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難以相信,大四的那年春天,我竟和一位金髮碧眼的白人少女確立了戀愛關係。珍妮是我自青春期伊始的夢想型女友,而這美夢,竟在我遠渡重洋、入讀南加州大學後發生了。一切來得太突然,我還沒來得及聯想到耳熟能詳的“美國夢”,我的“美國夢”就如一夜春風般襲來。每當我撫摸她的臉,凝視她湛藍的雙眼,我總覺得,在兩雙眼眸之間,我們既遙遠又親近。

在美國度過的最後一個暑假,珍妮邀請我到她家,拜訪她父母,和他們共進晚餐。也許為了避免過於緊張的氣氛,她還邀請了我的室友們,菲律賓民謠才子Paeng和越南文青Tran。

晚上六點,我們準時到達珍妮家,那是位於貝克斯菲爾德市郊的一間木屋。房子略顯老舊,面積不大,裝潢卻很體面。中世紀風的古樸家具、深棕色皮革沙發、均勻地把昏黃燈光塗抹在客廳與飯廳空間中的立燈,一些愛德華霍普的畫作,零零落落地掛在貼滿淺棕色拼花牆紙的牆壁上,其中夾雜了一些不知名畫家的半抽象作品。在我這種對經典名畫略有涉獵的建築系學生看來,畫作的陳列不甚協調,無論在年代和風格上,都有種後現代精神分裂式的凌亂效果。而且老實說,畫作的佈置太密集了,反而把主人塑造成急於展示自己品味的暴發戶。沙發旁有一座稍顯浮誇的雕花壁爐,不知何故用木板封住了。壁爐對面,立着一台胡桃木色鋼琴,鋼琴上擺着兩隻銀框相架,鑲起他們幾年前拍攝的全家福照片。

珍妮的媽媽布朗太太,皮膚很白,是一位嫻靜、微胖的短髮女士,於本市一家中學任職美術老師,我猜牆上畫作的陳設並非她的主意;至於珍妮的爸爸,斯文,身材高瘦,頭髮短而凌亂,下巴佈滿了刮得不甚整齊的鬍渣,一副有氣無力的模樣。第一眼看到我時,他先是一怔,彷彿從沒見過像我這樣一個來自澳門的黃種人(這也很正常),然後微笑着和我握手。我默不作聲地坐下,拘謹得不得了。幸好Paeng和Tran都是外向健談的年輕人,能認識地道的美國家庭,他們表現得異常興奮。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布朗先生開了一瓶年份不詳的紅酒。我對紅酒一無所知,也不懂欣賞,於是跟着大伙一起搖晃酒杯,嘗試融入這貴族般的場景。

布朗先生和太太一樣,任職於貝克斯菲爾德市的同一間中學,是一位音樂老師。餐後,他坐在鋼琴前,為我們彈奏了一首德布西的〈月光曲〉,以及其它印象主義作品。接着,輪到Paeng和Tran用結他,為大家演奏幾首搖滾樂。現場氣氛越來越熾熱,可能受到酒精的推波助瀾,連平日安靜的珍妮,甚至她優雅沉靜的父母,都加入了狂歡的行列,布朗先生也提高嗓子,滿懷激情地唱起懷舊的歐美搖滾曲。

後來,Paeng為大家彈奏最為經典的加州名曲〈Hotel California〉,展示出驚人的結他技巧;而Tran,則嘗試將豐沛的情感,灌注入他的嗓子,像豪放的詩人般吟唱,彷彿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在加州壯麗的土地上成長,經歷過那個迷幻又美好的年代。

