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拥挤得直叫人犯噁心。好不容易过了安检，我又被旅行团拦下。大爷大妈们鱼贯而过，KN95也盖不住外散的乡音。拉成蛇形的队伍，他们跟随旗帜，一路呼呼喝喝，不知是要去往什么地方。
至于我，我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上海虹桥火车站，十小时的车程，夜裡将近十点才能抵达。我花大价钱订了一等座，就为了少受点罪，可刚到高铁站便已後悔：铁锈的光线把人照得灰头土脸。外游客、归乡者，他们彷如决堤洪水泛滥于候车大厅内，乌泱泱一片没有盡头。
讽刺的是，此次出行、泥牛入海一样将自己汇入人群之中，我实则是为了避开一个人。
确切而言，是为了躲开阿欣。她要庆祝三月份的生日，才过了元宵节，就已迫不及待地邀遍了同学、好友，以及我。“你到时候一定要来。”饭桌上，她对我说。此中的情真意切，容不得半点质疑。“你一定要来，”同一句话她讲了两遍，手裡紧握酒杯，整个人摇摇晃晃的，显然已进入微醺状态，“我太想你啦！换工作後，就好少见面了。”
我如今三十五岁，比阿欣大了整整十年。我和她之间的年龄差距，足够一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读至初中毕业，甚至中途还有留一次级的馀地。况且，我远非活泼外向的人，日常仅为家与办公楼间两点一线的往返。偶尔放大假，也不过是跟随旅行团去一趟日本或新马泰，走马观花游览一圈。“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这就算一年裡我最盼着的高光时刻了。
阿欣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与我深交，在我看来一直是一个谜。
我们相识于公司茶水间。我是市场部的老员工，她新入职当了销售，本不会有什么交集。当年经济还算景气，因此茶水间地板明净光可照人，橱柜内垒着咖啡胶囊，天花板顶灯也长年累月地不熄灭。那天中午我吃完盒饭，口中油腻挥之不去，因此想冒险一用胶囊咖啡机，可捣鼓了半天依旧不得其门而入。阿欣正好在旁边洗杯子。我只记得闻到了女人脸上散粉的香味：她凑过来，皱起鼻子问“怎么啦”，然後很是自然地上了手。咖啡的气味应声外溢，如同湿而重的潮雾逐渐瀰漫开，真是“暖风熏得白领醉”。我喝热饮，她说话。一杯拿铁尚未饮完，我已知晓了她的姓名、年龄、职位和教育背景。若非午休时间有限，恐怕还要讲到地老天荒去，连祖宗十八代都会一一交代清楚。
一整层死寂如荒冢的办公室，平日裡只能听见咳嗽和交代工作时的喃喃细语，以及桌上型电脑开机後的嗡嗡声，不知因何缘由，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位百灵鸟似的人物。无疑，这是阿欣大学毕业後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她的面孔、四肢与身躯，皆流淌着电流一般的兴奋感。而我却躯体沉重，连口中的舌头亦懒得动弹。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彷彿是身处在时间流逝并不相同的两个世界裡。
不过，阿欣似乎并不将我的愚钝放在心上。此後她总要来我的工位。有时我还在幹活，一抬头，正好能看见那张白皙的面孔出现于几步开外，手裡拿着什么新鲜玩意儿要给我看。她时常是微笑的，那微笑光彩夺目，好似一轮明月在海上升起。而每当她别过脸或收起笑容，其感觉便如同屋裡有人熄了一盏灯、室内骤然暗了下去。
“宛如室内骤然暗了下去。”我对自己说。此刻，室内却是极亮。高铁刚刚开动，我们驶离车站，初时缓慢，接着便像是悬浮在了空中。高架轨道穿过城郊，两旁是日渐衰败的老旧建筑——电脑城、居民楼与半死不活的小商舖。我想像自己也身处其间，斜躺在行道树树荫内的一张小藤椅上，手上不忘挥动蒲扇。我问自己：端坐于办公桌後面对数据表格，和端坐于大马路边观看人来人往，哪一种生活更会让我无法忍受？
