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难以相信，大四的那年春天，我竟和一位金髮碧眼的白人少女确立了恋爱关系。珍妮是我自青春期伊始的梦想型女友，而这美梦，竟在我远渡重洋、入读南加州大学後发生了。一切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来得及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美国梦”，我的“美国梦”就如一夜春风般袭来。每当我抚摸她的脸，凝视她湛蓝的双眼，我总觉得，在两双眼眸之间，我们既遥远又亲近。
一
在美国度过的最後一个暑假，珍妮邀请我到她家，拜访她父母，和他们共进晚餐。也许为了避免过于紧张的气氛，她还邀请了我的室友们，菲律宾民谣才子Paeng和越南文青Tran。
晚上六点，我们準时到达珍妮家，那是位于贝克斯菲尔德市郊的一间木屋。房子略显老旧，面积不大，装潢却很体面。中世纪风的古朴家具、深棕色皮革沙发、均勻地把昏黄灯光塗抹在客厅与饭厅空间中的立灯，一些爱德华霍普的画作，零零落落地挂在贴满浅棕色拼花墙纸的墙壁上，其中夹杂了一些不知名画家的半抽象作品。在我这种对经典名画略有涉猎的建筑系学生看来，画作的陈列不甚协调，无论在年代和风格上，都有种後现代精神分裂式的凌乱效果。而且老实说，画作的佈置太密集了，反而把主人塑造成急于展示自己品味的暴发户。沙发旁有一座稍显浮夸的雕花壁炉，不知何故用木板封住了。壁炉对面，立着一台胡桃木色钢琴，钢琴上摆着两隻银框相架，镶起他们几年前拍摄的全家福照片。
珍妮的妈妈布朗太太，皮肤很白，是一位娴静、微胖的短髮女士，于本市一家中学任职美术老师，我猜墙上画作的陈设并非她的主意；至于珍妮的爸爸，斯文，身材高瘦，头髮短而凌乱，下巴佈满了刮得不甚整齐的鬍渣，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第一眼看到我时，他先是一怔，彷彿从没见过像我这样一个来自澳门的黄种人（这也很正常），然後微笑着和我握手。我默不作声地坐下，拘谨得不得了。幸好Paeng和Tran都是外向健谈的年轻人，能认识地道的美国家庭，他们表现得异常兴奋。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布朗先生开了一瓶年份不详的红酒。我对红酒一无所知，也不懂欣赏，于是跟着大伙一起摇晃酒杯，尝试融入这贵族般的场景。
布朗先生和太太一样，任职于贝克斯菲尔德市的同一间中学，是一位音乐老师。餐後，他坐在钢琴前，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德布西的〈月光曲〉，以及其它印象主义作品。接着，轮到Paeng和Tran用结他，为大家演奏几首摇滚乐。现场气氛越来越炽热，可能受到酒精的推波助澜，连平日安静的珍妮，甚至她优雅沉静的父母，都加入了狂欢的行列，布朗先生也提高嗓子，满怀激情地唱起怀旧的欧美摇滚曲。
後来，Paeng为大家弹奏最为经典的加州名曲〈Hotel California〉，展示出惊人的结他技巧；而Tran，则尝试将丰沛的情感，灌注入他的嗓子，像豪放的诗人般吟唱，彷彿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加州壮丽的土地上成长，经歷过那个迷幻又美好的年代。
此时，坐在我对面的布朗夫妇，却和我们这些富有浪漫激情的年轻人，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一言不发，似乎被这首经典歌曲震慑了。布朗先生微张着嘴巴，眼神彷彿凝望着远方。
表演完毕，大家都略显疲惫，便坐在沙发上，边喝红酒边聊天。我的手搭在珍妮肩上，她的脸埋在阴影中，白嫩的肌肤隐藏起来，此刻，她看起来，和我们这些本来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人，没甚么不同。布朗夫妇问起我们的专业，以及日常的兴趣。Paeng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美国的看法。他说，在美国，广袤的土地与看似没有盡头的公路，对崇尚自由的人而言，永远是一种诱惑。踏上这片土地，只有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才能理解甚么叫自由。大家频频点头，深表认同，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及州际旅行，以及驾驶的种种。Paeng一到假期，就会租车或借朋友的车，穿州过省，幻想自己是一名流浪艺人。而Tran则坦言，自己从越裔亲戚口中，听闻他们的朋友曾在公路上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且不幸命丧其中。自此，Tran不敢在美国驾驶。
