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雪糕要先苦後甜
◎ 袁绍珊
乍暖还寒、又湿又冷的春天，让人提不起食欲，舌头发苦，竟想起了椰子雪糕。
虽然长居于亚热带，但雪糕对我一向缺乏吸引力，吃得最多是在北京唸书那几年。有些同学特别挑下雪天去买雪糕，说越冷的天气，雪糕的口感越高级。这是勇者的行为，青春的表演，我这南方人的牙齿受不了。在圆明园休眠了上百年的古莲子，前阵子终于復活开花了，景区顺势推出了荷花状、荷花味的“荷花冰”，强调高档进口食材，引发公关灾难，网友指责在被列强烧燬的颓垣败瓦间，卖的雪糕若不是百份百“国货”，就是对老祖宗的不敬，对国耻的善忘。
若要追本溯源，中国早在三千年前已有冰品，虽说中医认为冷饮冷食伤身，但吃冰无疑是没有冷气机的古人的消暑乐事，上至天皇老子，下至贩夫走卒，到了炎夏也渴望吃点冰镇良品过过瘾。古代藏冰不易，价格高昂，冰窖的管理、探冰的操作、冰块的分配，和皇权一直紧密相关。除了祭祀要用冰，歷代皇帝也会把皇室藏冰作为给臣子的福利和赏赐，用以防暑降温、食品保鲜及製作冷饮，称为“颁冰”。
到了唐代，市场上开始出现卖冰的商人，咏冰品的诗句铺天盖地。杜甫在《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中，就有“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的享乐见闻，炫耀自己在长安丈八沟喝到了贵公子调製的冷饮，吃了歌妓亲手做的冰镇莲藕丝。唐代还有以奶油为基底、低温凝固的“酥山”，与今天的花奶刨冰相近，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咏酥》中对此大加赞赏：“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销。”从公子佳人，到又爽又飘，歷代诗人对冰品的评价，不约而同都是入口即化、仙气缭绕的感官乐趣。
宋代商业发达，冷饮不仅花样繁多，享用者也由官宦贵族扩展到了庶民百姓，吃冰，由一种神圣的权力，变成会过日子的方式。如北宋《东京梦华录》中的“凉水荔枝膏”和“沙糖冰雪冷元子”，南宋《梦梁录》所记的“雪泡豆儿水”和“雪泡梅花酒”等冷饮，单听名字已够销魂。
清代的藏冰业高度发展，冰不再是罕贵之物。相对于北宋的冰店竞争少又高档（如《东京梦华录》记载“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器”），清初京城的卖冰者已是挨家逐户的流动小贩，以铜盏相碰作响，招徕顾客，如清初王渔洋的诗句“樱桃已过茶香减，铜碗声声唤卖冰”，且多以“冰核”的形式贩卖。清人严辰《忆京都词》注：“京都夏日……宴客之筵必有四冰果，以冰拌食，凉沁心脾。且冰亦可以煮食，谓之冰核。冰窖开後，儿童舁卖于市，只须数文钱，购一巨冰。”另据富察敦崇于1906年出版的《燕京岁时记》：“京师暑伏以後，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擅长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勐将周瘦鹃就特别喜欢，认为北方沿街敲盏卖冰，比南方有韵致，1951年夏天他重访京城，却失望地发现昔日的沿街卖冰，早已是永不回来的风景。
