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石灘上的一夜〉這篇小說，開篇即提出一個看似濫俗的問題：“你是與我一起出走，還是棄我而獨自留下？”這是主人公戴定生“最愛的人”嘉嵐，因無法忍受“壓抑”而決定離去時向他提出來的。定生選擇“留下”，因為他“害怕飄泊的感覺”，“那種不知身處何方的迷離感”，用嘉嵐的話說，就是一種“懦弱”。二人分手後，走向遠方的嘉嵐找到希望了嗎？留下來的定生生活安定嗎？故事一開始，就引發了諸如此類的懸念，形成了讀者的閱讀期待，這樣的發端相當不錯。

然而，接下來的敘事，卻顯得有些生硬而不合邏輯了。一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定生連外出“飄泊”的勇氣都沒有，怎麼能夜闖“亂石灘”施藥救人？二是不符合情節發展邏輯：定生與“男人”見面後，這“男人”儼然成了故事主人公，他和他太太的遭際及其痛苦和恐懼的敘述成了故事的主軸，而作品主題也轉為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揭示。

小說寫了一個社會生活的極端事件，即在全國“生育率”已降至“史無前例的低”的背景下，一個城市頒佈“緊急法令”，建立“集中性營地”，選擇優質、健康的女人進行人工受孕，以“生產出新生命”。作品對城市生育政策荒誕的闡釋，對其具體操作的指斥，構成了不可思議的故事，令人感到其想像和表現缺乏生活真實的基礎。當然藝術真實並不等於生活真實，但它表現的卻是生活本真，離開了這一點，藝術就將成為無根之木。

我的看法不一定對，提出來與大家討論而已。讀深林的小說，覺得她好像喜歡寫“怪誕”故事，我就推介一本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怪誕故事集》給她。作者是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希望深林從中得到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