布朗太太细心聆听，适时得体地搭上两句，并鼓励我们盡量在这四年间，多到东岸逛逛，特别是纽约，绝对不容错过。而坐在立灯旁的布朗先生，半张脸落在灯光的晕染中，若有所思，不时像要插嘴，却欲言又止。当大家的分享接近尾声，他清了清喉咙，目光在我们几人之间扫视了一遍。
“我想跟你们说一个故事。”布朗先生开口，声音中满是犹豫。
大家一片沉默，像等待大人物上台演讲。
“这件事，我本来想把它带进棺材的。不过今天，我很想跟你们这些素未谋面的小伙子分享。”
布朗先生很会营造气氛，在现场稍显阴森昏暗的环境中，他提到“棺材”二字。猎奇心态令我们瞬间屏息静气，正襟危坐。
“一个月前，当我穿着乾净体面的衬衫，将二十公斤的可卡因安全运到客户手上後，我沿着公路驶回家。每次客户拿到货物，都会给我应得的外快，还会给我一罐红牛。路上，我把冰凉的红牛灌进肚裡，开着我的丰田休旅车，高声唱起〈Hotel California〉，彷彿在扑面而来的风中，闻出大麻的味道。”
布朗太太用凌厉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丈夫，似乎在责备他向我们这些素未谋面的年轻人，透露了太多不应透露的讯息。但她并未阻止。我望了望珍妮，她正聚精会神地聆听。
“那是一个漆黑而寒冷的夜晚，我预计清晨才会到家，并揣摩着要买甚么礼物给家人们。在那样的凌晨，那样的荒野公路，路上几乎没有车，更不会有人。我驱车全速前进，忽然间，一下强烈的颠簸使车子近乎失控，吓了我一大跳。我好不容易稳定舦盘，维持直线前行，不过思绪已乘虚而入，扰乱了我的心神。我急忙望了望後视镜，但环境过于黑暗，我无法看见车灯照射範围以外的任何东西。我再往前开了一段路，但心脏剧烈跳动，感觉快要从胸腔崩出来。我设想过无数可能：是动物吗？还是某件货物？应该是一件体积颇大的物件。但，不会……是人吧？
“好奇心促使我煞停车子。我下了车，以防万一，我从置物箱取出发皱的口罩。我不怕病毒，不是会整天戴着口罩，防止被该死的病毒感染的那种人。这破口罩，是我在交货前，为免被认出而佩戴的。我是一个穿着整齐，衬衫熨得贴服，与人交谈时会戴上口罩的绅士，我需要营造出这样的形象，以降低运毒的风险。好了，反正我下车时戴上了口罩，并小心翼翼地走向五十米以外、被我辗过的一团黑色物体。随着我走近，那个形状变得更大、更清晰。地上有了一条越来越深的轮胎痕迹。我按下电筒开关，检视那道胎痕。当灯光聚集在深红的液体上，我吓得跌坐在地上，那可是鲜红的血啊！我难以置信地望向那团黑色的物体，慢慢抬起握着电筒不住地颤抖的手，本来聚集的光晕因距离拉远而渐渐发散，沿着越来越深的血痕，最终到达一具几乎一动不动的身体。那具身体浸在血泊中，像淋满了酱汁的生肉。”
我们屏住了呼吸，珍妮甚至掩住双耳，眼眶盈满了泪水。当时的我心想，这可能是某种为製造亲歷其境的幻觉而故意以第一人称述说的恐怖故事。我们四人无意间，挨得越来越近，没有一个人愿意正常地呼吸，彷彿一吸气，就会闻到新鲜的血腥味。
“我几乎是爬着走到那团生肉身边。在电筒的光线下，我能辨认出，那是一个黄种人，一个身材矮小、较为瘦弱的中国佬（chink）。”
“爸，够了！”一直沉默的珍妮终于按捺不住，大声喝斥。
“对不起，我无意冒犯。”布朗先生思考了两秒，明白自己犯了错，连声道歉，“我只是坦言相告，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他就是把病毒带过来的那群傢伙之一。”
“没关系，布朗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年头，你对亚洲人有点误解，是可以理解的。”我盡量压抑自己的情绪，心想，先忍着吧，这傢伙毕竟是女朋友的爸爸，总不能如此轻易地撕破脸。可是，在我内心深处，已经很难说服自己那只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
