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133张肖像前照见的创作真谛

站在“只有文艺家——致敬澳门文艺家”肖像画展的长廊中，13 3张面容如星空般铺展。我彷彿是一隻百花丛中的小蜜蜂，穿梭于书法家的墨香中，啜饮歷史学者的考据甘露，停留于教育者的日记花蕊，最终栖息在剧作家的舞台光晕裡。我参与採写的五位文艺家的故事，如五颗划过夜空的流星，为我这迷途的写作者拨开云雾——守护文化不必悲壮如史诗，只需将热爱化为呼吸般的日常；传承艺术也无需华丽排场，只要让每次提笔成为与百年时光的悄悄话。

一、纯粹性：当创作褪去功利之壳

欧耀南在破产危机中执笔抄经的身影，与李宇樑在加拿大异乡孤灯下写剧本的情景，构成了“纯粹热爱”的两极镜像。前者说“写字像呼吸，不写反觉窒息”，後者坦言“创作人最重要的就是有作品”。他们让我惊觉，自己长期困在“作家”身份的壳中，纠结于题材是否够“文学”、忧心作品能否“留名”，却遗忘了写作应该是“如吃饭喝水般自然”的生命状态。

欧耀南的书斋启示尤为深刻。当他谈到“临帖是与古人对话”时，我骤然理解：传统的传承，实际上是创作者以笔墨为舟，在时光长河中与先辈并肩划桨。这颠覆了我对“文化守护”的宏大想像——原来只需如他那般“有空就写，没日没夜”，让文字成为“留给有缘人的礼物”，便是在日常中延续文明的血脉。如今，我开始撕下“作家”的标籤，回归到“观察者”的本真：如同李宇樑，在街角记录阿婆卖糖水的絮语，在咖啡馆速写情侣的争执片段。这些曾被视为“无用”的碎片，因褪去功利心而绽放出生勐的生命力。

二、跨界力：打破叙事的维度枷锁

林玉凤身兼议员、学者、作家的多重身份，以及陈颂声从大学教授转任中学校长的突破，为我解开了“作家应专注纯文学”的紧箍咒。林玉凤将参政视为“立竿见影的写作”，在立法会质询稿中植入文学的风骨；陈颂声则让学生“自创稿纸格式写作”，把课堂变为叙事实验室。他们证明，创作并不侷限于载体，关键在于能否将所有人生体验淬炼成叙事的光谱。

这份启示彻底解放了我的写作焦虑。过去，我会严苛区分“严肃文学”与“社群贴文”，彷彿多写几则短影音文案便会玷污“作家”的纯粹性。但当林玉凤的直播间与研究笔记在温暖的光线中交织，当陈颂声的日记本与书法帖共佔一半书柜时，我终于明悟：叙事的边界本不存在，是我们亲手筑起的高墙。现在，我尝试将辩论的精神融入儿童文学，用诗的意象重构哲理散文，甚至将粉丝专页当作微型小说的连载场域——文字在不同维度间流转，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叙事化学反应。

三、歷史感：在瓦砾中打捞时间的隐喻

邢荣发蹲在雀仔园比对百年照片的姿态，与陈颂声焚烧文革日记後重启书写的抉择，编织出“歷史叙事”的双重辩证。前者在无法求证的史料缺口前选择“保留探索过程”，後者则将战乱记忆化为“单车游广西”的诗意冒险。他们教会我：歷史并非定论，而是创作者以当下为镜，与过往进行的永恆对话。

这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非虚构写作。过去，我总急于在採风中挖掘“艺术性史料”，却忽略了邢荣发所言“每块瓦片都有故事”的深意。如今，我学着像他般“日看夜看”老照片，从旗袍妇人衣褶的阴影读出经济变迁的痕迹，在茶楼杯痕的包浆裡听见移民史的迴声。更珍贵的是，陈颂声面对歷史伤痕的态度——“活着就该感恩，记取美好”——让我学会将家族口述史中的苦难，转译成外婆腌製酱菜时哼唱的歌谣。歷史书写不必沉溺于伤痛的展演，温柔的诗意反能刺穿时代的铠甲。

四、公共性：从书斋走向街头的叙事革命

李宇樑在剧场高呼“戏剧革命”，林玉凤以学术研究介入城市发展，欧耀南用书法治癒失智长者——他们将创作从私人领域推向公共空间，示範了“艺术如何成为社会的隐性经络”。李宇樑最令我震撼的是对当代剧场生态的批判：“当收入来自政府而非观众，创作便失去与人民的连结。”这何尝不是写作者的警钟？我们是否在追逐文学奖、迎合出版社的过程中，遗失了与读者的真实联系？

受此启发，创作人开始实验“公共叙事”的可能性，例如在社区图书馆举办“阅读工作坊”，引导长者用俚语写菜谱，将口述史转化为街区诗墙；与程式设计师合作开发“AR歷史地图”，让游客透过手机镜头看见邢荣发考据的福德祠原址幻影。这些尝试模煳了“作家”的传统疆界，却让文字以更野性的姿态紮根于土地。正如李宇樑将排练场的汗水视为比剧院镁光灯更珍贵的记忆，当创作从书斋走向街头，叙事才能真正获得生命的脉动。

结语：成为文化基因的转译者

五位文艺家用生命证实：文化守护者并非孤高的殉道者，而是将歷史养分化为当代血液的转译者。欧耀南的墨香、邢荣发的瓦片考据、陈颂声的日记本、林玉凤的直播镜头、李宇樑的剧场灯光——这些载体各异，却共享同种精神基因：以谦卑之心承接传统，以破界之勇开创新章。

作为写作者，我不再执着于“写出一部伟大小说”的妄念，而是学着将自己化为文化基因的载体：在早晨雀仔园聆听街坊的故事时，我是邢荣发的考据者；将家人的战争记忆改写成童话时，我是陈颂声的教师；用社交媒体传播澳门文化时，我是林玉凤的跨界者；在社区剧场改编特殊人士的亲子故事时，我是李宇樑的叙事者。当创作回归到“人”的本真状态，文字自会找到它的歷史坐标与未来航向——这或许便是对“文化灯塔”最诚挚的致敬。

站在展场中央，我仿佛再次见证欧耀南书写的“翰墨春秋”在射灯下流淌金光。我终于明瞭：所谓春秋，从来不在史册的宏大叙事裡，而在每位创作者提笔的剎那，在墨痕与键盘声交响的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