此時,坐在我對面的布朗夫婦,卻和我們這些富有浪漫激情的年輕人,形成強烈對比。他們一言不發,似乎被這首經典歌曲震懾了。布朗先生微張着嘴巴,眼神彷彿凝望着遠方。

表演完畢,大家都略顯疲憊,便坐在沙發上,邊喝紅酒邊聊天。我的手搭在珍妮肩上,她的臉埋在陰影中,白嫩的肌膚隱藏起來,此刻,她看起來,和我們這些本來生活在地球另一邊的人,沒甚麼不同。布朗夫婦問起我們的專業,以及日常的興趣。Paeng滔滔不絕地發表他對美國的看法。他說,在美國,廣袤的土地與看似沒有盡頭的公路,對崇尚自由的人而言,永遠是一種誘惑。踏上這片土地,只有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才能理解甚麼叫自由。大家頻頻點頭,深表認同,我們自然而然地談及州際旅行,以及駕駛的種種。Paeng一到假期,就會租車或借朋友的車,穿州過省,幻想自己是一名流浪藝人。而Tran則坦言,自己從越裔親戚口中,聽聞他們的朋友曾在公路上發生嚴重交通意外,且不幸命喪其中。自此,Tran不敢在美國駕駛。

布朗太太細心聆聽,適時得體地搭上兩句,並鼓勵我們盡量在這四年間,多到東岸逛逛,特別是紐約,絕對不容錯過。而坐在立燈旁的布朗先生,半張臉落在燈光的暈染中,若有所思,不時像要插嘴,卻欲言又止。當大家的分享接近尾聲,他清了清喉嚨,目光在我們幾人之間掃視了一遍。

“我想跟你們說一個故事。”布朗先生開口,聲音中滿是猶豫。

大家一片沉默,像等待大人物上台演講。

“這件事,我本來想把它帶進棺材的。不過今天,我很想跟你們這些素未謀面的小伙子分享。”

布朗先生很會營造氣氛,在現場稍顯陰森昏暗的環境中,他提到“棺材”二字。獵奇心態令我們瞬間屏息靜氣,正襟危坐。

“一個月前,當我穿着乾淨體面的襯衫,將二十公斤的可卡因安全運到客戶手上後,我沿着公路駛回家。每次客戶拿到貨物,都會給我應得的外快,還會給我一罐紅牛。路上,我把冰涼的紅牛灌進肚裡,開着我的豐田休旅車,高聲唱起〈Hotel California〉,彷彿在撲面而來的風中,聞出大麻的味道。”

布朗太太用凌厲的目光注視着她的丈夫,似乎在責備他向我們這些素未謀面的年輕人,透露了太多不應透露的訊息。但她並未阻止。我望了望珍妮,她正聚精會神地聆聽。

“那是一個漆黑而寒冷的夜晚,我預計清晨才會到家,並揣摩着要買甚麼禮物給家人們。在那樣的凌晨,那樣的荒野公路,路上幾乎沒有車,更不會有人。我驅車全速前進,忽然間,一下強烈的顛簸使車子近乎失控,嚇了我一大跳。我好不容易穩定舦盤,維持直線前行,不過思緒已乘虛而入,擾亂了我的心神。我急忙望了望後視鏡,但環境過於黑暗,我無法看見車燈照射範圍以外的任何東西。我再往前開了一段路,但心臟劇烈跳動,感覺快要從胸腔崩出來。我設想過無數可能:是動物嗎?還是某件貨物?應該是一件體積頗大的物件。但,不會……是人吧?

“好奇心促使我煞停車子。我下了車,以防萬一,我從置物箱取出發皺的口罩。我不怕病毒,不是會整天戴着口罩,防止被該死的病毒感染的那種人。這破口罩,是我在交貨前,為免被認出而佩戴的。我是一個穿着整齊,襯衫熨得貼服,與人交談時會戴上口罩的紳士,我需要營造出這樣的形象,以降低運毒的風險。好了,反正我下車時戴上了口罩,並小心翼翼地走向五十米以外、被我輾過的一團黑色物體。隨着我走近,那個形狀變得更大、更清晰。地上有了一條越來越深的輪胎痕跡。我按下電筒開關,檢視那道胎痕。當燈光聚集在深紅的液體上,我嚇得跌坐在地上,那可是鮮紅的血啊!我難以置信地望向那團黑色的物體,慢慢抬起握着電筒不住地顫抖的手,本來聚集的光暈因距離拉遠而漸漸發散,沿着越來越深的血痕,最終到達一具幾乎一動不動的身體。那具身體浸在血泊中,像淋滿了醬汁的生肉。”

