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出生于南美洲，却在襁褓之年回到中国，接受中华文化，整个抗日战争年代，辗转于大湾区一带，而且，都环绕于澳门为中心，所见所闻，所亲歷其境，所置身其内，经过三份之二世纪，记忆犹新，如今年事已高，再不写下来，恐怕很快就要带进棺材中了。

我起初由南美回到原藉新会，进入一所幼稚园读书，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平静的日子终结了，日本军机常常飞临轰炸，那时防空意识薄弱，并未挖掘防空洞，日机以机枪向校舍中扫射，我狂奔回家，侥倖保留小命，但同学有十馀人中弹身亡，次日我们回校，校舍半燬，黑板上刻着一条条的机枪弹痕，校长在弹痕旁写了两行字：“枪弹可以射杀我们的下一代，却射不灭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这两行文字，我永志心头。

于是，父亲把全家带到澳门。在澳门，我进了致用学校，校址为现今雅廉访提督马路圣心学校一带。致用学校是一间爱国学校，校长叶先生嫉恶如仇，他领导我们抗日爱国，那时，他教导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他又教我们唱“枪在我们的肩上，血在我们的胸膛”，他带领我们到十月初五街，向商店劝谕罢卖日货，得到家长的赞许，也使日本商人和汉奸恨之入骨。

当时，在香港，有张爱玲的汉奸丈夫胡兰成为主笔的“南华日报”，在澳门有汉奸刘某主办的“西南日报”和“民报”，免费推销。叶校长绝对不许学生带汉奸报纸进课室，一旦发现，立即撕碎，追究来源。

在葡萄牙人管治下，澳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标榜“绝对中立”，其实在日本势力压迫下，早已偏离中立路线，设于西湾的日本领事馆气燄薰天，俨然凌驾葡萄牙人之上，成为澳门的太上皇。葡萄牙人虽然打肿脸蛋充胖汉，一旦日方提出抗议，只能唯唯诺诺，奉命唯恐不及，天天战战竞竞，如履薄冰。日本浪人和汉奸强逼商人向汉奸报纸刊登广告和订阅，虽然各方投诉，葡方也不敢干涉。甚至在日方压力下，葡方成立“新闻检查署”，所有刊物一律需将大样呈给该署审查，如有称日军为“兽兵”“倭寇”和“汉奸”“走狗”“虎伥”等字样，一律认为触犯法纪，不许使用。许多反日报纸如：大众报、朝阳日报等，常常出现“开天窗”现象，读者见了，都作会心微笑。

其时，澳门人发起“四界救灾运动”，救什么灾？澳葡虽宣佈“中立”，其实，既不中，也不立，亦不许中国人救国，只许救灾，故而有此怪名。本来，澳门花界也救国不甘後人，也想参加救灾运动，可是，一些大人先生认为花界是下贱的一群，羞与为伍，不许她们参加；花界无奈，只好独自举办，阿姑们把某日接客陪酒收入全部捐出，舞女货腰所得，全部贡献给国家买军火飞机，做得有声有色，使社会人士对她们不敢再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後庭花”。这些运动使不少青年人加入到抗战队伍，有的花界姊妹回乡充当护士，救伤扶危。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港英侈谈固若金汤的香港，守军见援军无望，粮弹俱穷，一败塗地，港督杨慕琦亲赴日军司令部向日酋酒井隆签署降书。次日上课，叶校长向我们分析时事，谈到港英向日军投降，他要我们举手高呼：“英国人投降，我们中国人字典中只有死字，没有降字，打下去！我们中国人宁死不降！”全校师生热血澎湃，眼中噙着眼泪。

从此，澳门进入三年八个月的悲惨“风潮时期”，澳门成为“孤岛”，外无洋米、内无积薪，人人都在生死边沿挣扎求存；有那些趸积居奇的奸商坐拥钜款，酒地花天，还有那些认贼作父、数典忘祖的汉奸，向居澳的日本特工奴颜婢膝，以乞馂馀，看得一些市民，为之痛心疾首。

要回自由区家乡就食，并非易事。首先要办良民证，证明是一等良民，再领渡航证，然後验粪，步步需付费。验粪是由日本军医主之，地址为白鸽巢花王堂前地，凌晨四时，男女老幼冒寒排队，等待被笃屎窟，军医以一管玻璃管抽取肛门粪便化验。粤人呼肛门为“屎窟”，故称此辈为“屎窟鬼”。一直等到上午十时，屎窟鬼迈开八字腳施施然出现，汉奸舌人大喝：向皇军鞠躬！再高叫：除裤！大家都光着屁股，等候被笃屎窟。汉奸又高叫：屎窟趷高啲！不要让皇军低头闻你的臭屎窟。偶然有人过于紧张而勃勃然放了一排屁，大件事了：“哎呀!你个重庆份子(抗战时，重庆为陪都，敌伪指抗日人士为重庆份子。)竟然敢对皇军放屁？好大的胆子！非拉到皇军领事馆好好教训一顿不可。”此人的下场如何？不问可知。事後，有人在报上写竹枝词有句云：“人逢验粪需留意，勃勃连珠是祸胎。”

我并非从此与澳门告别，到了内地，青年学生人人参加抗日游击队，驻守鹤山沙坪墟。由于需向澳门销售钨砂以购买西药、汽油和军火，我是老澳门，而且会说几句半咸淡的英文，常被派出充当小响导，故而在整个抗战时期，对澳门的一切动态，我都瞭如指掌。

澳葡当局常常夸言日军拿下香港而对澳门秋毫无犯，是因为在巴西(当时为葡属)有日侨百万，日如侵澳，百万日侨生命堪虞云云，其实无非齐东野语，自邀功迹，试看葡属帝汶，日军南侵，拿下帝汶如拾芥，帝汶总督的悲惨下场与港督杨慕琦无殊，足证澳葡一派谎言。照一般人看来，日方不犯澳门，是由于澳门是远东谍都，日方留此小城，利便特工套取情报，而且，距离澳门不远，有法属广州湾，与澳门通航。法国虽亡于德国，而法德军火商联手来澳做军火生意。游击队买了一批磁铁水雷运回鹤山，谋炸停泊西江河口的日方浅水舰，由澳门人捕慢太蛇潜水高手操刀，除夕，他潜水安嵌于日方浅水舰底，时届午夜，十枚小水雷齐炸，十声巨雷，振天动地，浅水舰船被炸得飞上半空，舰沉人亡。此一殊功，应该记在澳门人名下。

在抗战时期，澳门福隆新街红牌阿姑的脂痕粉香，与零仃洋上的草莽英雄的刀光剑影，联手幹出多宗巨案，不过，由于某些原因，无人敢于诉诸笔墨，例如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盟军战机轰澳门新口岸日军秘密油库；游击队搜救轰炸华南日舰失事堕海盟机机师；澳门水上人家夜间在零仃洋发射烟花，指引盟军飞机轰炸日方藏匿无人小岛的军舰等行动；渔民协助受伤游击队员偷渡来澳疗伤等义举，着着都有澳门英雄儿女的身影，我们如果再不写出来，这些英雄美人的热血和汗水是白流了。当时，他(她)们与祖国同呼吸，与民族同脉搏，英勇行径，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澳门。只是，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写出，希望後起之秀的澳门作家，能够不负我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