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镜海》前：“以副刊论副刊”的设想
谈起当代澳门文学，很难绕过《澳门日报．镜海》。1983年秦牧访澳，其与李成俊、李鹏翥等报界大家，认为澳门值得有一份纯文艺副刊，《镜海》遂在同年六月下旬登场。越有意义的文坛佳话，越不该只被机械地再三复述，我于是尝试以之对照一下自己是如何认识《镜海》。大概是初三时喜欢写作，老师鼓励我先从比赛累积经验，说日後若真有心，就把目标放在《镜海》。这样的师生琐谈与文学史论述相去虽远，但或许仍可用来照见，一代代澳门人在承传着怎样的《镜海》记忆——认同它是文坛试金石，会借这名字来对下一代寄予期望。
但从文坛佳话到代际记忆，依然只是走到《镜海》的门口。若要理解它如何参与文学生产，始终要回到副刊本身：从版面出发，以副刊论副刊。作为一週一期、一期一版的文艺副刊，《镜海》的有限版面迫使不同文类——诗、散文、评论、文讯——彼此紧密并置，读者往往在同一视线範围内面对风格与语调迥异的文本。这种并置本身已是一种意义建构的方式：它调节阅读节奏，影响文本的解读，甚至可能产生作者当初未必预期的呼应或张力。在这样的思路下，本文将把焦点重置于版面本身，考察《镜海》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安排文本的“相遇”，并由此观察这个文学现场中出现了哪些对话的可能，使我们得以从细节出发，重新趋近澳门文学的面貌。
走进《镜海》中：以第一期“文学新方阵”特辑为焦点
2025年7月，《镜海》开闢了一个名为“文学新方阵——澳门新锐作者系列”的特辑，定期刊出，在原本较为宽鬆的来稿佈局中，形成了一种明确的节奏与重心。尽管这并非《镜海》首次推出新作者特辑，但上次的“文学新气象”已是 2013 至 2017 年的事；时隔多年，“文学新方阵”的出现可视为 2020 年代《镜海》一次具标志性的编辑策略，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镜海》版面逻辑的切入口。
第一期的“文学新方阵”在2025年7月23日首次刊出，向读者介绍近年获奖甚多、活跃于本澳各大文学社团的“零零後”诗人甘远来。从版面佈局来看，“文学新方阵”位居上半版，视觉上最有引领作用的左上方是编者按语，然後左中右三栏，依序是甘远来的肖像和自述、诗歌作品及资深作家点评。下半版从左至右，则是广东知名音乐家陈远的回忆书写〈这面镜子在宽慰我〉，以及广东女诗人郑玉彬的〈再读张爱玲〉。在这样的版面配置下，我们的注意力可先集中在“文学新方阵”本身的呈现方式，再放宽视野，观察它与下半版文章并置後所生成的阅读效果。
版面左上方的编辑按语如是说：“澳门文学新生力量蓄势多年，为发掘新锐的文坛力量，推动澳门文学发展，本版特开设新栏目‘文学新方阵——澳门新锐作者系列’，每月向读者推介一位青年作者，并由资深作家品评其作品。无论褒贬，旨在交流，促进创作。”这裡重要的是，一方面延续了澳门文学创作的兼容并蓄的风尚，强调鼓励後进，而非对文类或题材作出规範；另一方面，“无论褒贬”四字亦为文学批评预留了空间，使评论得以从单向的肯定与鼓励，转向较为客观、着重技法与文本细节的讨论。当然，更重要的是参与的新作家和资深作家如何实践出这样的设想。
甘远来给“文学新方阵”交出了组诗《澳门街头组曲》，以华士古达嘉马花园、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情人街与恋爱巷等具辨识度的澳门地景入诗。即使在编者按语中看不出对澳门文学题材的设想，但在一份销量大、读者群众远超文学圈子的报纸副刊中，读者往往对澳门文学带着一定的记忆和期许，而地景书写正是最直观、亦最容易被辨认为“本地文学”的一种形式。当然，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书写地景，而在于如何书写和评论。黄礼孩在评论中指出，〈澳门街头组曲〉并未停留于街景的描摹，而是尝试进行在地文化的观察与思考，透过个体生命经验切入城市肌理；同时亦毫不迴避语言层面的具体问题，例如连接词的冗馀、段落节奏的鬆散，认为若能进一步压缩语言，诗中所蕴含的哲思反而能更有力度地浮现。
这类不以道德劝勉或印象评价为主的评论，一方面为作者提供了较为具体而可参照的回馈；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镜海》将新作家作品与资深作者的评论放在同一版面之中，令作品不只作为单独的创作成果被阅读，而是同时置于一个可被讨论、可被回应的文学语境之内。这样的呈现方式，使澳门文学在公共阅读中，逐渐显露出从题材辨识走向技法层面讨论的可能。
相遇于《镜海》：“文学新方阵”与周边文本的对话
聚焦于“新方阵”的呈现方式，可以看到新作家作品与资深评论之间形成的互动，也隐约感受到澳门文学评论逐步走向较为技术化的取径。然而，副刊研究向来提醒我们，版面并非只由单一栏目构成；插图、资讯性文字，以至不同栏目与文章之间的并置，同样可能参与意义的生成。因此，本文更感兴趣的问题其实是：“文学新方阵”中刊出新作家肖像的用意何在？其中侧重语言与技法的评论，是否已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评论取向？这些问题不可能单从“新方阵”来得到解答，我们更需要把这个栏目放回整个版面之中，与其他作品一併阅读，逐步展开思考。