古代的冰品，形式大多介乎于冰果、冷饮、冰糕与刨冰之间，雪糕发展的真正突破点，是元朝，马可．波罗则是元代饮食界的带货达人。《东方见闻录》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用牛奶和冰水製成“冰酪”，可视为现代雪糕的雏形，配方也因此从北京传入欧洲。另一说法是中国的雪糕製作技术，在十三世纪经由丝绸之路的商旅传入意大利，再传入法国、英国等地，经过几个世纪的各自发展，改良创新，才有今天百花齐放的局面，让中国人反过来视舶来雪糕为上品。内地近年推出的茅台味、芥末味、四川麻辣味雪糕，倒成了土豪和网红的新宠。
牛奶好的地方，雪糕通常都做得不赖，法国、澳洲、意大利的雪糕，简简单单的天然原材料已相当好吃，配以玫瑰、蜂蜜、草莓、芒果、百香果或海盐焦糖，滋味更上一层楼。日本北海道的农作物和牛奶，有如上天的慷慨馈赠，越是小型、乡下地区的牧场，做的奶製品和雪糕越是超凡入圣，奶味浓而带野趣，加入抹茶粉、焙茶粉倒是画蛇添足了，泡完露天温泉吃上一小杯，通体舒畅。泰国小摊用椰皇配蝶豆花雪糕，清甜芳香，是配料比雪糕更出彩的代表。美国的雪糕十有八九甜死人不偿命，口感厚重，味道纷杂，怪力乱神，吃完一嘴巴都是让舌头发涩的人造色素。一如威士忌酒心巧克力，加了酒的雪糕，苦味提升，罪恶感减半，日本清酒雪糕，或含朗姆酒的墨西哥雪糕，一年四季吃都合宜。
美洲的雪糕，混合更多歷史的爱恨情仇。古巴雪糕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面交锋，除了传奇的“社会主义雪糕殿堂”Coppelia，私营的雪糕车、雪糕店近年逐渐湧现。苏联解体後，古巴失去了老大哥的补贴，需要寻找庞大的外国资金，狂热的雪糕迷卡斯特罗早在2003年，让雀巢公司与国营企业Coralsa共同投资，以独家专营权的方式置厂生产雪糕，使资本主义雪糕得以进入古巴的社会主义市场。吃雀巢雪糕是古巴中产阶级的炫富方式，如今在古巴买到的雀巢雪糕，一杯售价约2美元（Coppelia一球雪糕才卖5美仙），相当于一般国营企业职工的日薪。Coppelia出品的国营雪糕非常稀淡，动手腳掺了水全民皆知，但售价也是全球最低廉。
除了在Coppelia吃过平民雪糕，我还在夏湾拿一家咖啡店吃过古巴私营雪糕。男侍应做过兔唇手术，有着古巴餐厅中常见的高冷和慢调斯理，但细节中见暖意。明明可以像应对其他客人那样，给我拼凑几勺卖剩的雪糕片，他却为我开一盘全新的雪糕，为的是刮出完美的球形。刚拿出来的雪糕冰硬如铁，他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挖不动，只好尴尬地用身体语言请我先到户外座位等候，我用蹩腳的葡萄牙语说好。换了在其他国家，侍应会直接整桶雪糕拿去微波加热十数秒半分钟，但古巴没有微波炉。
男侍应不久便端来巧克力、香草和芒果味雪糕各一球，用船形的玻璃碟盛着，淋上少许巧克力酱，配两块手指大小的饼乾。他看见我一脸童稚般的兴奋期待，也忍不住在嘴角绽出一丝低调的笑意—卖私营雪糕的他是自豪的，也是吃货间无须言语的惺惺相惜。我在户外吹着凉风，把刀枪不入的雪糕搁在烈日下晒了晒再吃，美味谈不上，但在这个长年受贸易制裁的国度，他深信我这位美食同志会懂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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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喝热水是中国人的口头禅，保温瓶是中国人的护身符，雪糕製造商在中国理应会热脸贴着冷屁股，何况中国人的乳糖不耐症比例一向高得离谱。然而据二零一八年的相关统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雪糕巿场，巿场规模接近1300亿，巿场热度更是不分季节。虽然消费总量跃居榜首，但中国内地每年的人均雪糕消费量不过2.5公斤，日本是中国的4倍，瑞典是中国的6倍，美国则是中国的9倍—老美才是最坚定的雪糕帝国御林军。