我拍了拍珍妮的肩膀，示意她没关系，我不介意。但我不敢转过脸去，看Paeng和Tran脸上的表情。
“那个黄种人一直拼命挣扎，但就像搁浅的鱼，他身体扭动的幅度越来越小，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在他的头颅底下，一滩鲜血不断扩散。他发出一连串乾哑而痛苦的叫声，双眼直愣愣地注视着前方，而他的前方就是夜空。当他注意到逐渐向他靠近的我，他的视线就向我转过来，但身体已全然无法扭动。他的眼神找到了我，并且向我求救。我猜测我的车可能辗碎了他的肋骨，以至压破了他的内脏，当他奋力呻吟求救时，暗红的血液不断从嘴裡喷溅而出。
“我迴避他的眼神，犹豫要不要把他载到附近的医院抢救。但在这片荒野中，驶到最近的医院，至少也有一小时的车程，他恐怕撑不了那么久。万一人救不活，又被发现是我把他撞死的，可就麻烦了。这中国佬……这人怎么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荒野中，躺到公路上来？可不就是故意给我添麻烦？
“情急之际，他的气息越发微弱。我转念一想，倒不如……当作甚么都没看见？我望了望四周，没有人，附近只有一部破车，以及十来步以外的路边、一家关了门的杂货店。暂时还没有任何人，发现我撞伤了这个人，甚至无人知道我曾停留在这裡。他不过是一个人见人恨的亚洲人，把病毒带过来的杀人凶手，像他这种人，双手沾满了比我多出数以万倍的鲜血。在这片土地上，太多像我这样的人想把他赶出去。他一身廉价的穿着，连拖鞋都破掉一半，头髮和鬍子既凌乱又邋遢，看来甚至连他的家人，即使有所谓的家人，得知他的死讯，也不见得会感到可惜。像他们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应该留在美国。”
我也受够了，这是未来岳父为考验我耐性而设的面试吗？他竟然胆敢在我们面前，大义凛然地说出如此荒谬的话。我发现自己紧握着拳头，手心已被汗水浸透。
“别误会，我不完全是针对亚洲人，而是所有的流浪汉。在美国，太多这种无关痛痒、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不论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布朗先生似乎发现我们的脸色很难看，便尝试为自己直接坦率的言论作辩解。
“我确定他看不清我的车，也不可能在漆黑中认出我被口罩半掩的脸。我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瞥见两列电线桿，在公路两旁往远方无限延伸。每条电线桿都是一个十字架，由一横一竖的支架构成。那一刻，我看见了上帝。于是我低头祈祷，那是我一生中最认真的一次祷告。”
“可耻的基督徒。”Paeng终于按捺不住，给了布朗先生一个轻蔑的微笑。
“我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当然明白，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危急关头的祷告，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心存侥倖。但我敢打赌，换作是你们，也会这么做，祈求上帝，或任何一个你们的神的原谅。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起码是能在美国社会中被接受的罪人。”
珍妮气得站起身，走入睡房。
“我只是把当时的想法说出来，希望你们别介意。”布朗先生面对着我们，但眼神空洞，像回到了那个恐怖又昏暗的晚上。
“祷告过後，我意外地和他四目相对。血、汗和沙石在他的脸上混杂，但他的双目却异常明亮。它们紧紧地盯着我，以绝望和仇恨的目光。我不可能忘记那双眼睛。”
布朗先生揉搓双眼，我不确定那是一个赶走睡意，抑或是掩饰软弱的动作。他站起来，走到钢琴前，点上一根手捲大麻。
“你们想试试吗？”
那气味浓烈呛鼻，我们摆手拒绝。
他又坐回去，深吸了一口大麻，看起来像迈过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