下半版分为左右两栏。左栏篇幅较大，约佔三份二，刊登广东音乐家陈远的〈这面镜子在宽慰我〉，以一张附有父亲题字的旧照片为核心，回溯一段跨越半世纪的记忆：七十年代追随名师学习小提琴，演奏获得肯定後请友人摄下持琴的身影，再拣选一句普希金诗句“我就像在镜子裡面看见我自己，不过，这面镜子在宽慰我”，请父亲题写于照片上，本意是纪念与拍照者的友情。多年後，陈远重睹此照，遍寻《普希金抒情诗集》，希望找到刊载该诗句的版本，却始终未果。文章以这份寻而不得的空缺作结，并附上当年这帧承载师生、朋友与父子等多重关系的老照片。
尤堪细味的是，这帧旧照在整个版面中大约位于右下方，与左上方“新方阵”中新作家的肖像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平衡与对望。新作家的肖像本有推广与宣传的功能，在旧照片及其故事的衬托下，读者很容易不自觉地生出比较：在影像生产与传播变得极为便利的当下，即时记录是否远多于情感积淀？然而再进一步看，新与旧的对照其实亦在提醒读者：今日的新锐终将成为明日的前辈，肖像的意义与其由当下的作者自述填满，毋宁在更长的时间中逐步圆润；留下此刻的影像，本身便是日後回望与承传的前提。换个角度，对陈远这篇文章来说，“新方阵”的肖像和文字也悄然调整了它的阅读可能。陈远的音乐散文已结集成《难捨难离》、《追忆与思念之歌》等单行本，但读者从单行本体会的往往是作者自身连续的、内聚的生命歷程；放在副刊版面，跟“新方阵”互相观看，这类个人记忆则可扩充成新锐创作者成长想像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照片为“新方阵”的肖像补上了岁月的厚度，而“新方阵”的存在也让原本属于个人记忆的书写，在版面中转化为一种可与他者对读的经验。
该期《镜海》右下方、亦即版面的最後位置，刊登的是广东女诗人郑玉彬的〈再读张爱玲〉。这是一篇带有评论性质的阅读随笔，从版面配置看，恰好位于“文学新方阵”中黄礼孩评论的正下方，在读者观感上形成了一组评论方式的对照。文章不从技法分析入手，反而从自身的见闻和感悟出发，感嘆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女作家往往能以睿智佈局人物命途，现实人生却终究陷入迷雾。这种以感性出发的阅读方式，与“新方阵”中黄礼孩从在地文化与语言技法等角度评析甘远来诗作，取径明显不同。但诚如感性不是非理性，感性与理性本无优劣之别，我们不必因为技法导向的评论对文学发展的推进作用而排斥这类感性的评论；只需要以事论事，知道这类感受式评论的关键，往往在于作者如何处理自我的介入与抽离，所谓的显隐二法。全文大部分篇幅，作者都刻意跟张爱玲、女作家保持一定的观望距离，在最後很短的结段才引入“我”，反问自己是否也如这些女作家一样在写作与现实的割裂中感到撕扯，但却未给出答案，仅以一句“百年後无我也无他”作结。这个身份未被指认的“他”，恰好是作者表达自我的制高点，昙花一现，转瞬退场，显示出一种节制而不侷促的姿态。
这篇阅读随笔与“新方阵”中偏向技法分析的评论并置同一版面，未必意在互相竞逐或树立唯一标準，反而更像是让不同评论方式同时被看见。透过上下位置的安排，读者自然能感受到两种取径之间的差异与张力：一种回到写作技法与文化脉络，讨论作品如何成立；另一种则容许阅读者带着自身经验进入文本，承认时间与人生位置对文学理解的影响。回到澳门文学当下的发展语境，前者无疑具有提高创作水平、让本地文学接轨更大範围文学的实际效能，但在报纸副刊这类面向广泛群众的公共场域中，後者的存在，亦有助拉近文学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距离。至于技法导向、带研究性质的评论，在副刊条件下如何能持续深化，又可能遇上哪些现实层面的限制，恐怕还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与讨论了。
走出《镜海》後：副刊版面与澳门文学的阅读路径
报纸副刊可以比喻成文学的拼盘、作家的花园，而《澳门日报．镜海》在澳门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更被视为文学的发祥地、桥头堡以至新晋作家的试金石，但这些说法都未足以让我们理解《镜海》对文学生产的意义。本文因此尝试以“以副刊论副刊”的角度，暂时搁置宏观的评价，回到具体版面，对2025 年第一期“文学新方阵”特辑所属版面进行一次个案分析，讨论了《镜海》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安排文本的并置与对读。归根究底，《镜海》的意义或许不只在于“刊登了甚么作品”，而更在于它如何透过版面安排，让不同文学取径在同一阅读空间中共存——既容纳技法导向、具砥砺作用的评论，也保留感受性阅读的位置；既推介新锐作者，也让旧照旧人成为可被参照的对象。这种编排未必提供清晰的答案，却为读者保留了思考、比较与重新定位自身阅读位置的馀地。当然，单一期副刊的分析不足以对《镜海》整体的编辑策略作出定论。本文所能做的，只是从一个具体例子出发，提出一条理解澳门文学生产的路径。腳比路长，真正重要的，在于日後是否有更多同道，能持续关注《镜海》的版面变化与评论实践，甚或把视线投向其他报纸副刊的文学出版，一同拓展我们对澳门文学的理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