我們屏住了呼吸,珍妮甚至掩住雙耳,眼眶盈滿了淚水。當時的我心想,這可能是某種為製造親歷其境的幻覺而故意以第一人稱述說的恐怖故事。我們四人無意間,挨得越來越近,沒有一個人願意正常地呼吸,彷彿一吸氣,就會聞到新鮮的血腥味。

“我幾乎是爬着走到那團生肉身邊。在電筒的光線下,我能辨認出,那是一個黃種人,一個身材矮小、較為瘦弱的中國佬(chink)。”

“爸,夠了!”一直沉默的珍妮終於按捺不住,大聲喝斥。

“對不起,我無意冒犯。”布朗先生思考了兩秒,明白自己犯了錯,連聲道歉,“我只是坦言相告,我當時確實是這麼想的。他就是把病毒帶過來的那群傢伙之一。”

“沒關係,布朗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這年頭,你對亞洲人有點誤解,是可以理解的。”我盡量壓抑自己的情緒,心想,先忍着吧,這傢伙畢竟是女朋友的爸爸,總不能如此輕易地撕破臉。可是,在我內心深處,已經很難說服自己那只不過是一個故事而已。

我拍了拍珍妮的肩膀,示意她沒關係,我不介意。但我不敢轉過臉去,看Paeng和Tran臉上的表情。

“那個黃種人一直拼命掙扎,但就像擱淺的魚,他身體扭動的幅度越來越小,情況看起來很不樂觀。在他的頭顱底下,一灘鮮血不斷擴散。他發出一連串乾啞而痛苦的叫聲,雙眼直愣愣地注視着前方,而他的前方就是夜空。當他注意到逐漸向他靠近的我,他的視線就向我轉過來,但身體已全然無法扭動。他的眼神找到了我,並且向我求救。我猜測我的車可能輾碎了他的肋骨,以至壓破了他的內臟,當他奮力呻吟求救時,暗紅的血液不斷從嘴裡噴濺而出。

“我迴避他的眼神,猶豫要不要把他載到附近的醫院搶救。但在這片荒野中,駛到最近的醫院,至少也有一小時的車程,他恐怕撐不了那麼久。萬一人救不活,又被發現是我把他撞死的,可就麻煩了。這中國佬……這人怎麼在這種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荒野中,躺到公路上來?可不就是故意給我添麻煩?

“情急之際,他的氣息越發微弱。我轉念一想,倒不如……當作甚麼都沒看見?我望了望四周,沒有人,附近只有一部破車,以及十來步以外的路邊、一家關了門的雜貨店。暫時還沒有任何人,發現我撞傷了這個人,甚至無人知道我曾停留在這裡。他不過是一個人見人恨的亞洲人,把病毒帶過來的殺人凶手,像他這種人,雙手沾滿了比我多出數以萬倍的鮮血。在這片土地上,太多像我這樣的人想把他趕出去。他一身廉價的穿着,連拖鞋都破掉一半,頭髮和鬍子既凌亂又邋遢,看來甚至連他的家人,即使有所謂的家人,得知他的死訊,也不見得會感到可惜。像他們這樣的人,本來就不應該留在美國。”

我也受夠了,這是未來岳父為考驗我耐性而設的面試嗎?他竟然膽敢在我們面前,大義凜然地說出如此荒謬的話。我發現自己緊握着拳頭,手心已被汗水浸透。

“別誤會,我不完全是針對亞洲人,而是所有的流浪漢。在美國,太多這種無關痛癢、生無可戀的中年人,不論是白人、黑人,還是黃種人。”布朗先生似乎發現我們的臉色很難看,便嘗試為自己直接坦率的言論作辯解。

