翩的自信，如同在高聲朗讀一則宣言：此地的富貴將永無衰亡的可能。
可是，客人卻並不算多。散客稀稀拉拉，中學的同學聚餐也不過兩、三圍酒席。角落裡，酒樓經理與幾個服務員在一張桌上用餐，滿臉晦氣。阿東認出那張面孔，記起前男友的父親與經理是老相識。上一次吃飯，對方中途過來打招呼，與阿東握了手，不住誇讚這對年輕的情侶男才女貌，一看就是天生一對，又笑指將來也應當在這裡辦婚宴，打折自然不在話下，壓箱底的好酒亦會雙手奉上。
眼下，她見對方就要抬頭，便趕忙向前挪步，行過舉杯痛飲的老同學聚會，朝“鏡海攝影學會”的牌子走去。
一面三層樓高的巨型屏風，畫了花鳥的圖案，在大廳中央頂天立地，把兩撥不相干的人分隔開，實在是古怪的隔斷。屬於攝影學會的那邊廂，一張長桌擺在入口處，背後坐了三個中年女人，相互間聊著閒話，百無聊賴。她們著裝的顏色和款式極相近，皆是暗色系的紐扣開襟毛衣衫，配一條露出半截小腿的直筒裙，只掃一眼，阿東便知道：這三位婦人在生活中，多是擔任文員、秘書一類的職位。
“誰啊？”左邊那人開口問，視線已經投向點名冊。阿東報上姓名，三人又面面相覷，眼神中相互詢問這是哪號人物、究竟什麼來頭。“好像是有這個名字，”半響，右邊矮一點的女人突然說，“媒體記者，不用給錢的。”
聞言，端坐正中央、三人中神情最莊重者挺了挺腰，將點名冊拿到面前，再扶一扶鼻尖上的眼鏡。她戴了黑色手錶的右手，由頭到尾，於眾人的姓名上緩慢往下滑動；左手抓住一疊餐券，如同抓起一疊百元大鈔。不多時，旁邊的人眼尖，驚呼一句“找到了”。領頭者聞言，揚起眉毛，命令：“給她一張。”橡皮筋被扯開，刺啦一聲，阿東接過長方形的小卡紙，把它夾在請帖中間，像看話劇時將戲票夾在場刊裡，為洗清了蹭飯吃白食的嫌疑，心中千恩萬謝。
“不要搞不見啊！”對方叮囑，不過並沒有詳細說明餐券不見的後果是什麼。
“坐在第三桌，桌上有名字。”另一人補充一句，然後不再看阿東，重回三方閒談，聊得不亦樂乎。
她便邁步，繼續往前走。
出乎意料，周年慶尚未開席，亦不曾有人入座，幾張圓桌裸露在燈下，光禿禿的木質芯子，上面空無一物。時間是七點四十，她看一眼請帖，忽地發現其中印有一行小字，寫著“七點至八點：攝影活動”，於是恍然大悟，因為就在空蕩蕩的宴會廳右側，一大群人，疊羅漢一般，於鐵架子上分三排站立，高、中、低，像中學的合唱與詩歌朗誦演出。然而他們並非表演者，而是面朝舞臺、沖臺上翩翩起舞的女模特按下相機快門。
“殺死人啦，”她聽見有人大聲說，“靚女，腿再抬高一點！”
這便是“攝影活動”吧，阿東正想，剛打算湊近看看，就有人迎上來，低聲問：“羅小姐？”
她點頭，一邊將請帖塞回皮包，“不如先坐下？”對方又說，是社交界中地位不上不下者常有的輕柔語氣，“他們大概要再過半粒鐘——”
他便自顧自地講起話來，絮絮叨叨的，一會兒抱歉沒有好好招待，還望她多多包涵，一會兒介紹“攝影活動”的流程，透露接下來還有舞蹈團上臺演出、供會員拍攝，一會兒提起某位元雙方都模糊認識的文化圈名流，解釋那人今天也將應邀出席，但忙著開會，要晚些才到。阿東微笑點頭，中途艱難插入些許應答的話語，例如“是嗎”、“好”、“原來如此”，最後，到了無話可講的地步，也是急於去迎接新來的貴客，對方再次請她坐下，仿佛阿東突兀地站在宴會廳中央，對他而言是不能承受的重負，或是對宴會禮儀的一種褻瀆。“我先去跟別人打聲招呼，”他說，“羅小姐先坐下，坐下休息，等下再聊——”
