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周。”叶医生叫我，“你进来一下。”
我掐了烟。在羊角镇人民医院，住院医师在走廊抽烟是不对的，但我是那种因为不对才去做的人。这大概跟我写诗有关。写诗这件事本身就不对，尤其在羊角镇，一个人三十岁了还在写诗，就像一头牛学会了骑自行车，除了让人发笑，没任何实际用处。
叶怡静医生，刚刚晋升了主任医师职称，办公室仍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是排班表和一张泛黄的肺部解剖图。她五十岁了，黑髮依旧盘得很紧。
“听说你写诗？”她说这话的语气，像是在问“听说你得过梅毒？”
我说：“随便玩玩。”
“别谦虚，”她从抽屉裡拿出一份报纸，“我看了你在院报上发的那首《白大褂的褶皱》。写得真好！”
我愣了一下。那首诗是我喝醉了写的，大意是白大褂上的每道褶皱都是一条被耽误的人生。院报编辑用它来填补版面，连我的名字都打错了，“周钊”打成“周则”。
“您找我什么事？”
她摘下眼镜，用手指揉了揉鼻樑。这个动作很慢，慢得像是在做一次查体。
她说，想出一本书。
不是她一个人出，是和我合作。内容是羊角镇名医的自传集，即口述歷史，相当于把镇上那些着名老医生的故事写下来。她是资深内科医生，认识的人多，门路广，负责找人；而我，负责写。至于钱——她说得很含煳，什么“专案计画”、“资金尚未釐清”，翻译成人话就是：没钱。
“这事情太有意义了！”她补充道，眼睛又扫过我，像X光，“你是年轻人，要有理想。”
我张了张嘴。我想说：我三十岁了，理想已瘦得像张胸片，黑白分明，没有任何阴影。我每个月的工资刚好够还房贷和买烟，我写诗是因为写诗不要钱，如果写诗要付钱，我现在就去当会计。
……
我走出办公室时，雨在下。走廊裡弥漫着消毒液味道。我又点了根烟，想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写诗的住院医师，要给别人写自传，还是免费的。
答案很简单：不好意思拒绝。
在羊角镇，不好意思就是最好的锁链。它比铁鍊结实，比绳子柔软，你戴着它走路，甚至能走出风度来。等到勒进肉裡，你才发现这东西取不下来了。
我想，这个项目要是真做成，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羊角镇名医传》，副标题是“一个最会写诗的住院医师，给一群最会治病的高级医师写的一堆没人看的自传”。这副标题只存在我心裡。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像没有盡头的人生，像我答应的那个“好”字——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二
赵丽莎医生住在一栋二层小楼裡，优雅得体。
赵老师——姑且这样称呼吧，在医疗界，德高望重或位高权重，或有点知名度，都被下级医生和药商称为“老师”——八十多岁了，头髮全白，但梳得一丝不苟，用一个黑色的髮夹别在脑後。她穿着一件藏青色对襟纱衣，一脸等待的微笑。
叶医生介绍我：“这是小周，咱们医院的住院医师，会写诗。”
赵老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写诗的？写诗好。我年轻时候也写诗，写的是‘面朝红海，冬冷花照开’。现在不写了，因为得了手腕关节炎。”
我掏出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日期和赵丽莎的名字。赵老师不用我提问，她自己就开始了。
“我姓赵，赵匡胤的那个赵。有人跟我说过，说我家是南宋宗室後裔，我也没去查，查也查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确实是从临安迁出来的。迁出来做什么？做医生。我们赵家世代行医，到我这裡是第七代。你信吗？”
这一套在自传裡头叫做“家族渊源”。
她接着讲在浙江读医学院，讲她毕业那年正好赶上“文革”，讲她被下放到农村，讲她怎么从一个浙江姑娘变成了赤腳医生。她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老病歷，不是没感情，是感情太多了，多到只能压成平调。
“一九六八年，我到了江西的羊角镇。那时羊角镇没有医院，只有一间卫生室，一张桌子，一个高压锅。高压锅不是用来煮饭的，是来消毒手术器械的。有一次高压锅炸了，锅盖飞到天花板上，把瓦都砸碎了两片。我们一个护士当场就吓哭了。我没哭。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我那时已没泪水了。”
叶医生在旁拍照，咔嚓咔嚓的声音像啄木鸟啄树。赵老师说到关键处，叶医生就拍一张，拍完低头看一眼，像是在检查这棵树有没有被害虫入侵。
我奋笔疾书，和时间、语速赛跑，字迹潦草到自己有时都看不明白，写了整整十页纸。赵老师越说越兴奋，又说到改革开放，再说到她开诊所，之後当西医学会会长。她说她是羊角镇第一个开诊所的医生，第一个买到X光机的私人诊所……
採访结束後，叶医生跟我说：“下一个我约了李仕文副局长。”
李仕文，这名字我听过。卫生局副局长，四十岁，比我大十岁。学医出身，当过医生，後来转行政，一路提拔成了副局长。分管中医、基层卫生，经常在电视上露面，讲话喜欢用排比句。
我说：“李副局长才四十岁，而且他已不看病了，归入‘名医’系列，恐怕……”
“没什么恐怕，”她打断我，语气底下不知道藏着什么东西，“他是副局长！前程远大，万一以後……而且我们的书要出版，需要名人效应。你不能只写老人。”
