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的小城，橘黃的燈
◎ 譚健鍬
庚子年大年初一凌晨零點，我站在氹仔某社區，等待著前來接我回醫院做手術的專車。想起那汽車從大三巴附近出發，要穿過狹小的街巷，跨越蜿蜒的友誼大橋到達我家，再原路返回醫院，最快也要半小時，不禁寸中焦慮。
萬籟俱寂，天空和城區都籠罩在一片無言的鬱悶與冷酷中，只有微黃的街燈和偶爾穿梭而過的車燈仍會帶來點滴的柔和。
新舊之交，我被醫院的緊急電話催醒。渾身發冷、肌肉酸痛，疑似發熱的症狀，這是我早早躺下入睡的原因。推開暖和的被窩，穿上厚厚的衣服，還要戴上既熟悉又陌生的口罩，不捨地看了看熟睡的小孩，不敢跟家人透露自己狀態不妙，便急忙出門。
此時，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蔓延的消息已如噩耗般傳來，同樣的病人在澳門已被發現！除夕之夜，澳門無大風更無細雨，卻儼然滿城風雨。我在夜色裡稍稍哆嗦，頂著頭痛和骨痛，還有不知是來自臘月的寒，還是體內病菌誘發的寒。從來就沒有這樣忐忑不安過，就沒有這樣惶恐不安過。腦海中有那麼一剎那，想讓自己懦弱一回，但看著寂靜的街區那一幢幢高樓，那一扇扇或昏黃或黝黑的窗戶，想想早就足不出戶進行避疫的市民和同事，想想正月初一萬家團圓的新年鐘聲，那卑微的懦弱就像傳說中的怪獸“年”，消遁了。
今年春節注定少了無數的熱鬧歡騰，多了一片白色的寂靜。
一刻鐘後，車燈閃爍。醫院司機開著白色汽車如期而至，他穿著白色工作服，也戴著白色口罩。我迅速坐在副駕駛的位置，扣好安全帶，緊緊把口罩上的金屬圈往鼻樑上摁。車內漆黑一片。我們好像從未謀面，也沒有閒心交談。兩個口罩之下，彷彿是兩個絕緣的世界。除了防疫，口罩還有許多不可明說的功用，我戴著，會遮掩內心的羞澀、猶豫、不屑、畏懼甚至有時是難以避免的惱怒，而司機，或許也為了讓我看不見他的浮躁和埋怨吧，畢竟在這個時候加班，誰會真心樂意？
車速不慢不快，卻甚是安穩。車窗外，閃過空無一人的街道、孤零零掛著彩燈的小樹，還有沉默的銀色天空。這個時候，只有娛樂場還不甘寂寞地、不甘沉淪地把霓虹點綴在天上，似乎刻意朝著我眼前的蕭瑟挑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車子顛簸了幾下便敏捷地踏上橋樑，橋燈陡然使人眼前一亮，而靜謐得令人不知所措的大海，是用墨色向奔波的人致以新年問候嗎？
那個夜晚，我和同事們在手術台上挽救了一個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
凌晨三點，身邊的人散去，我換掉濕透的手術衣，獨自躺在醫院的值班房內，用厚重的被子再次將自己裹住，用淡漠的意念試圖催眠自己，強忍那陣陣襲來的陰冷骨寒，以及裂痛。可孤寂的夜，是不想讓人那麼快進入夢鄉的。透過破舊的玻璃窗，我依然看見外頭蒼涼古樸的木棉樹在隱隱的燈光裡站崗，它不知什麼時候已掛滿了朵朵花兒，儘管黯淡的光線無法告訴我顏色，但我能感悟到木棉花鮮紅厚實的身軀，恍如鮮血般的殷紅，比起臘梅也毫不遜色，甚至能點燃驅趕瘟疫的溫暖。
我沒有氣力回家，也不敢回家，生怕身上萬一殘存著那令人聞虎色變的病毒，會將家庭毀於一旦。昏昏沉沉地睡去，心中依然懸掛了一絲成就感，不是因為做手術救了人，而是因為沒有讓懦弱肆虐自己，終究又闖了一關，沒有把肩負的責任推給別人。我不知道這是勇氣，是偏執，是無奈，是無知，還是愚蠢，反正我在病痛和孤獨中飽嘗了快感。
清晨漸漸吝嗇地露出霞光，我懊悔地醒來，懊悔自己只睡了兩小時！身子不冷了，卻充斥著難耐的燥熱，腦袋像漲得鼓鼓的氣球。這個年初一，是假期。但是，我今晚還得值夜班，應對內科住院病人，以及萬一再次出現的緊急手術。我孤注一擲地爬起來，連梳洗都不做便直奔超市，顫巍巍地付了錢，換回來兩瓶一點五升的“寶礦力”運動飲料。整整一天，我就躺在醫院值班房內養病，不吃任何食物，僅用飲料維持人體必需的水分、糖分和電解質。傍晚六點，值班工作照常進行。