“我確定他看不清我的車,也不可能在漆黑中認出我被口罩半掩的臉。我深吸了一口氣,抬頭,瞥見兩列電線桿,在公路兩旁往遠方無限延伸。每條電線桿都是一個十字架,由一橫一豎的支架構成。那一刻,我看見了上帝。於是我低頭祈禱,那是我一生中最認真的一次禱告。”

“可恥的基督徒。”Paeng終於按捺不住,給了布朗先生一個輕蔑的微笑。

“我不是一個虔誠的信徒。我當然明白,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在危急關頭的禱告,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心存僥倖。但我敢打賭,換作是你們,也會這麼做,祈求上帝,或任何一個你們的神的原諒。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但起碼是能在美國社會中被接受的罪人。”

珍妮氣得站起身,走入睡房。

“我只是把當時的想法說出來,希望你們別介意。”布朗先生面對着我們,但眼神空洞,像回到了那個恐怖又昏暗的晚上。

“禱告過後,我意外地和他四目相對。血、汗和沙石在他的臉上混雜,但他的雙目卻異常明亮。它們緊緊地盯着我,以絕望和仇恨的目光。我不可能忘記那雙眼睛。”

布朗先生揉搓雙眼,我不確定那是一個趕走睡意,抑或是掩飾軟弱的動作。他站起來,走到鋼琴前,點上一根手捲大麻。

“你們想試試嗎?”

那氣味濃烈嗆鼻,我們擺手拒絕。

他又坐回去,深吸了一口大麻,看起來像邁過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關口。

“無論如何,我又回到我的豐田,一直往前開,假裝甚麼都沒有發生。我以為一切都過去了,但開了不到十分鐘,那雙眼睛又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我告訴自己,我不能直接回家,我無法以這樣的狀態,面對我的家人。我急切地想要停下來。不遠處有亮光,當我慢慢駛近,才發現那是一間小旅館,旅館周圍掛上了幾串色彩繽紛的裝飾燈泡。似乎是因為附近太荒蕪,他們需要一點醒目的裝飾,來提醒路過的人這兒有一家可供歇息的旅館。

“我像一個受了傷的人,跌跌撞撞地走入這家樓高兩層,看似連十間客房都沒有的殘舊旅館。前台的亞裔夫婦使我吃了一驚,不過我很快冷靜下來,盡量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僅僅是身心疲累的人,而不是快要被殺人的罪行壓垮的罪犯。從前台領了鑰匙,我就把自己關在狹小的房間裡。我在想,到底要如何才可讓自己忘記剛剛發生的一切?於是我從口袋裡拿出一小包白色粉末,那是我偷偷從價值連城的貨物中留起來的可卡因。我撕開老舊的電視機旁一張以劣質油墨印製、寫着‘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的廉價宣傳單張,捲起來,吸入我人生中的第一口可卡因。

“不知過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醒來。天微亮,我的頭似乎快要裂開,那雙既絕望又怨恨的眼睛仍揮之不去。我退了房,決定回去找那個血泊中的人。

“沿路回去,我找到那家無人的雜貨店,但店外,只剩尚未清理乾淨的一些血跡。那個人竟然消失了,他到底是死是活?是被人送進醫院搶救?還是變成屍體被人清理掉?又或者他自己好起來,開車離開了?我漸漸明白,我可能永遠找不到答案。他就是一個流浪在無人公路上的無名氏、流浪漢,沒有人理會他到底遇上了車禍,還是被謀殺,最後活過來,還是一命鳴呼。他的名字不會出現在美國的報章上,他只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失蹤人口。”

“但我必須知道啊!那個中國佬到底怎麼了?”布朗先生抓亂了頭髮,用滿佈血絲的雙眼,盯着我們不放,眼睛裡同時藏着憤怒與深切的懇求,像要從我們口中得出那彷彿能拯救他靈魂的解答。

