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石滩上的一夜〉这篇小说，开篇即提出一个看似滥俗的问题：“你是与我一起出走，还是弃我而独自留下？”这是主人公戴定生“最爱的人”嘉岚，因无法忍受“压抑”而决定离去时向他提出来的。定生选择“留下”，因为他“害怕飘泊的感觉”，“那种不知身处何方的迷离感”，用嘉岚的话说，就是一种“懦弱”。二人分手後，走向远方的嘉岚找到希望了吗？留下来的定生生活安定吗？故事一开始，就引发了诸如此类的悬念，形成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样的发端相当不错。

然而，接下来的叙事，却显得有些生硬而不合逻辑了。一是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定生连外出“飘泊”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能夜闯“乱石滩”施药救人？二是不符合情节发展逻辑：定生与“男人”见面後，这“男人”俨然成了故事主人公，他和他太太的遭际及其痛苦和恐惧的叙述成了故事的主轴，而作品主题也转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揭示。

小说写了一个社会生活的极端事件，即在全国“生育率”已降至“史无前例的低”的背景下，一个城市颁佈“紧急法令”，建立“集中性营地”，选择优质、健康的女人进行人工受孕，以“生产出新生命”。作品对城市生育政策荒诞的阐释，对其具体操作的指斥，构成了不可思议的故事，令人感到其想像和表现缺乏生活真实的基础。当然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真实，但它表现的却是生活本真，离开了这一点，艺术就将成为无根之木。

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提出来与大家讨论而已。读深林的小说，觉得她好像喜欢写“怪诞”故事，我就推介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怪诞故事集》给她。作者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希望深林从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