如果說我對病痛產生了麻木的話，那是長年累月的工作習慣和沉重的壓力所賜，我謝謝它們。天底下，估計會有活得輕鬆自在的醫生，但不會是我，永遠都不會是。
那值班的夜晚是用一個“熬”字打發的，記不清接了什麼電話，記不住處理過哪些經急診收入病房的患者，也想不起夜間有哪個病人身體特別不適。病房總體上還算安靜，就像窗外的街區。
翌日，晨曦終於流過窗前，儘管天空還是灰藍得沉悶，儘管日光姍姍來遲，可我總算盼到了黎明。偷偷望一眼窗外，人影是沒有的，只有木棉挺拔蒼涼的樹影和街燈慵懶祥和的橘色，把整個用低矮民房組裝的舊城區烘託得恬然自適，還稍帶幾分自嘲和鼓舞。
忽然間，我想起了一部蘇聯小說的名字—《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這講的是血與火的故事，講的是五個年輕美麗的生命被戰爭吞噬的故事。我想，許多靜悄悄的黎明都需要一番掙扎、一番與命運驚心動魄的戰鬥才能最終呈現在人間，如同暗夜裡月亮和太陽無可避免的纏鬥，只是很多時候人們在安靜的夢鄉裡渾然不覺而已。一位哲人曾說：只有那些心中無時無刻不燃燒著希望之光的人，才可以把黎明的旭暖帶給普羅大眾，假如他們肉體消失，精神也能永存在黎明的光彩中。
年初二日上三竿之時，飢餓開始貪婪地糾纏我，四肢卻奇蹟般地不再疲乏，酸痛、骨寒和燥熱竟也逐漸遠去。這是康復的苗頭。
我的病情緩解了，可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澳門的“病”情卻步步驚心。十個確診患者像十顆定時炸彈，被逐一發現。小城人人自危。人們紛紛用口罩隔離了熱烈和親暱，也隔離了自己。娛樂場所和賭場也不得不關掉了不可一世的霓虹，讓澳門重歸葡萄牙人到來前的寂靜與質樸。街上和巴士上，除了那些像我一樣為工作而不得不選擇匆匆的身影之外，再沒有多餘的人。口罩，是僅次於衣褲的必需日用品。
苦於忙碌，我沒有時間去藥房排長龍購買口罩，也不想讓家人暴露在人流中。於是我只好在醫院同事的白眼下，羞愧地帶走兩三個口罩，藏在衣袋裡，準備捎給家人。而我自用的一次性口罩經常數日不換，在醫院，在路上，都是同一個，直到口罩上的毛刺和異味令我忍無可忍，才捨得扔掉。困頓和嚴酷包圍著孤獨的身軀，還能考慮什麼傳染理論、科學清潔和按部就班？或許是年初一時硬扛疾病的蠻橫決心，讓如今一切的自我顧慮都輕若鴻毛吧。對兇猛的瘟疫，一次性口罩或許只是聊勝於無，它，像我一樣，很多時候都蒼白無力，有心無力。想想自己當年要穿著繁瑣的隔離防護衣，戴著沉重的面罩，才能對高風險的麻疹患者採集鼻涕標本時，再看著羸弱而少之又少的口罩，心頭也就釋然。
又是一個寂靜的清晨，六點，我站在氹仔路邊的巴士站等候。這次不是為了手術，而是想儘早回醫院了解病人的最新情況。周圍空無一人，唯一作伴的是皺巴巴的口罩。冷空氣和我呼出的逼仄熱氣交匯，使口罩迅速凝了水珠，濕漉漉地粘在鼻樑上，猶如苟且的羈旅倦客。樹梢靜得窒息，偶爾被一陣風潛入，便發出沙沙響，像藏著什麼怪獸。此時此刻，鳥兒都不會鳴叫。而遠處的“銀河”娛樂城像極了一座燃燒殆盡的燭台。
巴士載著我一人，駛過大橋，在亞馬喇前地停下。我徒步經新葡京酒店的巨大蓮型建築，向醫院疾走。暫時失去霓虹庇佑的酒店，門可羅雀，默然泯然於黯淡的海邊，哪怕是不夜的路燈，也給不了它絲毫的暖意。
在拐彎處，一名酒店保安昂然站在我面前，空對著僅有一個行人的街道。他披著大棉氅，蓋著大簷帽，戴著黑口罩，藏青色打扮在橘黃路燈下，簡直被雕成靜默的青銅雕像—嚴肅卻折射著溫暖。狹小空間內，只有四隻眼睛對視。我朝這位比我起得更早的打工者，摘下口罩，微微一笑致意。
想起初一凌晨，白衣司機把我送到醫院時，也向我摘掉口罩，輕聲留了句：“新年快樂。”那瞬間，身邊一束暖流般的燈光，也是橘黃的。
澳門筆匯第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