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周。”葉醫生叫我，“你進來一下。”
我掐了煙。在羊角鎮人民醫院，住院醫師在走廊抽煙是不對的，但我是那種因為不對才去做的人。這大概跟我寫詩有關。寫詩這件事本身就不對，尤其在羊角鎮，一個人三十歲了還在寫詩，就像一頭牛學會了騎自行車，除了讓人發笑，沒任何實際用處。
葉怡靜醫生，剛剛晉升了主任醫師職稱，辦公室仍很小，一張桌子，兩把椅子，牆上是排班表和一張泛黃的肺部解剖圖。她五十歲了，黑髮依舊盤得很緊。
“聽說你寫詩？”她說這話的語氣，像是在問“聽說你得過梅毒？”
我說：“隨便玩玩。”
“別謙虛，”她從抽屜裡拿出一份報紙，“我看了你在院報上發的那首《白大褂的褶皺》。寫得真好！”
我愣了一下。那首詩是我喝醉了寫的，大意是白大褂上的每道褶皺都是一條被耽誤的人生。院報編輯用它來填補版面，連我的名字都打錯了，“周釗”打成“周則”。
“您找我什麼事？”
她摘下眼鏡，用手指揉了揉鼻樑。這個動作很慢，慢得像是在做一次查體。
她說，想出一本書。
不是她一個人出，是和我合作。內容是羊角鎮名醫的自傳集，即口述歷史，相當於把鎮上那些著名老醫生的故事寫下來。她是資深內科醫生，認識的人多，門路廣，負責找人；而我，負責寫。至於錢——她說得很含糊，什麼“專案計畫”、“資金尚未釐清”，翻譯成人話就是：沒錢。
“這事情太有意義了！”她補充道，眼睛又掃過我，像X光，“你是年輕人，要有理想。”
我張了張嘴。我想說：我三十歲了，理想已瘦得像張胸片，黑白分明，沒有任何陰影。我每個月的工資剛好夠還房貸和買煙，我寫詩是因為寫詩不要錢，如果寫詩要付錢，我現在就去當會計。
……
我走出辦公室時，雨在下。走廊裡彌漫著消毒液味道。我又點了根煙，想自己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這樣的——一個寫詩的住院醫師，要給別人寫自傳，還是免費的。
答案很簡單：不好意思拒絕。
在羊角鎮，不好意思就是最好的鎖鏈。它比鐵鍊結實，比繩子柔軟，你戴著它走路，甚至能走出風度來。等到勒進肉裡，你才發現這東西取不下來了。
我想，這個項目要是真做成，書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羊角鎮名醫傳》，副標題是“一個最會寫詩的住院醫師，給一群最會治病的高級醫師寫的一堆沒人看的自傳”。這副標題只存在我心裡。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像沒有盡頭的人生，像我答應的那個“好”字——一旦說出口，就再也收不回來了。
二
趙麗莎醫生住在一棟二層小樓裡，優雅得體。
趙老師——姑且這樣稱呼吧，在醫療界，德高望重或位高權重，或有點知名度，都被下級醫生和藥商稱為“老師”——八十多歲了，頭髮全白，但梳得一絲不苟，用一個黑色的髮夾別在腦後。她穿著一件藏青色對襟紗衣，一臉等待的微笑。
葉醫生介紹我：“這是小周，咱們醫院的住院醫師，會寫詩。”
趙老師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說：“寫詩的？寫詩好。我年輕時候也寫詩，寫的是‘面朝紅海，冬冷花照開’。現在不寫了，因為得了手腕關節炎。”
我掏出筆記本，翻開第一頁，上面寫著日期和趙麗莎的名字。趙老師不用我提問，她自己就開始了。
“我姓趙，趙匡胤的那個趙。有人跟我說過，說我家是南宋宗室後裔，我也沒去查，查也查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爺爺的爺爺那一輩，確實是從臨安遷出來的。遷出來做什麼？做醫生。我們趙家世代行醫，到我這裡是第七代。你信嗎？”
這一套在自傳裡頭叫做“家族淵源”。
