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133張肖像前照見的創作真諦

站在“只有文藝家——致敬澳門文藝家”肖像畫展的長廊中，13 3張面容如星空般鋪展。我彷彿是一隻百花叢中的小蜜蜂，穿梭於書法家的墨香中，啜飲歷史學者的考據甘露，停留於教育者的日記花蕊，最終棲息在劇作家的舞台光暈裡。我參與採寫的五位文藝家的故事，如五顆劃過夜空的流星，為我這迷途的寫作者撥開雲霧——守護文化不必悲壯如史詩，只需將熱愛化為呼吸般的日常；傳承藝術也無需華麗排場，只要讓每次提筆成為與百年時光的悄悄話。

一、純粹性：當創作褪去功利之殼

歐耀南在破產危機中執筆抄經的身影，與李宇樑在加拿大異鄉孤燈下寫劇本的情景，構成了“純粹熱愛”的兩極鏡像。前者說“寫字像呼吸，不寫反覺窒息”，後者坦言“創作人最重要的就是有作品”。他們讓我驚覺，自己長期困在“作家”身份的殼中，糾結於題材是否夠“文學”、憂心作品能否“留名”，卻遺忘了寫作應該是“如吃飯喝水般自然”的生命狀態。

歐耀南的書齋啟示尤為深刻。當他談到“臨帖是與古人對話”時，我驟然理解：傳統的傳承，實際上是創作者以筆墨為舟，在時光長河中與先輩並肩划槳。這顛覆了我對“文化守護”的宏大想像——原來只需如他那般“有空就寫，沒日沒夜”，讓文字成為“留給有緣人的禮物”，便是在日常中延續文明的血脈。如今，我開始撕下“作家”的標籤，回歸到“觀察者”的本真：如同李宇樑，在街角記錄阿婆賣糖水的絮語，在咖啡館速寫情侶的爭執片段。這些曾被視為“無用”的碎片，因褪去功利心而綻放出生猛的生命力。

二、跨界力：打破敘事的維度枷鎖

林玉鳳身兼議員、學者、作家的多重身份，以及陳頌聲從大學教授轉任中學校長的突破，為我解開了“作家應專注純文學”的緊箍咒。林玉鳳將參政視為“立竿見影的寫作”，在立法會質詢稿中植入文學的風骨；陳頌聲則讓學生“自創稿紙格式寫作”，把課堂變為敘事實驗室。他們證明，創作並不侷限於載體，關鍵在於能否將所有人生體驗淬煉成敘事的光譜。

這份啟示徹底解放了我的寫作焦慮。過去，我會嚴苛區分“嚴肅文學”與“社群貼文”，彷彿多寫幾則短影音文案便會玷污“作家”的純粹性。但當林玉鳳的直播間與研究筆記在溫暖的光線中交織，當陳頌聲的日記本與書法帖共佔一半書櫃時，我終於明悟：敘事的邊界本不存在，是我們親手築起的高牆。現在，我嘗試將辯論的精神融入兒童文學，用詩的意象重構哲理散文，甚至將粉絲專頁當作微型小說的連載場域——文字在不同維度間流轉，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敘事化學反應。

三、歷史感：在瓦礫中打撈時間的隱喻

邢榮發蹲在雀仔園比對百年照片的姿態，與陳頌聲焚燒文革日記後重啟書寫的抉擇，編織出“歷史敘事”的雙重辯證。前者在無法求證的史料缺口前選擇“保留探索過程”，後者則將戰亂記憶化為“單車遊廣西”的詩意冒險。他們教會我：歷史並非定論，而是創作者以當下為鏡，與過往進行的永恆對話。

這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非虛構寫作。過去，我總急於在採風中挖掘“藝術性史料”，卻忽略了邢榮發所言“每塊瓦片都有故事”的深意。如今，我學著像他般“日看夜看”老照片，從旗袍婦人衣褶的陰影讀出經濟變遷的痕跡，在茶樓杯痕的包漿裡聽見移民史的迴聲。更珍貴的是，陳頌聲面對歷史傷痕的態度——“活著就該感恩，記取美好”——讓我學會將家族口述史中的苦難，轉譯成外婆醃製醬菜時哼唱的歌謠。歷史書寫不必沉溺於傷痛的展演，溫柔的詩意反能刺穿時代的鎧甲。

四、公共性：從書齋走向街頭的敘事革命

李宇樑在劇場高呼“戲劇革命”，林玉鳳以學術研究介入城市發展，歐耀南用書法治癒失智長者——他們將創作從私人領域推向公共空間，示範了“藝術如何成為社會的隱性經絡”。李宇樑最令我震撼的是對當代劇場生態的批判：“當收入來自政府而非觀眾，創作便失去與人民的連結。”這何嘗不是寫作者的警鐘？我們是否在追逐文學獎、迎合出版社的過程中，遺失了與讀者的真實聯繫？

受此啟發，創作人開始實驗“公共敘事”的可能性，例如在社區圖書館舉辦“閱讀工作坊”，引導長者用俚語寫菜譜，將口述史轉化為街區詩牆；與程式設計師合作開發“AR歷史地圖”，讓遊客透過手機鏡頭看見邢榮發考據的福德祠原址幻影。這些嘗試模糊了“作家”的傳統疆界，卻讓文字以更野性的姿態紮根於土地。正如李宇樑將排練場的汗水視為比劇院鎂光燈更珍貴的記憶，當創作從書齋走向街頭，敘事才能真正獲得生命的脈動。

結語：成為文化基因的轉譯者

五位文藝家用生命證實：文化守護者並非孤高的殉道者，而是將歷史養分化為當代血液的轉譯者。歐耀南的墨香、邢榮發的瓦片考據、陳頌聲的日記本、林玉鳳的直播鏡頭、李宇樑的劇場燈光——這些載體各異，卻共享同種精神基因：以謙卑之心承接傳統，以破界之勇開創新章。

作為寫作者，我不再執著於“寫出一部偉大小說”的妄念，而是學著將自己化為文化基因的載體：在早晨雀仔園聆聽街坊的故事時，我是邢榮發的考據者；將家人的戰爭記憶改寫成童話時，我是陳頌聲的教師；用社交媒體傳播澳門文化時，我是林玉鳳的跨界者；在社區劇場改編特殊人士的親子故事時，我是李宇樑的敘事者。當創作回歸到“人”的本真狀態，文字自會找到它的歷史坐標與未來航向——這或許便是對“文化燈塔”最誠摯的致敬。

站在展場中央，我仿佛再次見證歐耀南書寫的“翰墨春秋”在射燈下流淌金光。我終於明瞭：所謂春秋，從來不在史冊的宏大敘事裡，而在每位創作者提筆的剎那，在墨痕與鍵盤聲交響的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