雪糕不只是美国百姓的“必需品”，也是不少美利坚总统们的心头好。单是1790年的夏天，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就花了200美元在购买雪糕上（相等于现在的三千美元），他还买入专门的雪糕机、两个装雪糕的白镴锅、12个冰盘、36个雪糕杯和一些雪糕勺，以配合他每周五晚上八时要吃雪糕这一“例行公事”。托马斯．傑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独立宣言》之馀，还手写了一张香草雪糕配方，现在还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多莉・麦迪逊（Dolley Madison）在丈夫麦迪逊的第二任总统就职宴会上，做了人见人爱的草莓雪糕。总统的行事受民众、媒体、国会监督，吃雪糕的份量也有专人左右，白宫医师为了让最爱垃圾食物的特朗普瘦身减重，除了苦口婆心在马铃薯泥中掺入花椰菜，还要想方设法“让雪糕不易取得”。谁说有钱有权就能任性？当领导人首先要学会管住嘴。
话说回来，咸鲜、妙不可言的牡蛎雪糕，居然是最受十八世纪美国上流社会追捧的口味，除了让好几位建国初期的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趋之若鹜（尤其是华盛顿和多莉・麦迪逊），甚至收伏了被福克纳称为“美国文学之父”、欧美文学界挖苦大师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 。在名着《汤姆歷险记》中，马克．吐温就安排了主角汤姆去寡妇家狂吃雪糕的情节，小说裡虽没说明雪糕的口味，但他心裡想的，很可能就是当时最流行的牡蛎。
我在北美生活那阵子也迷上美式雪糕，同一牌子，价格比澳门便宜三分之二，在冰天雪地待得越久，越有“寒天饮冰水”的味觉冲动，以刚克刚，才能消解“点滴在心头”的异乡飘泊。有一年圣诞前夕，我刚好在美国佛蒙特伯灵顿驻村写作，每隔数天去超巿採购，必定买几杯当地特产Ben & Jerry’s杯装雪糕。工作室没私人冰箱怎么办？可幸我的房间在地面层，积雪深及窗户，直接挖一个小洞把雪糕埋在雪中，插上两根枯枝记认。有时梦裡还忧心忡忡，会不会有嗅觉敏锐的野犬野熊来夺人所好。写得累了，坐在窗边看看雪，开窗挖一杯雪糕来吃，风味倍添。当然，体重亦倍添。在美国四周，我胖了八公斤。雪糕肯定是罪魁祸首。
英国人对雪糕的奇思妙想，反而不在口味，把更多心思放在卖相。“青瓜雪糕”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饭後甜点，“冰雪皇后”艾格尼丝．马歇尔（Agnes Marshell）在1885年出版的The Book of Ices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几款雪糕做法，包括用青瓜形锡模製作的“Parisian Cucumber Cream”，还有露笋状和方尖碑形锡模做的水果雪糕。艾格尼丝被某些食物考据学者视为“甜筒的发明者”，也算是分子料理的先驱之一，她提倡在雪糕製作中使用液态氮，这种藉由急速冷冻以提升雪糕细腻度的方法，至今还被不少米芝莲餐厅大厨使用。
