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小城，橘黄的灯
◎ 谭健锹
庚子年大年初一凌晨零点，我站在氹仔某社区，等待着前来接我回医院做手术的专车。想起那汽车从大三巴附近出发，要穿过狭小的街巷，跨越蜿蜒的友谊大桥到达我家，再原路返回医院，最快也要半小时，不禁寸中焦虑。
万籁俱寂，天空和城区都笼罩在一片无言的郁闷与冷酷中，只有微黄的街灯和偶尔穿梭而过的车灯仍会带来点滴的柔和。
新旧之交，我被医院的紧急电话催醒。浑身发冷、肌肉酸痛，疑似发热的症状，这是我早早躺下入睡的原因。推开暖和的被窝，穿上厚厚的衣服，还要戴上既熟悉又陌生的口罩，不捨地看了看熟睡的小孩，不敢跟家人透露自己状态不妙，便急忙出门。
此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的消息已如噩耗般传来，同样的病人在澳门已被发现！除夕之夜，澳门无大风更无细雨，却俨然满城风雨。我在夜色裡稍稍哆嗦，顶着头痛和骨痛，还有不知是来自腊月的寒，还是体内病菌诱发的寒。从来就没有这样忐忑不安过，就没有这样惶恐不安过。脑海中有那么一剎那，想让自己懦弱一回，但看着寂静的街区那一幢幢高楼，那一扇扇或昏黄或黝黑的窗户，想想早就足不出户进行避疫的市民和同事，想想正月初一万家团圆的新年钟声，那卑微的懦弱就像传说中的怪兽“年”，消遁了。
今年春节注定少了无数的热鬧欢腾，多了一片白色的寂静。
一刻钟後，车灯闪烁。医院司机开着白色汽车如期而至，他穿着白色工作服，也戴着白色口罩。我迅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扣好安全带，紧紧把口罩上的金属圈往鼻樑上摁。车内漆黑一片。我们好像从未谋面，也没有闲心交谈。两个口罩之下，彷彿是两个绝缘的世界。除了防疫，口罩还有许多不可明说的功用，我戴着，会遮掩内心的羞涩、犹豫、不屑、畏惧甚至有时是难以避免的恼怒，而司机，或许也为了让我看不见他的浮躁和埋怨吧，毕竟在这个时候加班，谁会真心乐意？
车速不慢不快，却甚是安稳。车窗外，闪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孤零零挂着彩灯的小树，还有沉默的银色天空。这个时候，只有娱乐场还不甘寂寞地、不甘沉沦地把霓虹点缀在天上，似乎刻意朝着我眼前的萧瑟挑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车子颠簸了几下便敏捷地踏上桥樑，桥灯陡然使人眼前一亮，而静谧得令人不知所措的大海，是用墨色向奔波的人致以新年问候吗？
那个夜晚，我和同事们在手术台上挽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
凌晨三点，身边的人散去，我换掉湿透的手术衣，独自躺在医院的值班房内，用厚重的被子再次将自己裹住，用淡漠的意念试图催眠自己，强忍那阵阵袭来的阴冷骨寒，以及裂痛。可孤寂的夜，是不想让人那么快进入梦乡的。透过破旧的玻璃窗，我依然看见外头苍凉古朴的木棉树在隐隐的灯光裡站岗，它不知什么时候已挂满了朵朵花儿，尽管黯淡的光线无法告诉我颜色，但我能感悟到木棉花鲜红厚实的身躯，恍如鲜血般的殷红，比起腊梅也毫不逊色，甚至能点燃驱赶瘟疫的温暖。
我没有气力回家，也不敢回家，生怕身上万一残存着那令人闻虎色变的病毒，会将家庭毁于一旦。昏昏沉沉地睡去，心中依然悬挂了一丝成就感，不是因为做手术救了人，而是因为没有让懦弱肆虐自己，终究又闯了一关，没有把肩负的责任推给别人。我不知道这是勇气，是偏执，是无奈，是无知，还是愚蠢，反正我在病痛和孤独中饱尝了快感。
清晨渐渐吝啬地露出霞光，我懊悔地醒来，懊悔自己只睡了两小时！身子不冷了，却充斥着难耐的燥热，脑袋像涨得鼓鼓的气球。这个年初一，是假期。但是，我今晚还得值夜班，应对内科住院病人，以及万一再次出现的紧急手术。我孤注一掷地爬起来，连梳洗都不做便直奔超市，颤巍巍地付了钱，换回来两瓶一点五升的“宝矿力”运动饮料。整整一天，我就躺在医院值班房内养病，不吃任何食物，仅用饮料维持人体必需的水分、糖分和电解质。傍晚六点，值班工作照常进行。