“无论如何，我又回到我的丰田，一直往前开，假装甚么都没有发生。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但开了不到十分钟，那双眼睛又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直接回家，我无法以这样的状态，面对我的家人。我急切地想要停下来。不远处有亮光，当我慢慢驶近，才发现那是一间小旅馆，旅馆周围挂上了几串色彩缤纷的装饰灯泡。似乎是因为附近太荒芜，他们需要一点醒目的装饰，来提醒路过的人这儿有一家可供歇息的旅馆。
“我像一个受了伤的人，跌跌撞撞地走入这家楼高两层，看似连十间客房都没有的残旧旅馆。前台的亚裔夫妇使我吃了一惊，不过我很快冷静下来，盡量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仅仅是身心疲累的人，而不是快要被杀人的罪行压垮的罪犯。从前台领了钥匙，我就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裡。我在想，到底要如何才可让自己忘记刚刚发生的一切？于是我从口袋裡拿出一小包白色粉末，那是我偷偷从价值连城的货物中留起来的可卡因。我撕开老旧的电视机旁一张以劣质油墨印製、写着‘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的廉价宣传单张，捲起来，吸入我人生中的第一口可卡因。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煳煳地醒来。天微亮，我的头似乎快要裂开，那双既绝望又怨恨的眼睛仍挥之不去。我退了房，决定回去找那个血泊中的人。
“沿路回去，我找到那家无人的杂货店，但店外，只剩尚未清理乾净的一些血迹。那个人竟然消失了，他到底是死是活？是被人送进医院抢救？还是变成尸体被人清理掉？又或者他自己好起来，开车离开了？我渐渐明白，我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他就是一个流浪在无人公路上的无名氏、流浪汉，没有人理会他到底遇上了车祸，还是被谋杀，最後活过来，还是一命鸣呼。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美国的报章上，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失踪人口。”
“但我必须知道啊！那个中国佬到底怎么了？”布朗先生抓乱了头髮，用满佈血丝的双眼，盯着我们不放，眼睛裡同时藏着愤怒与深切的恳求，像要从我们口中得出那彷彿能拯救他灵魂的解答。
他双手用力一挥，勐然把酒杯扫到地上。酒杯顿时碎裂，红酒沿着木板往外扩散，经木板之间狭小的缝隙渗入地下。布朗先生迅速扑过去，用手按住泻在地板上的红酒，止住了红酒往下渗的势头。
“不，不能这样，会吵醒他的，会吵醒他的……”布朗先生低喃，像一个慌乱的疯子。他的腳板踩在一片碎玻璃上，却看似浑然不觉。
布朗太太向我们使了个充满歉意的眼色，示意今天的聚会该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就让她来收拾残局吧。我们急忙道别，往大门走去。地上有一颗直径约二厘米的灰色弹力球，像小孩的玩具，很不显眼。我捡了起来，幸好我有及时发现，不然若有人在忙乱间踩到，想必要跌上一跤。我把弹力球交给布朗太太，然後和Paeng以及Tran转头离去，完全把我的珍妮忘记了。
走出了大门，我们仍隐约听见布朗先生在叫喊：“回来啊，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听我说……”
回家路上，Paeng和Tran咬牙切齿，Paeng说如非顾及我的处境，早就给了布朗先生一拳；而Tran，我还是第一次听他接连飙髒话呢。我仍不免怀疑，布朗先生的故事，只是为了阻止我和她女儿交往而胡乱编造的。如果真是这样，他的计谋确实得逞了。
二
一个月後，我和珍妮分手了。那次聚会後，珍妮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她也不肯告诉我家裡的事。尽管如此，我曾努力挽救，也盡力说服她，无论老一辈做了甚么，对我们（準确来说是对我）有甚么偏见，跟我们两人的相处，并没有一丝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我的努力终究白费了，她不愿再见我一面，我们之间的对话和联系逐渐减少，关系变得疏离，直至成为陌路人。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布朗太太的电话，她邀请我出席布朗先生的丧礼。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像面对学校的突击考试，我对于如何安慰电话另一头的人，毫无準备，舌头打结。要为我不喜欢的人说上甚么好话，我从不擅长。于是，我只答应她，如果时间许可，我定必出席。