雪糕曾被欧美人视为反映财力的奢侈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亚洲，则被视为西方文明的象徵物，吃雪糕不只是感官享受，而是摩登和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对此尤其执迷。为了要成为和欧美文明并肩而行的国家，日本在饮食上对西洋料理也亦步亦趋，不仅学习西式餐桌礼仪，雪糕和雪糕梳打等新潮洋食，也在接待外宾的“鹿鸣馆”和西式咖啡馆供应。
日治时代的台湾，也视雪糕为官方宴会的标配。根据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的台湾总督府官邸晚宴菜单（“手岛兵次郎关系文书”），宴飨常常是七、八道法式菜餚配搭不同口味的雪糕甜品，如1915年6月24日的晚餐配以“チヨコレート製冰果 （巧克力冰淇淋）”，1916年3月23日晚餐的甜品，则是“アマンド製冰菓子（杏仁冰淇淋）”。
吃冰几乎是台湾的全民运动，挫冰、冰饮、叭噗（台式无油雪糕）等，依然是台湾饮食文化和本土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辛亥革命正于对岸进行得如火如荼，台湾却在经歷雪糕界的群雄割据。据1911年6月5日《台湾日日新报》的报道，单是大稻埕区域的冰淇淋商人规模就达500人，可见竞争之激烈。随着珈琲馆、喫茶店的兴起，台湾本土雪糕正式成为“日本化的洋食”，除了西瓜、抹茶、巧克力、香草、草莓、柠檬、芒果等口味以外，浓浓宝岛风的凤梨、芋头、百香果、红豆、桂圆、花生等也深受欢迎。
民国成立後，百姓吃雪糕更是平常事。内心纠结的文化享乐者郁达夫，更是把雪糕捧上了天，写于1927年的《电影与文艺》的开篇，他断言“二十世纪文化的结晶，可以在冰淇淋和电影上求之”，因为两者都是“集成众美，使无产者以低廉的价格，在最短的时期裡，得享受到无上的满足的”。就连去哪裡教书就馋到哪裡的鲁迅，也特别在日记中记下吃冰雪的人生轨迹。1929年的夏天似乎特别酷热难耐，平日一脸苦大仇深的鲁迅，单是6月到8月，出门“饮冰酪”、“饮刨冰”的消暑记录就有多达五六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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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歷史上，也有总督因为雪糕而亡。1850年，上任仅三十八天的澳门总督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因为食用了被霍乱菌污染的水源製成的雪糕，第二天就急病离世。当时澳门没有自来水，水源主要是井水、泉水、山涧溪水等，水质不稳定，吃雪糕更是一种冒险。
十九世纪後期，澳葡政府开始关注水质问题，包括禁止民众自行上山取水，对一些水井和喷泉中的水进行处理，并将其装瓶分配给民众。随着社会对食水卫生的日渐重视，雪糕製作也开始系统化和标準化。
《澳门编年史》中所载，澳门从十九世纪开始就有雪厂建立，1924年又曾设立“澳门冰厂”。《红蓝史地》有一篇关于澳门製冰业的研究，提及“中山冰厂”于1928年在澳门成立，生产冰块、雪糕、冰条、雪果等，但由于澳门市场不大，製冰利润极微，实际上当时澳门市面上供应的部分冰条，仍由香港牛奶公司供应。直至四十年代，澳门沦为抗战时期的孤岛，香港牛奶公司亦无力顾及澳门市场，为此“中山冰厂”把握时机，扩大规模，把冰条运往珠江三角洲邻近城市销售，还在内港设立分销处，成为澳门当时最具规模的冰厂。