阿東於是坐下。目送此人離去，她忽地察覺自己不曾詢問對方姓名，疑心他就是會長，頓覺自己剛剛寡言少語、表現不佳，實在有些可惜，但也無可奈何。一整座宴會廳的沉默壓上肩頭，她把皮包放在隔壁座椅上。服務生疾步行來，將桌布在半空中抖開，白色的布料徐徐下落，沒有煙頭燙出的黑洞，也沒有老煙槍黃牙般不潔的油漬。鋪好桌布，服務生斜看她一眼，手上接過同事搬來的玻璃圓轉盤。那是個廣東人長相的女人，可能很老了，也可能還很年輕，因為瘦和黑，看不出年紀，然力大無窮，一口氣便將轉盤卡好了位置。
“動作快點，拿號碼牌過來啊！”服務生指揮著，又漸漸走遠了。
桌上仍未有碗筷，但已擺好煙灰缸。眼下正需要一團緩慢上升的煙霧，阿東想，若是會抽煙就好了，畢竟開場前的宴席和散場後的宴會，實為狂歡的缺席與死亡，唯有玩世不恭的姿態，才能使自己不至於被這團虛無所侵佔。因為抽煙是人正在進行沉思的證明，一個沉思的人，與一個發呆的人相比，定會顯得沒那麼可悲。而眼前的景象，則使她想像出一對深陷苦戀的情人，于新年晚會結束後，在散落氣球和彩紙的舞池裡，仍相互擁抱、慢慢搖晃著身體，遲遲不肯離去——那是只在電影裡才會出現的場景。
兩個男人向這一桌靠近，遲了到、參加不了活動，或是沒帶器材、不想湊熱鬧，都上了年紀，似乎跋涉了許多路，急需歇腳，便拉出椅子，一屁股在阿東旁邊坐好，發出疲憊的歎息。其中一人不怎麼隱晦地對她打量片刻，然後轉頭聊起了從前的一名會員，說他前些年移民去了加拿大，現在終於老了，再難坐長途飛機回來與老友相聚，又聽聞他近日生了病，住進醫院，恐怕凶多吉少——加拿大的醫療，大概是好的吧？另一人遲疑地問，對方趕忙發出不屑的反駁：“好什麼！要等很久啊，等到死都輪不到做手術，好慘的……”
二人便開始列舉這些年一個個出了國和閉了眼的攝影師，那是一張細節模糊、無有止境的清單，充斥著駭人聽聞的傳言，與幸災樂禍的落井下石，因為他們的記憶尚不算清晰、人脈也不夠廣闊。阿東就這麼聽著，一邊走神——這就是生活？她悄聲問自己，一些遲遲不開的飯局、一些尷尷尬尬的交際，以及被旁人拿去說笑取樂的近況，這就是生活了？好比這樣一個攝影學會，女人都是秘書，男人全是業餘攝影師；秘書們在門口收錢登記發餐券，攝影師們對著臺上的模特兇猛地按快門、“殺菲林”，偶爾集體跑去桂林拍一拍梯田——這就是足以戰勝生活空虛感的藝術創作了？
黑壓壓的人群棲息在鐵架上，快門加劇了，聲音交織成一道鋪天蓋地的密網。還是剛才那人，他高喊“靚到殺死人啦”，激動地直跺腳，另一人跳上舞臺，指揮工作人員打光、開乾冰機。女模特身上的白紗裙被汗水打濕，裙擺難以飄動；她數次抬起一條大腿，身體後仰、下腰，再彈跳回站立姿勢，雖是舞蹈的動作，可節奏極快，由此淪為無機質的重複性活動，不帶情感，類似於科技展覽會上披了矽膠皮囊的跳舞機器人。
拍照的人又喊，現在近乎是幹嚎了：“美死啦！殺死人啦！”
“多跳，跳起來！手臂也擺一擺，天鵝那樣——對對對，靚啊！”
乾冰機往外噴煙，形成白霧，匍匐在木地板上，濃稠、沉重、滿懷敵意地將模特吞沒，但光束解放了身體的輪廓線，她笑著、跳著，揮霍著肉身上的最後一點青春力氣。很難說清，那張在光暈正中央璀璨的臉，其笑容本身究竟是否存在著什麼意義。再往深處琢磨，便是被眾長鏡頭捕捉的那張面孔，它在電子螢幕上閃爍的次數，宛如天上的群星一般繁多，要從中尋找到哪怕僅一張獨特的照片，都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任務。然而攝影師們仍像洩洪一樣，通過按下快門，將熱氣騰騰的鼻息噴灑到她身上——