虽然关系尴尬，但我还是决定去看一下，顺便看一看珍妮。那天，我比原定时间迟到一些，为的是偷偷坐到小教堂的最後一排而不引人注目。不出意料，全场只有我一位黄种人，布朗先生一家果然没有亚裔的朋友。这么看来，珍妮当初和我一起，也是鼓起了很大勇气。现场大约有五六十位亲友出席，无论是唱圣诗、亲友发言等仪式，还是现场肃穆的气氛，都使我很不自在。我赶在所有仪式结束前，蹑手蹑腳地离开了教堂，在教堂後的小花园裡抽烟。我在等布朗太太和珍妮，心想，出于礼貌，至少要打个招呼再离开吧。
几分钟後，人群在我身边经过，并逐渐散去，坐上各自的汽车离开。我穿着一件深蓝色衬衫，戴上口罩，显得毫不起眼，注意到我的几个人大概只把我当成工作人员。这很好，我没有心情和这些陌生人打招呼，甚至向他们自我介绍。我很快就看见珍妮，她正搀扶着布朗太太。两人站在离我只有三米距离的草地上，起初并未留意到我，布朗太太低泣着，珍妮为她递上一张纸巾。擦乾眼泪的布朗太太抬起头，瞥见了我。珍妮向我点了点头，然後走开，只有布朗太太向我走过来。
“很高兴见到你。”穿着黑色长裙并戴上黑色口罩的布朗太太向我伸出一隻手，眼睛裡的悲伤被愉悦沖淡了一些。
我跟她握了手。
我们在小花园裡逛了一会儿。布朗太太梳得整齐的银髮，在阳光下闪耀夺目。她脸上又添了一些鱼尾纹，整张脸苍老了不少。
“希望上次你没有被我们吓到。”
“还好，我几乎忘记了。”
“你想必很好奇我丈夫怎么会突然过世吧。”
“确实有点难以置信。”
“这世上难以置信的事还真不少。你还记得那天你离开前，交给我的那颗弹力球吗？”
我回想了几秒，点了点头。
“他一口气吞下两颗，结果窒息了。”
我大惑不解，不知如何回应。
“其实当日我们邀请你们来聚会，并非因为你是珍妮的男朋友。那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实际上，在那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後，他必须说出来，那怕是对陌生人，或随便任何人都好。”
“为甚么是我们三个？似乎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想告诉一些亚洲人，也是他的意思。他把那个晚上对你们做的事，事实上他只不过说了一个故事，他把它当作一场……类似天主教的告解，甚至是一场救赎。他以为，如果你们能接受，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那个人，那个不幸的人，可能也会原谅他。”
此刻，我回想起当晚表情痛苦的布朗先生，如果他只是要分开我和珍妮，那他用腳板踩在碎玻璃上所造成的自我伤害，又该如何解释？再者，最後那几声让我们回头的哀求，也显得过于真实而可怜。
“所以他才毫无保留地，向你们倾吐当时他内心的想法。”布朗太太说着，瞄了一眼在教堂旁和朋友寒喧的珍妮。
“老实说，你们来拜访之前，他已经活在地狱之中。一开始，他只是整日整夜地失眠。因为时值暑假，我们日夜相对，共同对抗他的恐惧。他始终不愿告诉我到底发生了甚么事，直到有一晚，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几小时，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便转身面向我，大哭起来。我把他抱在怀裡，像小孩一样，抚摸他的头髮，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于是，他告诉我那个夜晚发生的事。他说，每次当他闭起双眼，準备入睡，都会听到那个人的呻吟。那个人似乎在他耳边竭盡全力要跟他说点甚么，但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可能是带有口音的英语，也可能是中文，或其它任何他不懂的语言。这些如哀鸣般的絮语，连绵不断，像永远不可能解开的谜语，几乎要把他的头殻炸开。
