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忘了是槟城还是吉隆坡的大马路上，我举着手机录音，问起李观鼎教授从前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往事。一不留神，差点被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给撞上。见状，站在马路对面的廖子馨吓得大叫： “别讲啦，先过马路！”
照理说，对李观鼎教授的採访，应该更正式一些，而不是在过马路时，躲着车子与杂音，地下工作者接头一般，低声问出问题、得到答案。
当时是在2024年十月，我已经确认参与此次的文艺家交流计划，负责採访数位澳门文艺家。那几日，我随澳门笔会去马来西亚进行文学交流，突发奇想，觉得眼下正是採访的好时机。因为旅行本就是寻常生活以外的小小庆典。我们对往昔的回忆，为南洋绿荫所浸染，于是化成琐碎的话语，如同溪流一样从身体裡湧出去。去捕捉这一道溪流，就成了我的工作。
我记得，在参观吉隆坡的空中花园时，李教授讲起了他的父亲、着名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他说，当年他曾随父亲到上海生活。那时候，陆小曼也正在上海臥床养病。她为了找到还珠楼主所写之小说全本，而与还珠楼主有了信件往来。听着这段往事时，我正因为天气炎热，满头大汗，可同时激动不已，汗也顾不上擦，只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与那时代的传奇人物产生了某种联系。就像是小孩子听大人讲祖上的故事，忽地发现自己的祖父曾持剑屠龙一般。
还有一天夜裡，李教授、司徒子榆和我，我们三人游荡在已经关了一半门的商场裡，徒劳地寻找着仍在营业的手信店，一边聊起文学，还有往事。不过刚说完两三句话，我就连忙开了录音，生怕错过一点趣闻。因而，我对李教授的採访，可谓是毫无章法。想到哪裡，就说到哪裡。事後整理录音资料，虽有些头痛，但也觉得妙趣横生，好玩儿极了。
对黄豪生先生的採访，就莊重了许多。
我们约了一起饮咖啡。见面前，我心中实在有些忐忑，因为对摄影艺术，完全是门外汉级别的了解。不得已，先上网熟读艺术家本人的简介，再看一点理论书，临时抱佛腳，接着又找到一本黄豪生先生本人的摄影展画册。那几日，书一直摆在手边，只要想起，就翻开瞄一眼。直到採访当天，在咖啡厅坐下，与黄先生开始聊天，发现对方实在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心裡才放鬆了许多。
对待摄影艺术，黄豪生先生兼有匠人的严谨精神，与艺术家的创新眼光。说到底，无论是文学、绘画、摄影，还是别的什么艺术，严谨和创新，于创作者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有时候，又近乎是相互矛盾的。对于黄豪生来说，原始的“古法”摄影，是构建摄影艺术的根基，谁想要参与到摄影创作之中，谁就要从头学起这门手艺。另一方面，他又热爱形式与内容的革新，黑白、彩色、人像、风景、建筑、古法、数码，乃至于装置艺术，这些，黄豪生都曾涉足。由此，他身上兼有“传统”和“革新”两种特质，着实令人意想不到。
那会儿，我正苦恼于自己文学写作的单一化，总觉得是陷入了瓶颈之中，似乎写来写去，都是在写同一个故事。听他细数自己的创作经歷，不由大感震撼。我表达了这种震撼，他则回答，自己天生就是这个脾气，今天做了这件事，明天就要做那件事——年轻时，他还曾在餐厅驻场乐队裡担任过吉他手呢！我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日後，在尝试写新故事、却又为之不安时，总要回想起黄豪生的这一段话。
对廖子馨“廖总”的採访，就是十分放鬆的了。从小，我就认识这位文坛“女侠”。这一回要正儿八经对她发问、记录她的人生故事，倒是件前所未有的事。我们是吃着下午茶做完的採访，听廖总讲读少年时的经歷，当真是好玩儿的很。她说，当时她选择去湖南湘潭读中学，就是因为家中大人们常讲毛主席的故事。不曾想，到了学校裡，才发现自己连上课内容都听不懂——老师一张口，就是浓浓的湘潭乡音，实在是苦了当年一腔热血的廖子馨。
进了大学，为什么要读中文系？廖子馨回答：就因为自己想要当一个作家。说到这裡，我又想起自己十几年前报大学志愿的事情。我本来也想着去读中文，结果黄文辉先生听闻後，连连摇头。他是中文系出身，因而他的不赞同，就显得格外有说服力——于是，我去读了法语。滑稽的是，毕业後看，于我而言，法语实则比中文还要无用。
廖子馨曾在报社当过几个月的记者，这也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不过，联系到她嫉恶如仇的性格，似乎也不应当为之感到惊讶。
自然，光凭採访内容，不足以写出一篇合格的文章。倒不如说，採访也仅是辅助手段，唯有仔细阅读、观看文艺家们的作品，才能构成文章的核心。李教授曾在着作中讨论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距离，黄豪生先生关注摄影艺术对现实的重构，而在廖总的小说裡，“身份”（社会身份也好，种族身份也罢）也是个多次出现的主题——抓住这些，再将文艺家的个人经歷与之交织，方算完整。创作来源于生活，生活重建于创作。一体两面，构成超越自我的文艺家。我想，但凡我所撰写的文章中，能呈现出一丁点这样的感觉，我就不能算是完全失败的採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