她接著講在浙江讀醫學院，講她畢業那年正好趕上“文革”，講她被下放到農村，講她怎麼從一個浙江姑娘變成了赤腳醫生。她說這些的時候，語調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老病歷，不是沒感情，是感情太多了，多到只能壓成平調。
“一九六八年，我到了江西的羊角鎮。那時羊角鎮沒有醫院，只有一間衛生室，一張桌子，一個高壓鍋。高壓鍋不是用來煮飯的，是來消毒手術器械的。有一次高壓鍋炸了，鍋蓋飛到天花板上，把瓦都砸碎了兩片。我們一個護士當場就嚇哭了。我沒哭。不是因為勇敢，是因為我那時已沒淚水了。”
葉醫生在旁拍照，哢嚓哢嚓的聲音像啄木鳥啄樹。趙老師說到關鍵處，葉醫生就拍一張，拍完低頭看一眼，像是在檢查這棵樹有沒有被害蟲入侵。
我奮筆疾書，和時間、語速賽跑，字跡潦草到自己有時都看不明白，寫了整整十頁紙。趙老師越說越興奮，又說到改革開放，再說到她開診所，之後當西醫學會會長。她說她是羊角鎮第一個開診所的醫生，第一個買到X光機的私人診所……
採訪結束後，葉醫生跟我說：“下一個我約了李仕文副局長。”
李仕文，這名字我聽過。衛生局副局長，四十歲，比我大十歲。學醫出身，當過醫生，後來轉行政，一路提拔成了副局長。分管中醫、基層衛生，經常在電視上露面，講話喜歡用排比句。
我說：“李副局長才四十歲，而且他已不看病了，歸入‘名醫’系列，恐怕……”
“沒什麼恐怕，”她打斷我，語氣底下不知道藏著什麼東西，“他是副局長！前程遠大，萬一以後……而且我們的書要出版，需要名人效應。你不能只寫老人。”
我聽懂了。聽懂了後就更鬱悶了。因為這書本來就沒資金支撐，現在還得套上權力。錢和權都折騰，那就只剩一樣東西：累。
晚上，我開始整理趙麗莎的口述。寫到一半時，手機響了，是葉醫生發來的微信。她傳來四五個鏈接，裡面是微信公眾號文章和網頁。
我打開一看，全是關於一個人的介紹——準確地說，是關於衛生局副局長李仕文的介紹：青年楷模，羊角鎮青年協會會長，十佳醫生，五一勞動獎章，擅長心臟手術，發表論文二百餘篇，多次赴省城進修，日理萬機。
葉醫生的文字消息只有一句話：“李副局長太忙，見不了面，你參考這些資料給他寫一篇自傳。”
我把手機扔到床上，看著窗外的路燈。路燈下飛著一群蛾子，拼命地撞向燈泡，撞得劈里啪啦的。牠們大概以為那是月亮。
我覺得我就是這些蛾子。
三
我又花了一個晚上，把微信公眾號上關於李副局長的所有文章都讀了一遍。這些文章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在說同一件事，但用了不同的形容詞。有的說他“銳意進取”，有的說他“高瞻遠矚”，有的說他“心繫群眾”。我把這些形容詞拼在一起，加上一些語法結構，如“推進醫改”、“深入基層”、“靠前指揮”，就成了一篇自傳的開頭。
我寫得很快。不是因為我會寫，而是因為這些文章已替我寫好了。我只是把它們從第三人稱改成第一人稱，把“他”改成“我”，把“副局長”改成“我”，再把一些句子拖長一點，加上幾個感嘆號，一篇飽滿的自傳就出爐了。
自傳裡這樣說：“我來到衛生局的第一天，就看到了一份陳舊不堪的應急預案。我當即決定，必須徹底改革。……新冠疫情來襲時，我連續七十二小時沒有合眼，指揮全區醫護人員築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防線。”
稿子發了過去。
第二天下午，葉醫生打來電話。
“小周，稿子我看了，”她的聲音像一根被折彎的鋼絲，繃得很緊，“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
“哪些地方？”
“嗯……總體來說，過於激情澎湃了。”
我愣了一下。激情澎湃？我寫的是一份簡歷，又不是情書。但葉醫生繼續說： “還有，過於突出副局長在衛生局重建中的作用。你要知道，衛生局的重建是集體領導的結果，不能寫成個人的功勞。抗擊新冠的貢獻也要淡化，要突出團隊的協作。另外，行文缺乏一個青年領袖應有的語言風格和眼界視野。”
