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澳门笔会主办，澳门笔会青年协会承办，第七期澳门青年文学沙龙已于本月十三日举行。是次沙龙以“小说的锚与浪”为主题，邀请泛函、凌朗、波本三位青年创作者分享小说作品，并由内地新锐作家蒋在评赏。本版将评赏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作为一名内地编辑，在阅读泛函、凌朗、波本，我发现三位澳门作家，与内地作家们不同的两个显着的特徵。第一，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何为“错位”(displacement)。对于此种“错位感”的定义即：“我为何在此地而不是他地？”“我为何做此事而不是别的？”“我为何会生出此种感受？”小说裡的主人公们皆在不同的程度上有一种被“错放”、“倒置”的空间关系。但此种错位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感受，比如：身份错位、认知错位与情感错位。第二，三位澳门作家都试图在自己的文本裡追问更多的哲学问题：到底甚么是“拯救”？（《O Mar》）甚么是“个体”与“回忆”？（《宇宙唐楼》）以及甚么是“创伤”？（《裂缝》）
点评泛函作品
小说《裂缝》用“我”的视角展开，以澳门为背景，借天空中出现又消失的“黑色裂缝”为象徵线索，作者泛函在小说裡编织了两条核心的故事线：一是“我”在日记中的成长轨迹，从二〇一七年在杭州因学习一塌煳塗转学澳门，又在二〇二〇年目睹父亲自杀、家庭破碎。二是现实中的“我”目睹，公关同事汉宥的人生起伏，他为了给瘫痪妻子Kitty凑二百三十万治疗费拼命工作，後世事无常，Kitty未能病癒。Kitty病逝後，汉宥彻底堕落，最终“我”与汉宥爆发冲突。两个“我”在小说中都是错位的，某一刻，两个“我”的人生开始驶向一个深渊，“我”看到自己慢慢坠入悬崖，但“我”却无能为力，无法停止这一切的发生，一切都是无常的眩晕。泛函试图在混乱交织的线条裡理清一个脉络，即：“我”与“痛苦”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的视野之中，痛苦的回忆和创伤并不仅仅只停留在过去，它毫无阻碍地在文本中以“我”的日记的形式频繁跳出，象徵着创伤的突袭。过去和现在是两个充满着混沌液体并互相游离的球体，它无时无刻不在互相渗透和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然而，多条时间线的穿插过于频繁。且小说中部分回忆的段落（比如Kitty瘫痪的原因），还有事件发生的前因後果（如为甚么我和汉宥之间的交情如此之深），交代模煳，容易让读者混淆情节逻辑。如果不是经作者确认小说中的两个“我”（汉宥的同事“我”，还有日记本裡的“我”）不是同一人，读者很容易将文本裡的“我”身份混淆。
如果我们继续探究混淆产生的原因，就会发现这正是文本存在的核心问题：作者没有给予事件发生的必要性。小说《裂缝》的两条线索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交织。日记本的线索的出现过于随意，它在另一条线中的出现和插入，没有为文本增加“必要性”。
关于情节的“必要性”，我有两个基本判断标準：首先，该小说的情节是否对後面情节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因果关系或并列关系。其次，该小说情节的出现是否为文本增加了复杂性与趣味性。因此，《裂缝》中两个平行结构的故事可以看作两个独立的故事。它们除了有类似的主题关系之外，并没有因为两者的相加让彼此变得不同。反而，放在一起还相互分散、抵消了它故事的聚焦。
点评凌朗作品
小说《宇宙唐楼》的作者凌朗和泛函相似，在他的小说裡也运用了双线叙事。一条线围绕“他”展开：幼时随家人登上太空船逃离毁灭的地球，在飞船上学习成为“太空奴隶”的知识，长大後成为探索者，因高层放弃殖民计划转而执行回收地球残骸资源的任务。後与他的恋人“她”一同前往宇宙中漂浮的水泥唐楼等死。另一条线围绕独居老人展开：老人在地球唐楼中独居，囤积他人丢弃的物品，妻子去世後任由阳台植物疯长。目睹世界末日与飞船升空，在地球毁灭後，仍然留在唐楼，最终听到另一条线裡“他”的敲门声。两条故事线最终在“宇宙中的唐楼”交汇。在最後的时刻，将小说裡对“家园”的追寻和理解推到了极致。《宇宙唐楼》裡，两条线索裡的“他”都是错位的。两个主人公都失去了真正的“家”，他们都在无限的怀念中，持续在内心构建“家”的模样，但眼前他们看到的是无限的废墟与荒芜。
相比《裂缝》，《宇宙唐楼》让两条故事线最终在结尾相交汇，也实现了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情节的必要性：即为甚么是这两条故事线，而不是其他的故事线。然而《宇宙唐楼》的双线叙事也有缺憾。比如，小说的两条线索的节奏把控不均，部分情节推进缓慢，影响了阅读的流畅性。读者能看到地球线裡的“老人”，该人物塑造是极为立体的。我们能看到他作为个体的过去和失去。他的喜好、厌恶和犹豫，他生活裡的细节更多像是被放置在显微镜下讲述。相比地球线，太空线的诸多细节更为粗糙，我们很难像清晰地像感受“老人”那样，去感受太空线裡的“他”作为个体的存在。如果我们将双线叙事看作一个天秤的话，那么《宇宙唐楼》裡的某一端天秤明显重于另一端，从而导致故事失衡。
