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如何进入文学，我们又如何经由文学理解澳门，是本地作者与读者绕不过的问题。袁绍珊曾指出，本地作者为照顾外地读者，“刻意而为、地标式的本土书写大量出现，风景线有了，却并没有触及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核”，她提出的解方是“把人性变成本土性”。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米娜(Cosima Bruno)再推前一步，认为澳门作者已有生于间隙(interstitial)、不囿于非此即彼的文学实践，稀缺的反而是从纠结的人世经验等角度予以解读。②

有趣的问题由此出现。澳门书写不宜单以地标作招徕，但若人世经验本就纷陈错杂，各地人性亦同样游走于善恶进退之间，所谓的本土性又从何而来？这期文学沙龙的选篇——路诺的散文，以马、莊志豪的小说——相信能带来启发。

街市内外：日常的气质与情趣

路诺的《消失的生蚝》和《静默的餐桌》，原载《澳门日报》副刊，分别是“新园地”的专栏文字及“镜海”的情人节专题之作。副刊散文，尤以“新园地”一类更具综合性的版面而言，越讲求世俗寻常，越考验作者的性情学养。若功力稍逊，容易落入西西《玻璃鞋》所讽的“适应本领”，框框要十七行半虽能半行不差，但流于罐头操作。幸而情才相得者，也可善用这份世俗性，使澳门书写既照见大众日常，又多出一层思考与趣味。

《消》记澳门街市，再日常不过，却以古龙小说中一句常被引来歌颂烟火气的话起笔，开篇已把日常稍稍推高。文章主线写作者与母亲在鱼档疑遭老夫妻“讹秤”，妻语带挑衅，夫看似调停，回家後却因一隻“消失的生蚝”发觉二人半斤八两。回到古龙，作者质疑浪漫化的解读，提出烟火气充满求生的坚韧，但也充满艰难的算计。文章若收结于此，已算把澳门街市经验与流行文学扣连再作反思，不辱使命。但灵巧的是，作者最後把一切不忿化为“挺直腰板有尊严地活着”的祝愿。我们一般祝人马到功成，甚至寄语挺起胸膛，也未必用到挺直腰板。体会到这点，读者一笑之後或会唏嘘，但箇中通透与分寸，大概已是一份澳门气质。

《静》将街市恩怨变成情人之情，诉说如何接受浪漫关系转趋平淡。从澳门书写来看，可留意作者如何将爱情放回本地的饮食与节日消费文化之中。例如“在闷热的夏日坐在新桥路边吃云吞，也会在高档餐厅裡，对精緻菜肴评头论足”，通过爱情为澳门的饮食风景赋义，有低不避高。除了饮食，作者认同情人节消费有助点缀平淡的情侣生活，亦算忠实反映一种本地生活态度。另外，该文更大优点在于从细节见情，例如从筷子残留清洁剂的粗疏，想起伴侣始终未变的拙朴真心。如此种种，皆反映了澳门的生活情趣。

校园内外：优秀生的隐痛

路诺由街市与餐厅落笔，把对生计与尊严、情感与物质的思考重置于大众日常，写出小城的气质与情趣。若说这发挥了副刊散文贴近大众日常的长处，到了小说，叙事的关怀会否更有条件从共同经验转向特定群体？其中的人物心态与感受，除了照见澳门经验的另一面，又能否越过情境的限制，通向对普遍人性的思考？

以马的《留班生小敏》和《三拜神佛》，一写澳门中学校园的情绪问题，一记几个年轻女生求神问前程。两篇中塑造得较为立体、更能引起思考的，是按常情最毋须牵挂的优秀生。

《留》书写小敏的轻生，叙事者却是获得莲花奖的依琦，真正铺展的亦是依琦如何消受这宗死亡。小说不少篇幅写依琦经友人提醒而学懂共情，但更值得留意的，或是这份共情尚未稳定之时。故事开端，依琦本想关心小敏，得知她被训话，想起更为上进的自己同样受过规训，竟就把关心撤回。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转折，恰好点出一种隐微的中学生心理。令依琦撤回关心的，或许并非她认为小敏理亏，而是自身努力亦曾不获肯定的心结，乃至心结背後，一份长期被外界打量的压力，一些只能以成绩遮盖的弱点。

如是者，依琦之所以终能关心小敏，究竟是纯粹出于善良和长进，还是也因她已不能单纯从认同中获得安稳，却又无从挣脱竞争，关心他人于是成了安顿自己的方法？又或者，被视为优越也会酿成受惠者的愧疚，使人尚未能自处，已自觉有责任照顾别人？这些难以说清的感受不限于中学生，更可能随年岁渐长、对所谓“体面”顾虑日多而加深，相信读者多少都能体会。