我听懂了。听懂了後就更郁闷了。因为这书本来就没资金支撑，现在还得套上权力。钱和权都折腾，那就只剩一样东西：累。
晚上，我开始整理赵丽莎的口述。写到一半时，手机响了，是叶医生发来的微信。她传来四五个链接，裡面是微信公众号文章和网页。
我打开一看，全是关于一个人的介绍——準确地说，是关于卫生局副局长李仕文的介绍：青年楷模，羊角镇青年协会会长，十佳医生，五一劳动奖章，擅长心脏手术，发表论文二百馀篇，多次赴省城进修，日理万机。
叶医生的文字消息只有一句话：“李副局长太忙，见不了面，你参考这些资料给他写一篇自传。”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看着窗外的路灯。路灯下飞着一群蛾子，拼命地撞向灯泡，撞得噼里啪啦的。牠们大概以为那是月亮。
我觉得我就是这些蛾子。
三
我又花了一个晚上，把微信公众号上关于李副局长的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说同一件事，但用了不同的形容词。有的说他“锐意进取”，有的说他“高瞻远瞩”，有的说他“心系群众”。我把这些形容词拼在一起，加上一些语法结构，如“推进医改”、“深入基层”、“靠前指挥”，就成了一篇自传的开头。
我写得很快。不是因为我会写，而是因为这些文章已替我写好了。我只是把它们从第三人称改成第一人称，把“他”改成“我”，把“副局长”改成“我”，再把一些句子拖长一点，加上几个感嘆号，一篇饱满的自传就出炉了。
自传裡这样说：“我来到卫生局的第一天，就看到了一份陈旧不堪的应急预案。我当即决定，必须彻底改革。……新冠疫情来袭时，我连续七十二小时没有合眼，指挥全区医护人员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稿子发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叶医生打来电话。
“小周，稿子我看了，”她的声音像一根被折弯的钢丝，绷得很紧，“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
“哪些地方？”
“嗯……总体来说，过于激情澎湃了。”
我愣了一下。激情澎湃？我写的是一份简歷，又不是情书。但叶医生继续说： “还有，过于突出副局长在卫生局重建中的作用。你要知道，卫生局的重建是集体领导的结果，不能写成个人的功劳。抗击新冠的贡献也要淡化，要突出团队的协作。另外，行文缺乏一个青年领袖应有的语言风格和眼界视野。”
我听到“青年领袖”四个字时，差点把手机掉地上。这词太沉了，像一顶帽子，戴上去後脖子都直不起来。
“这是李局长的意见？”我问。
叶医生沉默了一秒：“副局长秘书小陈审阅过的。小陈是中文系毕业的，很专业的。”
我改了一遍。发过去。第二天又打回来。叶医生转述小陈的意见：还是不够稳重，语言太像文学了，不像一个行政领导的叙事风格。要有“大局观”，要有“政治站位”。一遍一遍地改。到了第四遍，我发现，这哪裡是自传，这分明是政府工作报告。
能约局长本人见一面，让他亲自“把把关”，这是必由之路。叶医生千辛万苦约到了时间，说局长週三中午一点有空，在办公室等我们。
週二我值夜班，晚上收了三个病人，一个心衰，两个肺炎，一夜没睡。到週三中午时，我的眼睛像两个被捏扁的乒乓球，看什么都重影。但我还是换了一件乾净的衬衣，出发。
卫生局的办公楼在羊角镇最宽的马路旁边。我们在一楼大厅等了四十分钟，秘书小陈下来了。
小陈三十出头，穿着白衬衫，头髮抹了髮胶，笑起来很像电视购物主持人。他跟我们握手，说：“您就是周医生？稿子写得真好，不愧是诗人。”他语气的真诚，倒像塑胶花。
然後话锋一转：“不过呢，李局长看了後觉得，有几个地方还可以再微调一下……”
就在小陈说到第十八个修改意见的时候，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嗯了两声，然後对叶医生说：“副局长临时要去见镇长，不能在大厅跟你们谈了。他说可以在车上说话，让他看看稿子。”
我们就匆匆上了车。那是一辆黑色商务车，驾驶座上有司机，副驾驶是小陈。我和叶医生坐在中间一排，副局长坐在最後一排。我刚坐稳，车子就开动了。
李副局长长什么样，我依然无缘亲眼看到。
“小周是吧？”他从最後一排探过头来，递给我一张纸条，“写自传呢，我有个思路，你按这个来。”
我接过去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得像心电图，只认得最後一段说，写未来展望，要有“情怀”。
“还有，我推荐一个人给你们，”李副局长补充道，“骆一道，羊角镇医院的外科专家。这个人你一定要写。德高望重，技术精良。把他写好了，你这本书就立住了。”
叶医生在旁边勐点头：“骆老师是我们医院的，我认识。老前辈了，口碑特别好。”
我心裡咯噔了一下。
四
我试过跟叶医生讲道理：“骆老师跟我们在同一家医院，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给他写了自传，那麻醉科的林主任要不要写？消化内科的王主任要不要写？还有我们大内科的刘主任乃至院长呢？到时候人家嘴上不说，心裡一定在嫉妒。写了一个，就得写一百个。不写，就得罪一个。”
叶医生说：“我已经约了骆老师，明天下午三点，陶然居茶餐厅。”