他雙手用力一揮,猛然把酒杯掃到地上。酒杯頓時碎裂,紅酒沿着木板往外擴散,經木板之間狹小的縫隙滲入地下。布朗先生迅速撲過去,用手按住瀉在地板上的紅酒,止住了紅酒往下滲的勢頭。

“不,不能這樣,會吵醒他的,會吵醒他的……”布朗先生低喃,像一個慌亂的瘋子。他的腳板踩在一片碎玻璃上,卻看似渾然不覺。

布朗太太向我們使了個充滿歉意的眼色,示意今天的聚會該到此為止了,接下來就讓她來收拾殘局吧。我們急忙道別,往大門走去。地上有一顆直徑約二厘米的灰色彈力球,像小孩的玩具,很不顯眼。我撿了起來,幸好我有及時發現,不然若有人在忙亂間踩到,想必要跌上一跤。我把彈力球交給布朗太太,然後和Paeng以及Tran轉頭離去,完全把我的珍妮忘記了。

走出了大門,我們仍隱約聽見布朗先生在叫喊:“回來啊,求求你們了,求求你們聽我說……”

回家路上,Paeng和Tran咬牙切齒,Paeng說如非顧及我的處境,早就給了布朗先生一拳;而Tran,我還是第一次聽他接連飆髒話呢。我仍不免懷疑,布朗先生的故事,只是為了阻止我和她女兒交往而胡亂編造的。如果真是這樣,他的計謀確實得逞了。

一個月後,我和珍妮分手了。那次聚會後,珍妮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她也不肯告訴我家裡的事。儘管如此,我曾努力挽救,也盡力說服她,無論老一輩做了甚麼,對我們(準確來說是對我)有甚麼偏見,跟我們兩人的相處,並沒有一絲關係,我們可以慢慢改變他們的想法。但我的努力終究白費了,她不願再見我一面,我們之間的對話和聯繫逐漸減少,關係變得疏離,直至成為陌路人。

又過了兩個星期,我收到布朗太太的電話,她邀請我出席布朗先生的喪禮。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像面對學校的突擊考試,我對於如何安慰電話另一頭的人,毫無準備,舌頭打結。要為我不喜歡的人說上甚麼好話,我從不擅長。於是,我只答應她,如果時間許可,我定必出席。

雖然關係尷尬,但我還是決定去看一下,順便看一看珍妮。那天,我比原定時間遲到一些,為的是偷偷坐到小教堂的最後一排而不引人注目。不出意料,全場只有我一位黃種人,布朗先生一家果然沒有亞裔的朋友。這麼看來,珍妮當初和我一起,也是鼓起了很大勇氣。現場大約有五六十位親友出席,無論是唱聖詩、親友發言等儀式,還是現場肅穆的氣氛,都使我很不自在。我趕在所有儀式結束前,躡手躡腳地離開了教堂,在教堂後的小花園裡抽煙。我在等布朗太太和珍妮,心想,出於禮貌,至少要打個招呼再離開吧。

幾分鐘後,人群在我身邊經過,並逐漸散去,坐上各自的汽車離開。我穿着一件深藍色襯衫,戴上口罩,顯得毫不起眼,注意到我的幾個人大概只把我當成工作人員。這很好,我沒有心情和這些陌生人打招呼,甚至向他們自我介紹。我很快就看見珍妮,她正攙扶着布朗太太。兩人站在離我只有三米距離的草地上,起初並未留意到我,布朗太太低泣着,珍妮為她遞上一張紙巾。擦乾眼淚的布朗太太抬起頭,瞥見了我。珍妮向我點了點頭,然後走開,只有布朗太太向我走過來。

“很高興見到你。”穿着黑色長裙並戴上黑色口罩的布朗太太向我伸出一隻手,眼睛裡的悲傷被愉悅沖淡了一些。

我跟她握了手。

我們在小花園裡逛了一會兒。布朗太太梳得整齊的銀髮,在陽光下閃耀奪目。她臉上又添了一些魚尾紋,整張臉蒼老了不少。

“希望上次你沒有被我們嚇到。”

“還好,我幾乎忘記了。”

“你想必很好奇我丈夫怎麼會突然過世吧。”

“確實有點難以置信。”

“這世上難以置信的事還真不少。你還記得那天你離開前,交給我的那顆彈力球嗎?”