“‘救救我，安娜！’很多个晚上，他无助地说出这句话时，我的泪水也不住地流下来。我说，我在，没关系，但我在又有甚么用呢？後来他变得精神恍惚，经常看似活在另一个空间。某个晚上，我们都入睡了，突然，我和珍妮被一声巨响吓醒。我们纷纷走出客厅，只见他双手握着手枪，对墙上自己的影子开了一枪。
“‘没事了，睡觉吧。’他像哄刚被恶梦吓得魂飞魄散的小孩般，很平静地把枪收起来，然後和我们一起回睡房。他很快就睡着了，失眠的人却换成我和珍妮，我们再也无法入睡。
“不过，事情依然没有解决，还变本加厉，枪声变得越来越频繁。只要看见自己或别人的影子，他很容易就会联想到那个人，然後马上掏出他的手枪，把‘那个人’射死。夜深人静时，他会打开客厅一角通往地下储藏室的木板，将那些被他击中的影子，一个接一个地埋入地下室，就像把‘那个人’的尸体埋葬起来。在他看来，这是唯一真正杀死藏在他心中的‘那个人’的方法。”
我又回想布朗先生脸上的神情，他眼前似乎总有一片我们看不见的景象。我突然明白他为何拼死不让几滴红酒往地下渗了。那些红酒，将会在漆黑的地下室中，和他的影子缠绕在一起，就像当晚他看见那个可怜人躺在血泊中的模样。那一切，都会在某个时刻復活，回到他的脑海中，反覆地折磨他。
“为了消灭他的幻觉，我们全家都活在黑暗中，盡量关掉所有灯，不让他看见任何显而易见的影子。希望有一日，他会把‘那个人’忘得一乾二净。但是，就在几天前，他告诉我，他又看到那双眼睛，充满了绝望和仇恨的眼睛。”
布朗太太沉默下来，皱起眉头，深吸了一口气，犹如在地狱的出口前徘徊。
“其实那段日子，只要他照一照镜子，也会看到一双同样的眼睛。”布朗太太露出无奈的笑容。
“隔天清晨，当我起床後，走出睡房，发现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饭厅的地板上，嘴巴张开，两眼瞪得很大，一副惊恐的样子。他把‘那个人’的眼睛卡在了喉咙。”
说到这裡，布朗太太跟我要了一根烟，我帮她点烟。为了缓和我内心复杂而慌乱的情绪，我也点了一根新的烟。我们静静地抽着烟。她似乎在等待我的回应。
“‘为甚么我会在意一个失踪的黄种人？’那是他常常问我的问题。”烟快要熄灭之际，她终于开口，“而我总是模棱两可地回答：‘因为你是一个好人。’”
布朗太太见珍妮的朋友都离开了，只剩她一个人，在教堂旁无聊地踱步。
“很高兴认识你，真心的，尽管毫不知情，你和你的朋友都出席了那天的聚会，至少在那几小时裡，缓解了他的痛苦。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这儿，对了，要不要去墓地送他最後一程？”
“我还有事，该回去了。”我很想一个人待着。
布朗太太向我告别，并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然後丢掉手上的烟，戴好口罩，回到珍妮身边。
我独自留在小花园中，又抽了一根烟。
三
毕业那天，我给珍妮发过一则讯息，简单问候了她。她礼貌地回覆了，得知我打算继续留在美国发展，她祝福我一切顺利。此後，我们一直保持联络，不时互发讯息，像普通朋友一样。
毕业後，Paeng、Tran和我都决定留在美国找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在这个国家自立门户，成为独具一格的建筑师。Tran几乎马不停蹄，到处求职，而Paeng则决定作长途跨州旅行，自驾游遍美国五十州，完成後再开始找工作。至于我，在对前路的迷茫中，打算追随启蒙老师Frank Gehry的步伐，去欧洲寻访他最着名的後现代建筑作品，从中汲取灵感，再决定是否要坚持走建筑设计这条路，还是转向室内、产品设计发展。
赴欧前，我借了同学的旧福特，打算先参观Frank Gehry在加州的作品。我从洛杉矶出发，看了廸士尼音乐厅和安那翰熘冰场等着名建筑，仍意犹未盡，于是决定北上，直闯西雅图的MoPOP。我在加州的公路上奔驰，经过贝克斯菲尔德时，想起了珍妮，以及布朗夫妇。我也想起那个黄种人。我突发奇想，打开手机的地图APP，好不容易找到布朗先生曾在那个恐怖之夜留宿过的“加州旅馆”，然後驱车前往。
到达“加州旅馆”时，已近黄昏七点，夕阳低垂。正如布朗先生所述，旅馆只有两层，很小，很残破，周围仍挂满了七彩装饰灯泡，但灯泡没有亮。旅馆看起来生意惨淡，一首〈Hotel California〉填满了接待空间，我怀疑它已被同一台设备循环播放了数十年，音源如旅馆的木板一样旧。前台的一对老年男女，看起来像韩裔夫妇，见我走近，马上戴好口罩，挂上笑容，向我轻鞠一躬。