这就是她的风格。她问你意见，不是真的问你意见，就像查房时问病人“今天感觉怎么样”，不管回答什么，治疗方案都早已开好了。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陶然居。这家餐厅在羊角镇的商业街上，门口贴着“大众点评五星好评”的贴纸，但五星已经褪成了两星半，看起来像是被晒伤的脸。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点了一杯柠檬水，柠檬片沉在杯底，像是溺水的人放弃了挣扎。叶医生说她晚点来。
我刚喝了一口，门就被推开了。
一个男人进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髮所剩无几，但鬓角那裡露出来一圈白色，像是画框没包好边。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後就笑了。
那笑容我见过。
若干年前，朱山镇人民医院的年度聚餐上，就是这个笑容，对着护士长说了一句“你这条裙子真有品位，就是领口开得太低了，让我没法专心吃饭”。全场哄笑。护士长那年五十二岁。
骆一道，我的朱山镇同乡。早些年，我们还没到羊角镇工作。
他然後凑近我，压低声音，眼睛左转一下右转一下：“你给我写的时候，一定要突出我在羊角镇做的开拓性工作。我来这裡三年，把外科微创手术成功率从百分之十提到了百分之四十。这个你要写进去。”
我立马掏出笔记本。
“还有，我以前在朱山镇人民医院的那些事，你一个字都不要提。”他补充道：“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是没必要。过去了就过去了，人要向前看嘛。你在朱山也待过，你知道的，那地方，领导之间勾心鬥角，我这种直性子的人待不下去。”
我知道的，不止这些。老家的人说他带了一个不是老婆的女人参加科室聚餐，所有人都看到了，像一盏移动的霓虹灯。他们还说，有一次医院开幹部会议，他当着院长的面说“院长您上次跟卫生局刘科长吃饭的时候不是说……”，话没说完就被旁边的人踢了一腳。
有一年朱山镇人民医院年终聚餐，骆一道喝了两杯白酒後，站起来敬酒，先说“感谢院长给我这个平台”，然後说“院长您上次腰椎间盘突出是我主刀的，您放心，技术绝对没问题。”院长的脸色从红变白，从白变青。
不知後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带了个三十岁的女人转投羊角镇，比我晚一年。我看着面前这张脸，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就像一栋墙皮脱落的房子，外面刷了一层新漆，你走近了闻，底下的霉味还是压不住。
五
叶医生的车是一辆香槟色的丰田，後视镜上挂着一个平安符。我坐在副驾驶，安全带勒着我的胸口，像一根绷紧的琴弦。
“张委员，张毅力，你听过吧？以前是妇产科医生，後来从政，现在在政协。他的经歷很有代表性，弃医从政，在我们羊角镇卫生系统独一无二。”
我顿住了。
去年秋天一次医学会议上，有人引荐我认识张毅力。他穿着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很紧。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那写诗的周医生？了不起了不起。你的诗集我一直在找，能不能送我一本？”
我当时受宠若惊，赶紧说：“您太客气了，我回头就给您送来。”
互相加了微信。他的微信头像是一朵莲花，签名是“不忘初心”。
一週後，我把我那本自费出版的诗集——《白大褂的褶皱》——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裡，兴沖沖地去了政府行政大楼门口。我掏出手机準备给张委员发微信、报个到。
然後我发现，发不出去了。
荧幕上显示：“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您还不是他朋友。”
我盯着那行字半分钟。它不是红色的，但比红色更刺眼。它的颜色是灰色的，像灰烬，像水泥，像张毅力那件西装的颜色。
保安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瞟了我一下：“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羊角镇人民医院的。”
“有什么事？”
“送一本书给张毅力同志。”
“有预约吗？”
……
保安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眼神像看一个滋事的“上访”者：“人家很忙的，不接受社会人士随便见面。你要是有要紧的事，先跟政协办公室联系。”
我站在门口，牛皮纸信封在手裡越来越烫。最後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不是扔诗，是扔那信封。诗是无辜的。
叶医生的车子继续前行，我陷入沉思。
她继续往下说，越说越眉飞色舞，像一辆下坡的单车，剎车系统已坏了。
“小周，这本书呢，我打算找企业拉点贊助。羊角镇有家医疗器械公司，老闆姓钱，跟我很熟。”
我说：“我最近要考主治。”
“缺时间？”她笑了，“我理解你们年轻人心气高，但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义。你想想，多少年以後，羊角镇的後辈医生看到这本书，多么自豪啊！这是歷史啊！”
车停在我住的社区门口。我解开安全带，正準备下车，她忽然拉住我胳膊。
“我自己也想加入到书裡去。这样，我把简歷先给你过目一下，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