我回想了幾秒,點了點頭。

“他一口氣吞下兩顆,結果窒息了。”

我大惑不解,不知如何回應。

“其實當日我們邀請你們來聚會,並非因為你是珍妮的男朋友。那當然也是一個原因,但實際上,在那件可怕的事情發生後,他必須說出來,那怕是對陌生人,或隨便任何人都好。”

“為甚麼是我們三個?似乎並不是很好的選擇。”

“想告訴一些亞洲人,也是他的意思。他把那個晚上對你們做的事,事實上他只不過說了一個故事,他把它當作一場……類似天主教的告解,甚至是一場救贖。他以為,如果你們能接受,能理解他的所作所為,那個人,那個不幸的人,可能也會原諒他。”

此刻,我回想起當晚表情痛苦的布朗先生,如果他只是要分開我和珍妮,那他用腳板踩在碎玻璃上所造成的自我傷害,又該如何解釋?再者,最後那幾聲讓我們回頭的哀求,也顯得過於真實而可憐。

“所以他才毫無保留地,向你們傾吐當時他內心的想法。”布朗太太說着,瞄了一眼在教堂旁和朋友寒喧的珍妮。

“老實說,你們來拜訪之前,他已經活在地獄之中。一開始,他只是整日整夜地失眠。因為時值暑假,我們日夜相對,共同對抗他的恐懼。他始終不願告訴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直到有一晚,他在床上輾轉反側幾小時,終於再也忍受不了,便轉身面向我,大哭起來。我把他抱在懷裡,像小孩一樣,撫摸他的頭髮,試圖讓他平靜下來。於是,他告訴我那個夜晚發生的事。他說,每次當他閉起雙眼,準備入睡,都會聽到那個人的呻吟。那個人似乎在他耳邊竭盡全力要跟他說點甚麼,但他一個字都聽不懂。可能是帶有口音的英語,也可能是中文,或其它任何他不懂的語言。這些如哀鳴般的絮語,連綿不斷,像永遠不可能解開的謎語,幾乎要把他的頭殻炸開。

“‘救救我,安娜!’很多個晚上,他無助地說出這句話時,我的淚水也不住地流下來。我說,我在,沒關係,但我在又有甚麼用呢?後來他變得精神恍惚,經常看似活在另一個空間。某個晚上,我們都入睡了,突然,我和珍妮被一聲巨響嚇醒。我們紛紛走出客廳,只見他雙手握着手槍,對牆上自己的影子開了一槍。

“‘沒事了,睡覺吧。’他像哄剛被惡夢嚇得魂飛魄散的小孩般,很平靜地把槍收起來,然後和我們一起回睡房。他很快就睡着了,失眠的人卻換成我和珍妮,我們再也無法入睡。

“不過,事情依然沒有解決,還變本加厲,槍聲變得越來越頻繁。只要看見自己或別人的影子,他很容易就會聯想到那個人,然後馬上掏出他的手槍,把‘那個人’射死。夜深人靜時,他會打開客廳一角通往地下儲藏室的木板,將那些被他擊中的影子,一個接一個地埋入地下室,就像把‘那個人’的屍體埋葬起來。在他看來,這是唯一真正殺死藏在他心中的‘那個人’的方法。”

我又回想布朗先生臉上的神情,他眼前似乎總有一片我們看不見的景象。我突然明白他為何拼死不讓幾滴紅酒往地下滲了。那些紅酒,將會在漆黑的地下室中,和他的影子纏繞在一起,就像當晚他看見那個可憐人躺在血泊中的模樣。那一切,都會在某個時刻復活,回到他的腦海中,反覆地折磨他。