“簡直是仙境啊！”那人詠歎道，跟隨著其點頭的動作，他紮在腦後的灰白色馬尾辮，一上一下地彈動著，“簡直是仙女啊，殺死人啦！”
他們不是在拍攝，阿東想，恍然大悟，他們是在用單反鏡頭愛撫她、親吻她，像是喪失了性能力的老人，必須用濕漉漉的舌頭，從頭到腳，將年輕女子的胴體反復舔舐幾次，方能平息情欲。
她屏住了呼吸，旁邊坐著的男人們數次被那句“殺死人了”打斷交談，卻總能找回剛才被切走的話頭。“他們說吳議員這次會來，”一人看著模特在白霧中跳動，停了片刻，接著又說，“我剛才去主席桌那裡看了，有他的名字在——真是稀客。”
“主席桌的嘉賓不會準時的，要鬥遲到，看誰最晚——準時，別人就覺得你是沒事做、不重要了。”另一人作出評價，“還得提早走，趕場！上次馮總說他有一晚見了三撥人，最後喝大了，也不知道怎麼回的家……”
又一名服務生出現在桌邊，這次是個青年，他踩了黑皮鞋的雙腳，懶洋洋滑過地毯，手上攏著幾塊號碼牌，俯身將“2”擺上圓桌正中央，“3”則仍不見蹤影。阿東沒處去，只得繼續佔有此桌更尊貴來賓的座椅，像在電影院裡找不到票上的位置，只好胡亂尋空位坐下，著實是僭越的很。
聞得此處有話語聲，更多的人踱步過來、相互打招呼，身上不是西裝外套配領帶，就是POLO衫與黑長褲，似乎体面和乏味便是一體兩面、不可分離的一對連體雙胞胎，兩者共用同一套審美觀。阿東被灰和黑色包圍，她想起前男友也是這樣的穿衣風格，看著他的著裝，就能推演出他裸體的模樣，即一具精瘦、蒼白的身體，平躺在床上，像一隻煮了太久的沙薑鳳爪，骨關節好不容易才沒捅破皮膚。
她還記得將那具崎嶇身體抱在懷中的感覺，古龍香水混著汗酸味，從胳肢窩往外散，滾燙的肉逐漸降溫，薄嘴唇上一點死皮，刺得她脖頸發癢。窗外是夕陽或黑夜，兩人定時會去開房，一般進了酒店房間，先洗澡，再上床，然後才下樓吃晚飯，花不了太長時間。
他們一直沒什麼話講，週末就是進商場：逛街、吃飯、看電影，每每坐下，雙方便掏出各自的手機，他刷抖音，她看微博。那是一種靜態的約會，代表了一種靜態的關係：兩條魚停留在金魚缸中，排泄、進食、做愛、入睡，時不時對玻璃內壁上自己的影子發一會兒呆，卻不曾想過要往玻璃外面走一走，確實是全心全意地熱愛著這個遵循秩序、毫無意外的小世界。
——若無意外，他們本會修成正果，去嘉模前地登記結婚，於南歐風格的小教堂前拍幾張照，在北海道度蜜月，然後買一套二手電梯房，即那些五百萬葡紙起跳的兩室一廳，入住了才開始備孕，孩子在山頂醫院出生，養個幾年，再交給中上等的好學校、菲傭、迪士尼樂園、補習社，以及座椅上堆滿娃娃的私家小轎車。
“這有什麼不好呢？”分手前，男友百思不得其解地說，“安安穩穩，大家都是這樣啊？”
過一會兒，見她沉默，他又追問：“你外面有人了？”
她仍沒有回答，手指僵硬在手機鍵盤上，像是抓住了炸彈的引爆器，不敢鬆懈。舌頭上有千言萬語，阿東卻半個字也不能吐出來，在心底裡，她只想著“新抱”和“姑爺”兩家人首次見面的那頓飯：她想著男友的母親，那張沒什麼肉的面孔，纖細、就要褪色成深藍的紋眉，還有那位不忠但也十分拿得出手的大學教授丈夫。她想著他們的婚姻，也想著自己父母的婚姻，想著可謂天差地別的兩撥人，卻在過著本質上並無兩樣的日子，是一件多麼怪誕的事。