我聽到“青年領袖”四個字時，差點把手機掉地上。這詞太沉了，像一頂帽子，戴上去後脖子都直不起來。
“這是李局長的意見？”我問。
葉醫生沉默了一秒：“副局長秘書小陳審閱過的。小陳是中文系畢業的，很專業的。”
我改了一遍。發過去。第二天又打回來。葉醫生轉述小陳的意見：還是不夠穩重，語言太像文學了，不像一個行政領導的敘事風格。要有“大局觀”，要有“政治站位”。一遍一遍地改。到了第四遍，我發現，這哪裡是自傳，這分明是政府工作報告。
能約局長本人見一面，讓他親自“把把關”，這是必由之路。葉醫生千辛萬苦約到了時間，說局長週三中午一點有空，在辦公室等我們。
週二我值夜班，晚上收了三個病人，一個心衰，兩個肺炎，一夜沒睡。到週三中午時，我的眼睛像兩個被捏扁的乒乓球，看什麼都重影。但我還是換了一件乾淨的襯衣，出發。
衛生局的辦公樓在羊角鎮最寬的馬路旁邊。我們在一樓大廳等了四十分鐘，秘書小陳下來了。
小陳三十出頭，穿著白襯衫，頭髮抹了髮膠，笑起來很像電視購物主持人。他跟我們握手，說：“您就是周醫生？稿子寫得真好，不愧是詩人。”他語氣的真誠，倒像塑膠花。
然後話鋒一轉：“不過呢，李局長看了後覺得，有幾個地方還可以再微調一下……”
就在小陳說到第十八個修改意見的時候，手機響了。他接起來，嗯了兩聲，然後對葉醫生說：“副局長臨時要去見鎮長，不能在大廳跟你們談了。他說可以在車上說話，讓他看看稿子。”
我們就匆匆上了車。那是一輛黑色商務車，駕駛座上有司機，副駕駛是小陳。我和葉醫生坐在中間一排，副局長坐在最後一排。我剛坐穩，車子就開動了。
李副局長長什麼樣，我依然無緣親眼看到。
“小周是吧？”他從最後一排探過頭來，遞給我一張紙條，“寫自傳呢，我有個思路，你按這個來。”
我接過去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寫著幾行字。字跡潦草得像心電圖，只認得最後一段說，寫未來展望，要有“情懷”。
“還有，我推薦一個人給你們，”李副局長補充道，“駱一道，羊角鎮醫院的外科專家。這個人你一定要寫。德高望重，技術精良。把他寫好了，你這本書就立住了。”
葉醫生在旁邊猛點頭：“駱老師是我們醫院的，我認識。老前輩了，口碑特別好。”
我心裡咯噔了一下。
四
我試過跟葉醫生講道理：“駱老師跟我們在同一家醫院，低頭不見抬頭見。我們給他寫了自傳，那麻醉科的林主任要不要寫？消化內科的王主任要不要寫？還有我們大內科的劉主任乃至院長呢？到時候人家嘴上不說，心裡一定在嫉妒。寫了一個，就得寫一百個。不寫，就得罪一個。”
葉醫生說：“我已經約了駱老師，明天下午三點，陶然居茶餐廳。”
這就是她的風格。她問你意見，不是真的問你意見，就像查房時問病人“今天感覺怎麼樣”，不管回答什麼，治療方案都早已開好了。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二十分鐘到了陶然居。這家餐廳在羊角鎮的商業街上，門口貼著“大眾點評五星好評”的貼紙，但五星已經褪成了兩星半，看起來像是被曬傷的臉。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點了一杯檸檬水，檸檬片沉在杯底，像是溺水的人放棄了掙扎。葉醫生說她晚點來。
我剛喝了一口，門就被推開了。
一個男人進來，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夾克，頭髮所剩無幾，但鬢角那裡露出來一圈白色，像是畫框沒包好邊。他看見我，愣了一下，然後就笑了。
那笑容我見過。
若干年前，朱山鎮人民醫院的年度聚餐上，就是這個笑容，對著護士長說了一句“你這條裙子真有品位，就是領口開得太低了，讓我沒法專心吃飯”。全場哄笑。護士長那年五十二歲。
駱一道，我的朱山鎮同鄉。早些年，我們還沒到羊角鎮工作。