“為了消滅他的幻覺,我們全家都活在黑暗中,盡量關掉所有燈,不讓他看見任何顯而易見的影子。希望有一日,他會把‘那個人’忘得一乾二淨。但是,就在幾天前,他告訴我,他又看到那雙眼睛,充滿了絕望和仇恨的眼睛。”

布朗太太沉默下來,皺起眉頭,深吸了一口氣,猶如在地獄的出口前徘徊。

“其實那段日子,只要他照一照鏡子,也會看到一雙同樣的眼睛。”布朗太太露出無奈的笑容。

“隔天清晨,當我起床後,走出睡房,發現他一動不動地躺在飯廳的地板上,嘴巴張開,兩眼瞪得很大,一副驚恐的樣子。他把‘那個人’的眼睛卡在了喉嚨。”

說到這裡,布朗太太跟我要了一根煙,我幫她點煙。為了緩和我內心複雜而慌亂的情緒,我也點了一根新的煙。我們靜靜地抽着煙。她似乎在等待我的回應。

“‘為甚麼我會在意一個失蹤的黃種人?’那是他常常問我的問題。”煙快要熄滅之際,她終於開口,“而我總是模棱兩可地回答:‘因為你是一個好人。’”

布朗太太見珍妮的朋友都離開了,只剩她一個人,在教堂旁無聊地踱步。

“很高興認識你,真心的,儘管毫不知情,你和你的朋友都出席了那天的聚會,至少在那幾小時裡,緩解了他的痛苦。也非常感謝你今天來到這兒,對了,要不要去墓地送他最後一程?”

“我還有事,該回去了。”我很想一個人待着。

布朗太太向我告別,並給了我一個溫暖的微笑,然後丟掉手上的煙,戴好口罩,回到珍妮身邊。

我獨自留在小花園中,又抽了一根煙。

畢業那天,我給珍妮發過一則訊息,簡單問候了她。她禮貌地回覆了,得知我打算繼續留在美國發展,她祝福我一切順利。此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絡,不時互發訊息,像普通朋友一樣。

畢業後,Paeng、Tran和我都決定留在美國找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這個國家自立門戶,成為獨具一格的建築師。Tran幾乎馬不停蹄,到處求職,而Paeng則決定作長途跨州旅行,自駕遊遍美國五十州,完成後再開始找工作。至於我,在對前路的迷茫中,打算追隨啟蒙老師Frank Gehry的步伐,去歐洲尋訪他最著名的後現代建築作品,從中汲取靈感,再決定是否要堅持走建築設計這條路,還是轉向室內、產品設計發展。

赴歐前,我借了同學的舊福特,打算先參觀Frank Gehry在加州的作品。我從洛杉磯出發,看了廸士尼音樂廳和安那翰溜冰場等著名建築,仍意猶未盡,於是決定北上,直闖西雅圖的MoPOP。我在加州的公路上奔馳,經過貝克斯菲爾德時,想起了珍妮,以及布朗夫婦。我也想起那個黃種人。我突發奇想,打開手機的地圖APP,好不容易找到布朗先生曾在那個恐怖之夜留宿過的“加州旅館”,然後驅車前往。

到達“加州旅館”時,已近黃昏七點,夕陽低垂。正如布朗先生所述,旅館只有兩層,很小,很殘破,周圍仍掛滿了七彩裝飾燈泡,但燈泡沒有亮。旅館看起來生意慘淡,一首〈Hotel California〉填滿了接待空間,我懷疑它已被同一台設備循環播放了數十年,音源如旅館的木板一樣舊。前台的一對老年男女,看起來像韓裔夫婦,見我走近,馬上戴好口罩,掛上笑容,向我輕鞠一躬。

“你們好。”我用英語跟他們打招呼。

“你好!中國人?”韓裔老太太同樣以英語回應。

“對。”

