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來西亞，忘了是檳城還是吉隆坡的大馬路上，我舉著手機錄音，問起李觀鼎教授從前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往事。一不留神，差點被一輛迎面駛來的汽車給撞上。見狀，站在馬路對面的廖子馨嚇得大叫： “別講啦，先過馬路！”
照理說，對李觀鼎教授的採訪，應該更正式一些，而不是在過馬路時，躲著車子與雜音，地下工作者接頭一般，低聲問出問題、得到答案。
當時是在2024年十月，我已經確認參與此次的文藝家交流計劃，負責採訪數位澳門文藝家。那幾日，我隨澳門筆會去馬來西亞進行文學交流，突發奇想，覺得眼下正是採訪的好時機。因為旅行本就是尋常生活以外的小小慶典。我們對往昔的回憶，為南洋綠蔭所浸染，於是化成瑣碎的話語，如同溪流一樣從身體裡湧出去。去捕捉這一道溪流，就成了我的工作。
我記得，在參觀吉隆坡的空中花園時，李教授講起了他的父親、著名武俠小說家還珠樓主。他說，當年他曾隨父親到上海生活。那時候，陸小曼也正在上海臥床養病。她為了找到還珠樓主所寫之小說全本，而與還珠樓主有了信件往來。聽著這段往事時，我正因為天氣炎熱，滿頭大汗，可同時激動不已，汗也顧不上擦，只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也與那時代的傳奇人物產生了某種聯繫。就像是小孩子聽大人講祖上的故事，忽地發現自己的祖父曾持劍屠龍一般。
還有一天夜裡，李教授、司徒子榆和我，我們三人遊蕩在已經關了一半門的商場裡，徒勞地尋找著仍在營業的手信店，一邊聊起文學，還有往事。不過剛說完兩三句話，我就連忙開了錄音，生怕錯過一點趣聞。因而，我對李教授的採訪，可謂是毫無章法。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事後整理錄音資料，雖有些頭痛，但也覺得妙趣橫生，好玩兒極了。
對黃豪生先生的採訪，就莊重了許多。
我們約了一起飲咖啡。見面前，我心中實在有些忐忑，因為對攝影藝術，完全是門外漢級別的了解。不得已，先上網熟讀藝術家本人的簡介，再看一點理論書，臨時抱佛腳，接著又找到一本黃豪生先生本人的攝影展畫冊。那幾日，書一直擺在手邊，只要想起，就翻開瞄一眼。直到採訪當天，在咖啡廳坐下，與黃先生開始聊天，發現對方實在是一個可親、可敬的人，心裡才放鬆了許多。
對待攝影藝術，黃豪生先生兼有匠人的嚴謹精神，與藝術家的創新眼光。說到底，無論是文學、繪畫、攝影，還是別的什麼藝術，嚴謹和創新，於創作者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有時候，又近乎是相互矛盾的。對於黃豪生來說，原始的“古法”攝影，是構建攝影藝術的根基，誰想要參與到攝影創作之中，誰就要從頭學起這門手藝。另一方面，他又熱愛形式與內容的革新，黑白、彩色、人像、風景、建築、古法、數碼，乃至於裝置藝術，這些，黃豪生都曾涉足。由此，他身上兼有“傳統”和“革新”兩種特質，著實令人意想不到。
那會兒，我正苦惱於自己文學寫作的單一化，總覺得是陷入了瓶頸之中，似乎寫來寫去，都是在寫同一個故事。聽他細數自己的創作經歷，不由大感震撼。我表達了這種震撼，他則回答，自己天生就是這個脾氣，今天做了這件事，明天就要做那件事——年輕時，他還曾在餐廳駐場樂隊裡擔任過吉他手呢！我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啟發。日後，在嘗試寫新故事、卻又為之不安時，總要回想起黃豪生的這一段話。
對廖子馨“廖總”的採訪，就是十分放鬆的了。從小，我就認識這位文壇“女俠”。這一回要正兒八經對她發問、記錄她的人生故事，倒是件前所未有的事。我們是吃著下午茶做完的採訪，聽廖總講讀少年時的經歷，當真是好玩兒的很。她說，當時她選擇去湖南湘潭讀中學，就是因為家中大人們常講毛主席的故事。不曾想，到了學校裡，才發現自己連上課內容都聽不懂——老師一張口，就是濃濃的湘潭鄉音，實在是苦了當年一腔熱血的廖子馨。
進了大學，為什麼要讀中文系？廖子馨回答：就因為自己想要當一個作家。說到這裡，我又想起自己十幾年前報大學志願的事情。我本來也想著去讀中文，結果黃文輝先生聽聞後，連連搖頭。他是中文系出身，因而他的不讚同，就顯得格外有說服力——於是，我去讀了法語。滑稽的是，畢業後看，於我而言，法語實則比中文還要無用。
廖子馨曾在報社當過幾個月的記者，這也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不過，聯繫到她嫉惡如仇的性格，似乎也不應當為之感到驚訝。
自然，光憑採訪內容，不足以寫出一篇合格的文章。倒不如說，採訪也僅是輔助手段，唯有仔細閱讀、觀看文藝家們的作品，才能構成文章的核心。李教授曾在著作中討論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距離，黃豪生先生關注攝影藝術對現實的重構，而在廖總的小說裡，“身份”（社會身份也好，種族身份也罷）也是個多次出現的主題——抓住這些，再將文藝家的個人經歷與之交織，方算完整。創作來源於生活，生活重建於創作。一體兩面，構成超越自我的文藝家。我想，但凡我所撰寫的文章中，能呈現出一丁點這樣的感覺，我就不能算是完全失敗的採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