他然後湊近我，壓低聲音，眼睛左轉一下右轉一下：“你給我寫的時候，一定要突出我在羊角鎮做的開拓性工作。我來這裡三年，把外科微創手術成功率從百分之十提到了百分之四十。這個你要寫進去。”
我立馬掏出筆記本。
“還有，我以前在朱山鎮人民醫院的那些事，你一個字都不要提。”他補充道：“不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就是沒必要。過去了就過去了，人要向前看嘛。你在朱山也待過，你知道的，那地方，領導之間勾心鬥角，我這種直性子的人待不下去。”
我知道的，不止這些。老家的人說他帶了一個不是老婆的女人參加科室聚餐，所有人都看到了，像一盞移動的霓虹燈。他們還說，有一次醫院開幹部會議，他當著院長的面說“院長您上次跟衛生局劉科長吃飯的時候不是說……”，話沒說完就被旁邊的人踢了一腳。
有一年朱山鎮人民醫院年終聚餐，駱一道喝了兩杯白酒後，站起來敬酒，先說“感謝院長給我這個平台”，然後說“院長您上次腰椎間盤突出是我主刀的，您放心，技術絕對沒問題。”院長的臉色從紅變白，從白變青。
不知後來具體發生了什麼，反正他帶了個三十歲的女人轉投羊角鎮，比我晚一年。我看著面前這張臉，忽然覺得他很可憐。一個快六十歲的男人，就像一棟牆皮脫落的房子，外面刷了一層新漆，你走近了聞，底下的黴味還是壓不住。
五
葉醫生的車是一輛香檳色的豐田，後視鏡上掛著一個平安符。我坐在副駕駛，安全帶勒著我的胸口，像一根繃緊的琴弦。
“張委員，張毅力，你聽過吧？以前是婦產科醫生，後來從政，現在在政協。他的經歷很有代表性，棄醫從政，在我們羊角鎮衛生系統獨一無二。”
我頓住了。
去年秋天一次醫學會議上，有人引薦我認識張毅力。他穿著灰色的西裝，領帶繫得很緊。他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那寫詩的周醫生？了不起了不起。你的詩集我一直在找，能不能送我一本？”
我當時受寵若驚，趕緊說：“您太客氣了，我回頭就給您送來。”
互相加了微信。他的微信頭像是一朵蓮花，簽名是“不忘初心”。
一週後，我把我那本自費出版的詩集——《白大褂的褶皺》——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裡，興沖沖地去了政府行政大樓門口。我掏出手機準備給張委員發微信、報個到。
然後我發現，發不出去了。
熒幕上顯示：“對方已開啟好友驗證。您還不是他朋友。”
我盯著那行字半分鐘。它不是紅色的，但比紅色更刺眼。它的顏色是灰色的，像灰燼，像水泥，像張毅力那件西裝的顏色。
保安是個五十多歲的大叔，瞟了我一下：“你是哪個單位的？”
我說：“羊角鎮人民醫院的。”
“有什麼事？”
“送一本書給張毅力同志。”
“有預約嗎？”
……
保安又看了我一眼，這次眼神像看一個滋事的“上訪”者：“人家很忙的，不接受社會人士隨便見面。你要是有要緊的事，先跟政協辦公室聯繫。”
我站在門口，牛皮紙信封在手裡越來越燙。最後我把它扔進了垃圾桶。不是扔詩，是扔那信封。詩是無辜的。
葉醫生的車子繼續前行，我陷入沉思。
她繼續往下說，越說越眉飛色舞，像一輛下坡的單車，剎車系統已壞了。
“小周，這本書呢，我打算找企業拉點贊助。羊角鎮有家醫療器械公司，老闆姓錢，跟我很熟。”
我說：“我最近要考主治。”
“缺時間？”她笑了，“我理解你們年輕人心氣高，但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義。你想想，多少年以後，羊角鎮的後輩醫生看到這本書，多麼自豪啊！這是歷史啊！”
車停在我住的社區門口。我解開安全帶，正準備下車，她忽然拉住我胳膊。
“我自己也想加入到書裡去。這樣，我把簡歷先給你過目一下，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