“在這裡穿婚紗，也不算寒酸，”眼下，阿東觀察起舞臺上的模特，忍不住對自己悄聲說，“當時準備擺酒，不是這裡就是萬豪軒，說不定更高級點，去上葡京那種賭場酒店——要是他爸爸媽媽想掙點面子、出手大方些。”
分手後，前男友很快交了新女友，今年一月訂了婚：大鑽戒配小女人，微信朋友圈裡閃著亮光。阿東一張張看完，劃過去，又劃回來，小心翼翼點了贊。看看別人，再看看她自己：上了年紀，再不成家，以後遇到熟人、長輩，她就得被叫“羅姑娘”了，多可笑，又不是護士 ——這是母親最常掛在嘴邊的擔憂，雖說如今再沒有人會用這樣的稱呼。“姑娘”不“姑娘”的，聽上去，就是一個頭髮花白仍編著麻花辮、穿著皺巴巴棉麻舊衣裳的老女人，獨居唐樓，靠侄子外甥的探視打發時間……可阿東是獨生女，沒有兄弟姐妹。
“等我和你爸走了，你在這世上就是孤獨一人了。”
然而，於她而言，不需等到父母過身，孤獨在現在就已是常態。獨自一人坐巴士出來應酬，也要獨自一人坐巴士回家睡覺。但與之前所設想的不同，回歸孤獨後，世界並沒有對阿東敞開什麼，反倒生出了一層半透明的皮，將她與周遭的人與物隔絕開；又像是阿東正在黑暗的大海上漂浮，目送一艘燈火通明的鬼船漸漸駛遠，耳邊還縈繞著汽笛聲——催促她快些爬上甲板，莫要再耽擱時間了。
喧囂變得愈發激昂，阿東睜大朦朦朧朧的眼睛，無可奈何地繼續看下去。不多時，女模特總算得以離場：她軟著腿，臉上依舊掛了笑，白紗裙在燈和汗的作用下近乎透光；乾冰仍在，台下，舞蹈團已等候多時，她們似是某個演藝學校的學生，近乎小孩子的面容，配上修長的身體，套著草綠與金色的表演服，像印在泰國明信片上金雞獨立的暹羅女人，一個接一個地攀上舞臺，表演服下擺的亮片發出輕細、淅淅索索的響動。
一位中年婦人立在一側，用手打拍子，喊：“對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既是老鴇的口吻，也是老師的語氣。
配樂前奏衝破音箱，女孩兒們擺好姿勢，神情莊重。在即將開場前那短暫的一刻，臺上與台下的人皆屏住了呼吸，攝影師們的食指輕按在快門鍵上，躍躍欲試，像獵人瞄準了就要飛起的鳥群——
槍聲響起，阿東慢慢離開座位。椅腳在地毯上劃出白痕，縱使動作小心，在場仍有不少人朝她行注目禮，恐懼中，她差點忘了拿皮包。幾年前，阿東僥倖從這裡逃了出去；現如今，為躲避大屠殺的血腥畫面，她不得不第二次上演這場倉皇的滑稽戲。不願再碰到發放入場券、知曉她姓名的荒原三女巫，阿東鑽進專供服務生出入後廚的酒樓暗巷：數條走廊交織，沒有燈，待洗的桌布堆滿角落，有人坐在破爛的沙發上低頭玩手機，有人端著餐盤疾步行走，他們齊齊抬頭看向阿東，黑暗中的眼睛黯淡無光。她結結巴巴說“唔該”、“唔好意思”，雙腿跨過一袋袋等候發放的攝影學會周年慶紀念品，雙手摸向一道道不知通往何處的木門。但是，縱使身處迷宮深處，阿東的腦袋裡仍在回憶著那些模特兒、那些舞蹈演員，那些不入流的“藝人”：她在想還要有多久，她們才會在男人長長的鏡頭下徹底破裂、報廢；她在想還要有多久，自己才會被相機捕捉，繼而永遠地停留下去——在這個沒有盡頭的、嘉年華的夜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