另外，太空线裡的另一重要人物“她”，更像是一个工具人的存在。她作为一个角色，并没有为小说增加新的面向和复杂性。她的存在缺乏必要性。在这裡，我们来看看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问题。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的艺术精髓在于“短小而精炼”，每一个细节、动作都要发挥它的最大效用，更不用说在人物的选择上。短篇小说中，每一个角色的出现都要承担他／她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作家在选用任何一个角色的时候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不能随意决定。如果遵循这个判断标準，那么，太空线裡的“她”就缺乏必要性。
最後，《宇宙唐楼》的结尾虽实现双线闭环，但情感与逻辑的过渡不够自然。太空线与地球线并行的双线叙事中，在小说的前百分之八十的部分，两个篇幅完全独立，故也会造成和《裂缝》一样的疑问：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关系是甚么？另外，故事的结尾也可稍作修饰。对于“唐楼是否能成为真正的家”等核心主题，作者仅通过“他与她前往唐楼”、“老人开门”暗示希望，却未通过其他的具体情节深化，导致该小说停留在“提出疑问”的层面，缺乏更具象的落地。
点评波本作品
最後一篇小说《O Mar》以澳门为背景，围绕第二人称叙事，“妳”与动物拯救队长——有着深蓝色头髮的葡国女性展开。通过两个人共同开展流浪动物TNR（诱捕、绝育、放回）工作串联起核心故事：她们乘铃木Every轻型客货车在路环山区定点投餵流浪狗，重点照顾海边名为Omar（此处Omar在葡语中是“海”的意思，为阳性词，但叫这个名字的Omar却是雌性动物）的流浪狗家庭；过程中揭露葡国女性因丈夫劝说从葡国来到澳门，却始终无法在澳门找到“葡国”的归属感，面临婚姻破裂，後Omar遭虐杀，葡国女性在离开澳门前，与“妳”在海边撒下Omar的骨灰，以“Returned.Omar.”完成对Omar的“放回”，也为这段情谊与工作划上了最後的句点。
与《裂缝》以及《宇宙唐楼》不同的是，《O Mar》中还涉及到了身份错位的问题。葡国女性生活在澳门，却发现自己与这裡格格不入；葡国女性明明是以爱之名来到了澳门，但发现自己与婚姻渐行渐远，最终这段关系走向崩塌。Omar明明是雌性动物，但却有一个雄性的名字，此处也在一定程度上暗指了葡国女性和“妳”之间的关系的微妙。另外，小说中“妳”和葡国女性是小说的主线，但是她们之间的情感线，没有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而发生任何变化，不免让充满期待的读者感到有一些失望。
除此之外，波本还在这个文本中提到了另一个哲学问题：究竟甚么是拯救？我们救助动物，对牠们来说真的是拯救吗？然而正是因为这两个宏大主题各自屹立在故事中，让读者不禁会将注意力无可避免地偏向某一边而忽略另一边。
最後，我想聊聊《O Mar》所选择的故事视角问题。在格非老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的邀约》中，格非老师曾花大量的笔墨论证为甚么第二人称的书写是失效且不必要的。在我看来，与其讨论第二人称书写到底是否应该存在，不如思考为甚么要用第二人称写小说，它相较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又有何特别之处。
选择第二人称，作者的考量更多的应该不仅仅是特别性和美学的考量，而是情感的考量。它的诉述视角是为了更加贴合读者的生活。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都是给读者提供一个窥镜去看别人的生活。第二人称则相反，它给予读者一种其他人称书写无法获得的错觉——作者在窥视我的生活。那么如何正确地做到给予读者这种感受呢？首先，运用第二人称书写的小说，它必定是不可以写某种太陌生，太遥远，和读者实际生活相差太大的生活经验的。否则，它会宣告即刻的失败。以《O Mar》这个小说为例，一个读者在生活中碰到葡国女性、救助动物，又和葡国女性默然相爱这样的情节不是一个常见的设定。所以在情感的联结上，读者会立即有一种距离感，这种感受犹如一种离线：“你作者明明告诉我这是我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我的生活。”让读者自动和作品进行割裂和疏离。作者试图尝试的情感紧密渲染策略立马失效，运用第二人称的必要性也即刻失去所有意义。
我唯一一次感受到和这篇小说情节同步的时刻是，波本在小说中写到：这是一种妳太熟悉的笑容，就像小学某次班裡调座位，妳被调到一个太阴柔、成绩也太差的男孩邻座时，班主任数不清第几次露出鼓励妳“加油，好好帮助邻座同学”时的笑容。後来妳突然就成了第二个被大部分同学嘲笑的对象，而第一个是妳的邻座。原因是“物以类聚”。古怪的人、不正常的人、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人，会聚在一起。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彷彿感受到被撞击。过去童年类似的经歷突然湧现，是某个下午，某次放学的场景，我甚至彷彿看到那个小小的我穿着红色的水鞋踏着地上的积水走来。而这正是我们在小说中试图寻找的时刻，某个让我们想起我们早已遗忘，但是却在某个角落等着被唤醒的时刻。我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与必要性。
2025.9.24 第A12版：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