澳门的雪糕製造业高峰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但雪糕对澳门人来说是奢侈品，内销市场十分有限，外销也不能与香港、广东地区竞争。澳门一些小店现在仍有手工雪糕出售，如洪馨的椰子雪糕、莫义记的榴槤雪糕、礼记的雪糕三明治、旧式冰室裡的香蕉船、黑牛（雪糕加可乐）、白牛（雪糕加雪碧）、金牛（雪糕加玉泉忌廉）等。和香港尚存的华丽霜淇淋雪糕车不同，澳门的流动雪糕手推车造型阳春，但便于在横街窄巷中穿梭，如写有“澳门土产”的“美的雪糕”，强调“熟水製品”、在玻璃瓶中放着各式甜筒的不銹钢“车仔”等，没有诱人的美食图片，单是远远看见用红漆书写的“雪糕”两个大字，已教人心花怒放。
礼记的香芋雪糕、芝麻雪糕、雪糕砖，古早味浓，但他们家的红豆雪条才是盛夏的消暑恩物，饱满的天津红豆甘甜生津，包装纸配上王维的五绝《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採撷，此物最相思。”洋食混搭老派的广告词，在心头添了几分惦念几分古意。礼记以前的果汁雪条有十种口味，如柠檬、柳橙、椰子、凤梨等，到後期只剩下红豆一味。某年盛夏，我办公室的冷气系统寿终正寝，坏掉整整一个月，酷热难耐，有如蒸笼，衣衫盡湿。礼记雪糕店刚好就在办公地点附近，同事天天轮流去买雪条，又去便利店买冰，一人分得一碗放在桌上，图一点瞬间即逝的清凉。红豆雪条在那个炎夏，救了大家一命。
“熔岩巧克力蛋糕”（fondant au chocolat，港澳俗称“心太软”）是我最喜爱的甜品之一，灼热的流心巧克力和一球馥郁幼滑的香草雪糕并驾齐驱，在舌尖上冰火交融，迷幻而性感；最後配上一小片清口的新鲜薄荷叶，更胜一根万语千言的事後烟。
澳门的本土雪糕大多是家庭式少量製作，膨胀率高（顶级雪糕的空气含量较少），口感顺滑、偏液态，甜度较低，主打天然材料，例如卖椰子的“洪馨”兼卖椰子雪糕，成品自然有说服力，虽然不似超巿品牌味道浓郁，但胜在清新爽口，口感近似雪葩，可惜用发泡胶包装，多了一份怪异的胶味。旅游书上说的所谓“澳门必吃清单”中，榴槤雪糕是给没见过世面的土豪吃的。用猫山王或D24做雪糕，绝对是暴殄天物；颇为流行的铁板烧配炒雪糕，一等恶俗。一如蔡澜先生所说，飞机上供应的雪糕通常都硬如石头，我通常会放置十分钟再动手，他老马识途，加热茶同吃。
雪糕巿场有如星球大战，帮派林立，雪糕店也是选择困难症的高发地区。传统意式雪糕Gelato、脆皮巧克力雪糕、雪糕糯米糍、甜筒、酸奶雪糕、雪糕月饼、霜淇淋、分子料理粒粒雪糕、日本原个水果雪糕、豆腐雪糕，各有所好。雪糕本身够天生丽质，根本不用绿叶衬托，外加的各种食用花瓣、脆片、小饼乾、糖粒、食用金粉更显多馀，配上一个对味、不喧宾夺主的甜筒，就是触手可及的幸福。澎湃的台式剉冰，是贪嗔痴的《三国演义》，一人吃是独霸天下，多人享是慷慨就义；雪葩是甜品界的“建安七子”，特立独行，仙风道骨，青瓜、荔枝乃至九层塔，和雪葩都是天作之合。
卖雪糕是售卖快乐的行业，卖土耳其雪糕却被喻为世上最欠揍的职业，玩笑常常开过头了，让小孩去买土耳其雪糕，搞不好会烙下童年阴影的。加入山羊奶、兰茎粉（Salep）的土耳其雪糕不易融化，像我这种脸皮薄的书生，可是恨透了那被人戏弄半天的无聊互动，我的自尊比土耳其雪糕脆弱多了，童心可不能被白白糟蹋掉。卖土耳其雪糕一向被视为男士专属，要把雪糕搅拌、拉长、压扁、捶打，很费体力，捉弄客人也要手腳够灵活，有些土耳其雪糕还挂在沙威玛架上，像烤肉串那样得用刀把雪糕切下来，所以“女生做不来”。听完周杰伦那首流行曲《土耳其冰淇淋》裡噼头一句“土耳其冰淇淋就像是女人的心”“捉摸不定”，就更恨了。网上有不少反整土耳其雪糕店老闆的实战教学，不慌不忙吃掉那些空空如也的甜筒，让恶搞的店主亏大本。不就是高高兴兴买球雪糕么，人类幹嘛非得要互相伤害呢？