《三》把这种优秀生的隐痛再推一步。师利名校出身，兼职实习一帆风顺，友人摸摸她的手臂便能找到工作。然而一次次渡人後，她也担心无法自渡，只求文殊菩萨赐一个免于裁员的公务员铁饭碗。小说由此让梦境渗入现实——佛堂如职场，师利补上文殊的空缺，观音因年轻人不婚不育而改掌事业，後来连师利这菩萨也要接受考核，面临裁汰风险。这种设计，令人想起也斯借《列仙传》发挥的《养龙人师门》，师门替龙申请阳光空气也须递表——放回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自有讽喻官僚主义的意味。反观《三》的写法也不只为猎奇。凡间焦虑反过来改变神佛分工，菩萨渡人之馀也要忧心考核，这些荒诞的错位，突出了澳门内外年轻人共有的焦虑，也将优秀生在渡人自渡之间的隐忍写得更深。

监狱内外：世代记忆的错位

若以光谱来想像人物，以马从优秀生的明亮处照出“底色”，莊志豪的《亚马喇前地》书写出狱後任清洁工的中年汉，《逃》更将逃犯、外籍狱警与两代本地狱警等并置，似乎更开宗明义关注“暗色”。

毋庸讳言，回归前澳门的犯罪故事曾一度掀起话题，九十年代电影《濠江风云》即为显例。人类学者雷凯思(Cathryn Clayton)认为，当年这类澳门故事之所以风行，不纯由于事件本身，亦因其接通了一套以忠义、体制外伸张公义等为核心的“法外之徒神话”。③莊志豪同写江湖，人物却或在出狱後任清洁工，或在越狱後更觉空虚，对这类神话不无祛魅之意。但祛魅只是起点，小说在解构之外还是需要建构。

与其罗列两篇小说的所有细节，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亚》的出狱中年汉与道友小六、《逃》的两代本地狱警华叔与阿Pea，如何写出人们面对时代转折时，沉默与反覆言说的两种姿态。《亚》中，小六赌拳得利，约中年汉到亚马喇前地喝酒，谈起旧时三轮车生涯，又依稀记得曾载过对方。中年汉对拳赛内情其实知道更多，似乎也记得那趟车程，却始终没有说破。二人只在这个见证三轮车式微与城市变迁的地方抽烟，中年汉再把一张金融卡转送小六。一根烟、一张卡，成为二人面对时代转变时仅馀的表达方式。

来到《逃》，年轻狱警阿Pea对烟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把入职後沉沦赌色归咎于值勤室的二手烟。微妙的是，小说紧接这番“二手烟”的开脱，便写老狱警华叔的话当年。华叔反覆追述回归前狱警如何从帮派手中“光復监狱”，谈到昔日人情味不再时甚至落泪，眼前却随即发生越狱事件，英雄记忆与当下现实形成反讽。由此，“二手烟”也彷彿成了世代记忆的隐喻：华叔珍视的尊严与归属感早已飘散，阿Pea所能承接的，更多是堕落的习气。

沉默与多言看似相反，却都是时移势易後，旧有记忆无从安置的反应。若回到更长的澳门文化脉络，以汪兆镛为代表的遗民书写，同样关乎不合时宜的记忆如何安放、文化身份如何延续。只是各人身处的位置、承载的歷史记忆与可调动的文化资源不同，书写方式亦自见殊异。莊志豪借助了较少进入日常视野的人物，呈现记忆与当下之间的错位。其实放眼日常，在这数位时代，不少行业传统或生活方式亦正经歷调整，各人对世代记忆自有不同感怀。只是如同以马笔下优秀生的隐痛，这些感受未必显眼，小说人物或可成为参照，陪我们坐看云起。

综观三家，澳门书写中的本土性，未必源于只此一家的地标名物，更在于作者能否以小城的生活尺度，辨认那些或许人同此心、却未必时时能被看见的感受——路诺从日常生活诘问尊严也写出情趣，以马穿过顺遂的表象看出隐痛，莊志豪从监狱内外探听记忆与当下的分岔。由此，“把人性变成本土性”，便不只是替人性贴上地方标籤，更是让本地经验形成一套足以理解他人、反思自身的方法。说易行难，但期望澳门作者精益求精，广大读者亦愿予以投入，不憾遗珠。

註释：
①：袁绍珊：〈澳门文学形象的省思与书写的突围〉，载张堂锜编：《台港地区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9 年），页 218–222。
②：Cosima Bruno,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Macau,” Interventions 16, no. 5 (September 2014): 750–69.
③：雷凯思(Cathryn Clayton)着，关俊雄译：《边缘主权：澳门与中国性问题》（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25年），页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