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如何進入文學，我們又如何經由文學理解澳門，是本地作者與讀者繞不過的問題。袁紹珊曾指出，本地作者為照顧外地讀者，“刻意而為、地標式的本土書寫大量出現，風景線有了，卻並沒有觸及這個地方的文化內核”，她提出的解方是“把人性變成本土性”。①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副教授米娜(Cosima Bruno)再推前一步，認為澳門作者已有生於間隙(interstitial)、不囿於非此即彼的文學實踐，稀缺的反而是從糾結的人世經驗等角度予以解讀。②

有趣的問題由此出現。澳門書寫不宜單以地標作招徠，但若人世經驗本就紛陳錯雜，各地人性亦同樣遊走於善惡進退之間，所謂的本土性又從何而來？這期文學沙龍的選篇——路諾的散文，以馬、莊志豪的小說——相信能帶來啟發。

街市內外：日常的氣質與情趣

路諾的《消失的生蠔》和《靜默的餐桌》，原載《澳門日報》副刊，分別是“新園地”的專欄文字及“鏡海”的情人節專題之作。副刊散文，尤以“新園地”一類更具綜合性的版面而言，越講求世俗尋常，越考驗作者的性情學養。若功力稍遜，容易落入西西《玻璃鞋》所諷的“適應本領”，框框要十七行半雖能半行不差，但流於罐頭操作。幸而情才相得者，也可善用這份世俗性，使澳門書寫既照見大眾日常，又多出一層思考與趣味。

《消》記澳門街市，再日常不過，卻以古龍小說中一句常被引來歌頌煙火氣的話起筆，開篇已把日常稍稍推高。文章主線寫作者與母親在魚檔疑遭老夫妻“訛秤”，妻語帶挑釁，夫看似調停，回家後卻因一隻“消失的生蠔”發覺二人半斤八兩。回到古龍，作者質疑浪漫化的解讀，提出煙火氣充滿求生的堅韌，但也充滿艱難的算計。文章若收結於此，已算把澳門街市經驗與流行文學扣連再作反思，不辱使命。但靈巧的是，作者最後把一切不忿化為“挺直腰板有尊嚴地活着”的祝願。我們一般祝人馬到功成，甚至寄語挺起胸膛，也未必用到挺直腰板。體會到這點，讀者一笑之後或會唏噓，但箇中通透與分寸，大概已是一份澳門氣質。

《靜》將街市恩怨變成情人之情，訴說如何接受浪漫關係轉趨平淡。從澳門書寫來看，可留意作者如何將愛情放回本地的飲食與節日消費文化之中。例如“在悶熱的夏日坐在新橋路邊吃雲吞，也會在高檔餐廳裡，對精緻菜肴評頭論足”，通過愛情為澳門的飲食風景賦義，有低不避高。除了飲食，作者認同情人節消費有助點綴平淡的情侶生活，亦算忠實反映一種本地生活態度。另外，該文更大優點在於從細節見情，例如從筷子殘留清潔劑的粗疏，想起伴侶始終未變的拙樸真心。如此種種，皆反映了澳門的生活情趣。

校園內外：優秀生的隱痛

路諾由街市與餐廳落筆，把對生計與尊嚴、情感與物質的思考重置於大眾日常，寫出小城的氣質與情趣。若說這發揮了副刊散文貼近大眾日常的長處，到了小說，敘事的關懷會否更有條件從共同經驗轉向特定群體？其中的人物心態與感受，除了照見澳門經驗的另一面，又能否越過情境的限制，通向對普遍人性的思考？

以馬的《留班生小敏》和《三拜神佛》，一寫澳門中學校園的情緒問題，一記幾個年輕女生求神問前程。兩篇中塑造得較為立體、更能引起思考的，是按常情最毋須牽掛的優秀生。

《留》書寫小敏的輕生，敘事者卻是獲得蓮花獎的依琦，真正鋪展的亦是依琦如何消受這宗死亡。小說不少篇幅寫依琦經友人提醒而學懂共情，但更值得留意的，或是這份共情尚未穩定之時。故事開端，依琦本想關心小敏，得知她被訓話，想起更為上進的自己同樣受過規訓，竟就把關心撤回。這個看似不近人情的轉折，恰好點出一種隱微的中學生心理。令依琦撤回關心的，或許並非她認為小敏理虧，而是自身努力亦曾不獲肯定的心結，乃至心結背後，一份長期被外界打量的壓力，一些只能以成績遮蓋的弱點。

如是者，依琦之所以終能關心小敏，究竟是純粹出於善良和長進，還是也因她已不能單純從認同中獲得安穩，卻又無從掙脫競爭，關心他人於是成了安頓自己的方法？又或者，被視為優越也會釀成受惠者的愧疚，使人尚未能自處，已自覺有責任照顧別人？這些難以說清的感受不限於中學生，更可能隨年歲漸長、對所謂“體面”顧慮日多而加深，相信讀者多少都能體會。