雪糕多吃了会拉肚子，治伤心却要下勐药，失恋、失业、受气，先吃几球雪糕调理调理。有次我在韩国火车站接正在服兵役的朋友，看见一个穿军装的休假役男甫下火车，便迳直冲进Baskin-Robbins 31的雪糕店，用抢银行的口吻朝店员大喊：“每种味道给我来一球！”那家店长期有至少31种怪诞口味，有些还是韩国限定，几分钟不到，穿军服的男生像护着个沉甸甸的炸弹般谨慎地把雪糕桶抱走。朋友说，连军帽的横条都不用数，一看就知道那是首次出营饿惨了的菜鸟，估计在军中吃过不少苦头。
二战时香港陷落，张爱玲在《烬馀录》不写国仇家恨，不写战火惨烈，她和炎樱在横飞的炮弹和横躺的尸首之间，死命也要换片刻凉意：“我记得香港陷落後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雪糕是她的岁月静好，是她优雅的对抗，不容许追求感官快乐的自由和尊严被剥夺。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就说过，好吃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张爱玲对雪糕的痴迷，从青春年少至嚥下最後一口气都未曾休止，林式同去张爱玲的洛杉矶寓所清理遗物时，就发现满是廉价杂物和食用罐头的屋裡，藏着一大桶雪糕。
嗜爱甜食的夏目漱石，和雪糕更是生死之交。因为严重胃溃疡而去伊豆修善寺疗养，任性的夏目漱石偏偏想吃雪糕，只好拜託妹夫把家裡的製雪糕机送到寺庙来。据岚山光三郎在《文人偏食记》所述，夏目漱石在修善寺没养好身子，病情反而恶化，某天突然呕血不止，注射樟脑剂保住一命，断食一天後喝了葛粉汤，吃了两匙雪糕，央求夫人“再多给我一匙雪糕”。漱石在去世前一两周，又吃了少许雪糕，临终之际，他说出最後的心愿：“我想吃东西。”给他吃心爱的雪糕自然是不行了，医师衡量後，给他喝了一匙葡萄酒。
“好吃。”文豪夏目漱石说完人生最後的一句话，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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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糕是百感交集的童年滋味，每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对冰品的记忆大相迳庭，却又互通气息。像是枝裕和《比海还深》中的“可尔必思冰”，老北京念念不忘的“袋儿淋”、“鸳鸯雪糕”、“小碗儿”，台湾的桂圆、鸡蛋叭噗，都是有强烈地域性色彩，又带有普世共鸣的心灵胎记。
许多人的雪糕记忆，和家庭聚会密不可分。美国电影《阳光小美女》中，小女儿Olive要到加州参加儿童选美比赛，一家人在餐厅点早餐时，Olive想吃雪糕配窝夫，信奉世上只有赢输的父亲马上进行激励训话：要赢，就要够瘦！选美冠军都不吃雪糕的！你还要吃吗？
被泼冷水的Olive不是唯一的苦主，许多给小孩讲的都巿传说和拐骗故事，都和雪糕扯上关系。我的初中语文老师骨瘦如柴，却最爱搬出“有女生一口气吃了三盒家庭装雪糕後心脏病发挂掉”之类的“新闻报道”恫吓我们。
我的父母很少主动买雪糕回家，反而“糖水加人造色素”、便宜的冰棒孖条几乎天天随我们吃，可以一折为二，和兄长朋友分甘同味，堪称最赚人缘的童年零嘴。母亲心情好的时候，也会自製十分阳春的西瓜或可乐冰棒，或直接把雪碧、橙汁、水果倒进冰模，一小块一小块的方冰含在嘴裡，足以消磨漫漫长夏。长大後每次到台湾，我都会找古早味的水果枝仔冰来嗑，冰爽麻痺的质感，提醒我童年时代那清凉如水的匮乏，以及失去已久的简单、快乐和天真。