如果说我对病痛产生了麻木的话，那是长年累月的工作习惯和沉重的压力所赐，我谢谢它们。天底下，估计会有活得轻鬆自在的医生，但不会是我，永远都不会是。
那值班的夜晚是用一个“熬”字打发的，记不清接了什么电话，记不住处理过哪些经急诊收入病房的患者，也想不起夜间有哪个病人身体特别不适。病房总体上还算安静，就像窗外的街区。
翌日，晨曦终于流过窗前，尽管天空还是灰蓝得沉闷，尽管日光姗姗来迟，可我总算盼到了黎明。偷偷望一眼窗外，人影是没有的，只有木棉挺拔苍凉的树影和街灯慵懒祥和的橘色，把整个用低矮民房组装的旧城区烘託得恬然自适，还稍带几分自嘲和鼓舞。
忽然间，我想起了一部苏联小说的名字—《这裡的黎明静悄悄》。这讲的是血与火的故事，讲的是五个年轻美丽的生命被战争吞噬的故事。我想，许多静悄悄的黎明都需要一番挣扎、一番与命运惊心动魄的战鬥才能最终呈现在人间，如同暗夜裡月亮和太阳无可避免的缠鬥，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在安静的梦乡裡浑然不觉而已。一位哲人曾说：只有那些心中无时无刻不燃烧着希望之光的人，才可以把黎明的旭暖带给普罗大众，假如他们肉体消失，精神也能永存在黎明的光彩中。
年初二日上三竿之时，飢饿开始贪婪地纠缠我，四肢却奇蹟般地不再疲乏，酸痛、骨寒和燥热竟也逐渐远去。这是康復的苗头。
我的病情缓解了，可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澳门的“病”情却步步惊心。十个确诊患者像十颗定时炸弹，被逐一发现。小城人人自危。人们纷纷用口罩隔离了热烈和亲暱，也隔离了自己。娱乐场所和赌场也不得不关掉了不可一世的霓虹，让澳门重归葡萄牙人到来前的寂静与质朴。街上和巴士上，除了那些像我一样为工作而不得不选择匆匆的身影之外，再没有多馀的人。口罩，是仅次于衣裤的必需日用品。
苦于忙碌，我没有时间去药房排长龙购买口罩，也不想让家人暴露在人流中。于是我只好在医院同事的白眼下，羞愧地带走两三个口罩，藏在衣袋裡，準备捎给家人。而我自用的一次性口罩经常数日不换，在医院，在路上，都是同一个，直到口罩上的毛刺和异味令我忍无可忍，才捨得扔掉。困顿和严酷包围着孤独的身躯，还能考虑什么传染理论、科学清洁和按部就班？或许是年初一时硬扛疾病的蛮横决心，让如今一切的自我顾虑都轻若鸿毛吧。对兇勐的瘟疫，一次性口罩或许只是聊胜于无，它，像我一样，很多时候都苍白无力，有心无力。想想自己当年要穿着繁琐的隔离防护衣，戴着沉重的面罩，才能对高风险的麻疹患者採集鼻涕标本时，再看着羸弱而少之又少的口罩，心头也就释然。
又是一个寂静的清晨，六点，我站在氹仔路边的巴士站等候。这次不是为了手术，而是想尽早回医院了解病人的最新情况。周围空无一人，唯一作伴的是皱巴巴的口罩。冷空气和我唿出的逼仄热气交汇，使口罩迅速凝了水珠，湿漉漉地粘在鼻樑上，犹如苟且的羁旅倦客。树梢静得窒息，偶尔被一阵风潜入，便发出沙沙响，像藏着什么怪兽。此时此刻，鸟儿都不会鸣叫。而远处的“银河”娱乐城像极了一座燃烧殆盡的烛台。
巴士载着我一人，驶过大桥，在亚马喇前地停下。我徒步经新葡京酒店的巨大莲型建筑，向医院疾走。暂时失去霓虹庇佑的酒店，门可罗雀，默然泯然于黯淡的海边，哪怕是不夜的路灯，也给不了它丝毫的暖意。
在拐弯处，一名酒店保安昂然站在我面前，空对着仅有一个行人的街道。他披着大棉氅，盖着大檐帽，戴着黑口罩，藏青色打扮在橘黄路灯下，简直被雕成静默的青铜雕像—严肃却折射着温暖。狭小空间内，只有四隻眼睛对视。我朝这位比我起得更早的打工者，摘下口罩，微微一笑致意。
想起初一凌晨，白衣司机把我送到医院时，也向我摘掉口罩，轻声留了句：“新年快乐。”那瞬间，身边一束暖流般的灯光，也是橘黄的。
澳门笔汇第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