“你们好。”我用英语跟他们打招呼。
“你好！中国人？”韩裔老太太同样以英语回应。
“对。”
我环顾四周，一些美国旅游照片挂在墙壁上，看起来都是用菲林相机拍摄的，有些是很有年代感的黑白照，也有些明显是近年拍的，其中有一张显然是在旅馆外的公路上拍摄的夕阳照，景色跟当下并无二致，若然我当时拿着相机走出去，说不定就能拍出这样的照片。
“这些都是我拍的，哈哈，很珍贵吧。”老先生慢条斯理地说，同时转身向我介绍他身後的一张黑白照。照片上人山人海，非常密集，草坡上堆满了衣着特色鲜明、如蝼蚁一般的年轻人。
“Woodstock，1969，知道吗？”他的英语几乎没有口音，每个音节都发得极其自信。
“听说过。”
“现在的年轻人和那时候很不一样了，我当时就和你现在一样大，很有活力。”老先生笑说。
“所以你们是……韩国人？”
“美国人。”老太太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在这裡出生，当然了，祖先是韩国人，但我们在美国长大的。”
我能想像数十年後的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很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个美国人。
“来住宿吗？”老太太又说。
“你们知道附近还有其他亚洲人居住吗？”我差点忘了自己的来意。
老太太脸色一变，似乎怀疑我是警察，但惊讶的表情很快消失。像我这样二十出头、削瘦的黄种人，怎么看都不像警察。
“去年还有一个中国人，现在没有了。”
“他怎么了？”我努力抑制自己，假装问得随意。
“可能死了吧，被人打死的。”
“被人打死？”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在十几公里外开了一家杂货店，也懂得一点电器维修之类的，我们旅馆常常找他帮忙修理电器。去年，差不多也是这时候……八月吧，外面那些灯炮坏了，不亮，于是我们找他来看看。他很热心，在外面架起梯子，爬上去检查灯泡啊电线啊甚么的。当时我们在看电视，突然听到一声勐烈的敲击，伴随着痛苦的哀嚎，然後有个人大叫‘病毒，滚回你的国家！’……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我们能猜到是甚么事，但因为过于惊恐，也不敢贸然跑出去。
“走路声逐渐消失，接下来是可怕的寂静。我们慢慢走出去，转到旅馆後方。那些灯泡已经修好了，正散发着斑驳暗沉的光。一个矮小瘦削的剪影一瘸一瘸地向我们走来，我们赶快跑过去扶住他，问他是否需要帮忙。他紧紧地按住自己的後脑勺，鲜血从他的指缝间往外渗。他说，没事，不用担心，灯泡都修好了，一副天真而满足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不想麻烦其他人。我们看着他走向他的车子。‘有甚么问题再打给我吧，我回去了。’他吃力地回头，向我们笑了笑。”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最後的眼神，很善良，很亲切。”老先生补充。
“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应该帮他的。”老太太又说。
一阵沉默，老夫妇似乎有点难过。
“然後他就开车回到杂货店了？”
“对，我们目送他开车离去，後来再也没见过他。”
“你们有去他的杂货店找他吗？”
“有，两天後我们就去了，他的车停在那裡，但店是关着的，直到现在都没有开门营业。”
我向这对韩裔夫妇道别，走出旅馆。太阳已下山，晚霞仍眷恋着这片浩瀚的土地。在我身後，灯泡如常亮了起来。当下，我很想沿着这条公路，徒步走到那家杂货店，走到那个中国人躺下的地方。
我走了大约五分钟，渐渐远离“加州旅馆”和我的车。突然，身後传来汽车的引擎声，一辆汽车似乎正高速向我驶来。我慌忙往路边一闪，不慎倒在一片沙土上。
回头一看，甚么都没有。
我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夜幕低垂，把四周的荒芜，掩藏在我的视线之外。
这裡，以後会成为我的家吗？
一股对珍妮的思念，莫名地，湧上我的心头。
原刊于第79期《澳门笔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