《三》把這種優秀生的隱痛再推一步。師利名校出身，兼職實習一帆風順，友人摸摸她的手臂便能找到工作。然而一次次渡人後，她也擔心無法自渡，只求文殊菩薩賜一個免於裁員的公務員鐵飯碗。小說由此讓夢境滲入現實——佛堂如職場，師利補上文殊的空缺，觀音因年輕人不婚不育而改掌事業，後來連師利這菩薩也要接受考核，面臨裁汰風險。這種設計，令人想起也斯借《列仙傳》發揮的《養龍人師門》，師門替龍申請陽光空氣也須遞表——放回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自有諷喻官僚主義的意味。反觀《三》的寫法也不只為獵奇。凡間焦慮反過來改變神佛分工，菩薩渡人之餘也要憂心考核，這些荒誕的錯位，突出了澳門內外年輕人共有的焦慮，也將優秀生在渡人自渡之間的隱忍寫得更深。

監獄內外：世代記憶的錯位

若以光譜來想像人物，以馬從優秀生的明亮處照出“底色”，莊志豪的《亞馬喇前地》書寫出獄後任清潔工的中年漢，《逃》更將逃犯、外籍獄警與兩代本地獄警等並置，似乎更開宗明義關注“暗色”。

毋庸諱言，回歸前澳門的犯罪故事曾一度掀起話題，九十年代電影《濠江風雲》即為顯例。人類學者雷凱思(Cathryn Clayton)認為，當年這類澳門故事之所以風行，不純由於事件本身，亦因其接通了一套以忠義、體制外伸張公義等為核心的“法外之徒神話”。③莊志豪同寫江湖，人物卻或在出獄後任清潔工，或在越獄後更覺空虛，對這類神話不無祛魅之意。但祛魅只是起點，小說在解構之外還是需要建構。

與其羅列兩篇小說的所有細節，筆者更感興趣的是，《亞》的出獄中年漢與道友小六、《逃》的兩代本地獄警華叔與阿Pea，如何寫出人們面對時代轉折時，沉默與反覆言說的兩種姿態。《亞》中，小六賭拳得利，約中年漢到亞馬喇前地喝酒，談起舊時三輪車生涯，又依稀記得曾載過對方。中年漢對拳賽內情其實知道更多，似乎也記得那趟車程，卻始終沒有說破。二人只在這個見證三輪車式微與城市變遷的地方抽煙，中年漢再把一張金融卡轉送小六。一根煙、一張卡，成為二人面對時代轉變時僅餘的表達方式。

來到《逃》，年輕獄警阿Pea對煙的態度截然不同，他把入職後沉淪賭色歸咎於值勤室的二手煙。微妙的是，小說緊接這番“二手煙”的開脫，便寫老獄警華叔的話當年。華叔反覆追述回歸前獄警如何從幫派手中“光復監獄”，談到昔日人情味不再時甚至落淚，眼前卻隨即發生越獄事件，英雄記憶與當下現實形成反諷。由此，“二手煙”也彷彿成了世代記憶的隱喻：華叔珍視的尊嚴與歸屬感早已飄散，阿Pea所能承接的，更多是墮落的習氣。

沉默與多言看似相反，卻都是時移勢易後，舊有記憶無從安置的反應。若回到更長的澳門文化脈絡，以汪兆鏞為代表的遺民書寫，同樣關乎不合時宜的記憶如何安放、文化身份如何延續。只是各人身處的位置、承載的歷史記憶與可調動的文化資源不同，書寫方式亦自見殊異。莊志豪借助了較少進入日常視野的人物，呈現記憶與當下之間的錯位。其實放眼日常，在這數位時代，不少行業傳統或生活方式亦正經歷調整，各人對世代記憶自有不同感懷。只是如同以馬筆下優秀生的隱痛，這些感受未必顯眼，小說人物或可成為參照，陪我們坐看雲起。

綜觀三家，澳門書寫中的本土性，未必源於只此一家的地標名物，更在於作者能否以小城的生活尺度，辨認那些或許人同此心、卻未必時時能被看見的感受——路諾從日常生活詰問尊嚴也寫出情趣，以馬穿過順遂的表象看出隱痛，莊志豪從監獄內外探聽記憶與當下的分岔。由此，“把人性變成本土性”，便不只是替人性貼上地方標籤，更是讓本地經驗形成一套足以理解他人、反思自身的方法。說易行難，但期望澳門作者精益求精，廣大讀者亦願予以投入，不憾遺珠。

註釋：
①：袁紹珊：〈澳門文學形象的省思與書寫的突圍〉，載張堂錡編：《台港地區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9 年），頁 218–222。
②：Cosima Bruno,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Macau,” Interventions 16, no. 5 (September 2014): 750–69.
③：雷凱思(Cathryn Clayton)著，關俊雄譯：《邊緣主權：澳門與中國性問題》（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25年），頁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