我的雪糕回忆总是甜中带酸，大多伴随痛苦和流血—拔牙之後，雪糕就可以随便吃啰，父亲总是这样说。雪糕冰冷镇痛，有助止血，连牙医都会点头贊同，叫我在手术椅上想像一下待会儿放怀吃雪糕的画面，恐惧会减半。我父亲的激励法远比Olive父亲那套奏效，直至现在，提起雪糕我都首先想到脱落的牙齿，吃的冲动也就顿然减半。
父亲没有信口开河。我记得雪糕上红色的咬痕，记得口腔裡血的腥味和麻药半退的苦味，记得舌尖探到湿淋淋的棉花和缺掉一隻牙的空虚感。大学时为了省钱，独自去别号“小西天”的北大校医院做剥智齿手术，血流了三天，眼泪也流了三天，我不分昼夜地用北京老冰棒镇痛半边脸，甚么话也说不出，除了雪糕和冰酸奶，甚么都吃不下。我迷迷煳煳地写了一张纸条给室友，上面有我爸的电话号码，假如、倘若，就怎样怎样。
但Olive还是幸福的，早餐可以选择雪糕配窝夫，童年的我根本无法想像吃雪糕可以没有缘故。八九十年代西餐厅裡的“雪糕香蕉船”是中产阶级的奢侈品，每隔四五年我才敢放纵一次，大部分我认识的澳门同辈，都没有什么上美式餐馆一家人大啖巧克力雪糕的成长记忆。好不容易终于长大成人、经济独立，可以放怀吃喝之时，体重和腰围倒成最大的阻力了。
现在澳门的年轻人都爱到咖啡小店喝下午茶，连带窝夫店也大行其道，台湾朋友不解地问：“不就是自家也能製、麵粉加水果加现成雪糕的简单料理吗？这样也敢收一百多块？”别家小孩可能早就吃腻了，雪糕配窝夫却是我成年後才初尝的滋味。当年大学毕业，好友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的入学通知书，请大夥儿到北京的高档餐厅去庆祝，最後选中“雪糕中的劳斯莱斯”—去哈根达斯吃雪糕配窝夫！
澳门人吃雪糕吃得最兇的地方大多是自助餐厅。沿袭拉斯维加斯赌场“让赌客吃到饱”的经营噱头，澳门的自助餐遍地开花，生蚝吃多了可能会拉肚子，但人类是有另一个胃应付甜品和雪糕的—无限量的进口高档雪糕，永远是所有年龄层的大爱，多吃几球也就值回票价。澳门人对自助餐水平的评价，主要看一头一尾—头盘有没有生蚝、龙虾，甜品是不是哈根达斯或Mövenpick，如此眼界，还好意思大吹大擂说是国际美食之都。
直至现在，雪糕的多样性，依然是吃货心中的城巿国际化程度的指标。在澳门能买到的国际雪糕品牌屈指可数，哈根达斯十多年前在澳门巿中心开设专门店时，可是小城裡了不起的大事。这个号称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小城，在雪糕的选择上，西洋和东洋货永远被照单全收，古早味的本地雪糕在澳门人眼中，不过是娱乐游客的旅游副产品。
从事运输业的父亲，以往每周都有一个晚上特别繁忙，任务是争分夺秒地把哈根达斯雪糕从码头运送到各门巿。父亲起初找尚在唸高中的我去帮忙顾货，但我一想到要站在人来人往的巿中心守着大货车，被同学碰见肯定又会成为笑柄，我的自尊心受不了，幹两三回後就以功课繁重为由拒绝协助。父亲後来找上我的小表弟，酬劳就是一球当时被澳门百姓视为天价的哈根达斯雪糕。小表弟对这个交易非常满意。
付钱多僱一个助手看货，等于收入减半，当年父亲跟我解释的时候，我可笑地认为面子比银子重要。他也让我知道，我对他的职业的不屑，是他多年来心头一根拔不去的刺。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可恨人只能在错误中成长，我在医院最後见到的父亲，像一枝冰硬如剑的雪糕，躺在停尸间的冰箱。
如今每次吃雪糕，我都会条件反射地想起父亲带我去拔乳牙的那些下午，想到谁的人生不是伤痕纍纍，有血有泪。即便在痛不欲生的时候，还有美食帮忙抚慰与镇痛，予人勇气与盼望，哪怕只是一瞬。父亲说人生是先苦後甜的，但愿他没有骗我。
澳门笔汇第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