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石灘上的一夜〉這篇小說,開篇即提出一個看似濫俗的問題:“你是與我一起出走,還是棄我而獨自留下?”這是主人公戴定生“最愛的人”嘉嵐,因無法忍受“壓抑”而決定離去時向他提出來的。定生選擇“留下”,因為他“害怕飄泊的感覺”,“那種不知身處何方的迷離感”,用嘉嵐的話說,就是一種“懦弱”。二人分手後,走向遠方的嘉嵐找到希望了嗎?留下來的定生生活安定嗎?故事一開始,就引發了諸如此類的懸念,形成了讀者的閱讀期待,這樣的發端相當不錯。
然而,接下來的敘事,卻顯得有些生硬而不合邏輯了。一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定生連外出“飄泊”的勇氣都沒有,怎麼能夜闖“亂石灘”施藥救人?二是不符合情節發展邏輯:定生與“男人”見面後,這“男人”儼然成了故事主人公,他和他太太的遭際及其痛苦和恐懼的敘述成了故事的主軸,而作品主題也轉為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揭示。
小說寫了一個社會生活的極端事件,即在全國“生育率”已降至“史無前例的低”的背景下,一個城市頒佈“緊急法令”,建立“集中性營地”,選擇優質、健康的女人進行人工受孕,以“生產出新生命”。作品對城市生育政策荒誕的闡釋,對其具體操作的指斥,構成了不可思議的故事,令人感到其想像和表現缺乏生活真實的基礎。當然藝術真實並不等於生活真實,但它表現的卻是生活本真,離開了這一點,藝術就將成為無根之木。
我的看法不一定對,提出來與大家討論而已。讀深林的小說,覺得她好像喜歡寫“怪誕”故事,我就推介一本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怪誕故事集》給她。作者是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希望深林從中得到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