我環顧四周,一些美國旅遊照片掛在牆壁上,看起來都是用菲林相機拍攝的,有些是很有年代感的黑白照,也有些明顯是近年拍的,其中有一張顯然是在旅館外的公路上拍攝的夕陽照,景色跟當下並無二致,若然我當時拿着相機走出去,說不定就能拍出這樣的照片。

“這些都是我拍的,哈哈,很珍貴吧。”老先生慢條斯理地說,同時轉身向我介紹他身後的一張黑白照。照片上人山人海,非常密集,草坡上堆滿了衣着特色鮮明、如螻蟻一般的年輕人。

“Woodstock,1969,知道嗎?”他的英語幾乎沒有口音,每個音節都發得極其自信。

“聽說過。”

“現在的年輕人和那時候很不一樣了,我當時就和你現在一樣大,很有活力。”老先生笑說。

“所以你們是……韓國人?”

“美國人。”老太太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們在這裡出生,當然了,祖先是韓國人,但我們在美國長大的。”

我能想像數十年後的我,也會像他們一樣,很自豪地說自己是一個美國人。

“來住宿嗎?”老太太又說。

“你們知道附近還有其他亞洲人居住嗎?”我差點忘了自己的來意。

老太太臉色一變,似乎懷疑我是警察,但驚訝的表情很快消失。像我這樣二十出頭、削瘦的黃種人,怎麼看都不像警察。

“去年還有一個中國人,現在沒有了。”

“他怎麼了?”我努力抑制自己,假裝問得隨意。

“可能死了吧,被人打死的。”

“被人打死?”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在十幾公里外開了一家雜貨店,也懂得一點電器維修之類的,我們旅館常常找他幫忙修理電器。去年,差不多也是這時候……八月吧,外面那些燈炮壞了,不亮,於是我們找他來看看。他很熱心,在外面架起梯子,爬上去檢查燈泡啊電線啊甚麼的。當時我們在看電視,突然聽到一聲猛烈的敲擊,伴隨着痛苦的哀嚎,然後有個人大叫‘病毒,滾回你的國家!’……差不多是這個意思吧。我們能猜到是甚麼事,但因為過於驚恐,也不敢貿然跑出去。

“走路聲逐漸消失,接下來是可怕的寂靜。我們慢慢走出去,轉到旅館後方。那些燈泡已經修好了,正散發着斑駁暗沉的光。一個矮小瘦削的剪影一瘸一瘸地向我們走來,我們趕快跑過去扶住他,問他是否需要幫忙。他緊緊地按住自己的後腦勺,鮮血從他的指縫間往外滲。他說,沒事,不用擔心,燈泡都修好了,一副天真而滿足的樣子。看得出來,他不想麻煩其他人。我們看着他走向他的車子。‘有甚麼問題再打給我吧,我回去了。’他吃力地回頭,向我們笑了笑。”

“我到現在還記得他最後的眼神,很善良,很親切。”老先生補充。

“真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應該幫他的。”老太太又說。

一陣沉默,老夫婦似乎有點難過。

“然後他就開車回到雜貨店了?”

“對,我們目送他開車離去,後來再也沒見過他。”

“你們有去他的雜貨店找他嗎?”

“有,兩天後我們就去了,他的車停在那裡,但店是關着的,直到現在都沒有開門營業。”

我向這對韓裔夫婦道別,走出旅館。太陽已下山,晚霞仍眷戀着這片浩瀚的土地。在我身後,燈泡如常亮了起來。當下,我很想沿着這條公路,徒步走到那家雜貨店,走到那個中國人躺下的地方。

我走了大約五分鐘,漸漸遠離“加州旅館”和我的車。突然,身後傳來汽車的引擎聲,一輛汽車似乎正高速向我駛來。我慌忙往路邊一閃,不慎倒在一片沙土上。

回頭一看,甚麼都沒有。

我站起來,拍掉身上的塵土。夜幕低垂,把四周的荒蕪,掩藏在我的視線之外。

這裡,以後會成為我的家嗎?

一股對珍妮的思念,莫名地,湧上我的心頭。

原刊於第79期《澳門筆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