说不好，也不好说。我们驶离了中山站，时针即将转向下午一点。上车前，我打包了麦当劳。现在牛皮纸袋底端湿漉漉的，被油浸成深褐色，只看上一眼便倒盡胃口。有人站起身，捧着撕开了口子的方便麵，往开水机方向走去。麵饼被烫开那一瞬间，其强烈的气味好似一股烟，一下子飘过了整节车厢。闻着这味道，我更是飢饿，也更觉得没有食慾。
读大学时，我吃过许多方便麵。
有时是为了赶时间，有时是懒得下楼去食堂，有时是深夜想来一份快捷夜宵，有时只是单纯地想吃方便麵。统一、康师傅与合味道，它们无法给我惊喜，亦不会令我失望。正如我重看了无数遍的电影、重光顾了无数回的餐厅，和重吻了无数次的前女友。这可能是轻微强迫症的表现，也可能是我仍部分地停滞于童年期，毕竟孩童同样习惯让家长重复讲述早已烂熟于心的童话故事。
我是在上海读的大学，其後又在那裡待了几年。此次回去，除了避开阿欣，也是为了再看看从前生活、居住过的地方，权当悼念青春。
读书时，和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对爱情仍存在嚮往。前女友与我是同一个专业、同一届但不同班级的同学。她来自北方，为人爽快，不喜拖泥带水。可我却十分惧怕孤独，总要在她上课的教学楼底下徘徊等候，就为了两人能一同去食堂打饭。“你太黏人了！”有一次，她抱怨道：“有必要吗？又不是小学生。”这话说完没多久，她就爱慕上另一个人，潇潇洒洒地跟我分了手。
毕业後，我进了一家留学中介公司当销售助理，负责收集国外院校资料以及其他杂务。工资不多，事情亦不多。朝九晚五，时间主要耽搁在上班下班的通勤上。地铁、公交车与步行，林林总总，每天三小时左右。避世者隐居于山野间，我则隐居于早高峰和晚高峰裡。地铁高架桥跃上城市半空，我于是观看起楼厦背後的夕阳；公交车穿梭在城市主幹道上，我便开始阅读沿途的广告招牌；腳下的羊肠小径伸入城市深处，我就去窥探那些不光彩的角落，与同样不光彩的普通人。
如此浑浑噩噩了几年，最终在父母的劝说下还是回了澳门：“房租那么贵，工资也不高。大城市么，体验体验就好了呀！”遂辞职、退租、打包、吃告别饭——也不过两三位好友，也不过两三顿晚饭。
此後，这座大城市从未曾入过我的梦。我对自己说，我与它是和平分手。然而，时至今日，我仍会想起那些周五晚上的例常漫游，那是我和上海同频共振的时刻：
我沿着马路牙子踱步。街灯隐没于叶丛与枝条中，光线昏沉，时隐时现，点亮一个个漫长却也温和的良夜。
在後半夜的凌晨，喝饱了廉价鸡尾酒，我苦等网约车，或是乾脆步行回住处。这时候我总会行过一座佛寺：在一行硕大的“南无阿弥陀佛”，和车流不息的马路夹缝之间，我跟随自己投在寺庙外墙上的影子前进。
租屋附近，说不上是工地还是荒废了的拆迁区裡，偶有一扇窗户会忽地出现。窗内“猪肉灯”照亮木板上的肋条与五花腩，房间天花板又点了日光灯。因此，明净的白透着艷丽的红，闪闪发亮于黑漆漆、朦胧胧的夜色中，仿如一幅油画的窗口。
回忆至此，我突然了悟：回澳门，我是带了一点上海的东西在身上的。同理，上海也留下了些许我本拥有的东西。这样一想，又是吓一跳：难不成此次前去，我还要将那些抛在脑後、不可名状的事物给讨要回来？
和阿欣相处时，我从不会想这些有的没的。
我们总是身处当下。我虽比她年长，这座小城的许多小街小巷，却是由她领着我探索的。她拉我去看话剧、参观展览，去恋爱电影馆看冷门纪录片：在放映厅门口的玻璃井盖上，我们相互比较彼此鞋袜的图案，一边对附着于井壁的蕨类植物啧啧称奇。
于挤满了自拍镜头的时髦咖啡馆内，我们靠窗坐下。室内空调大多冷过了头，亚热带的阳光则斜照在我们的背上，触感在温暖和灼烧之间徘徊。我两手空空，她身旁却一定会摆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裡头如同一间杂货舖、一家书店、一座博物馆。我们谈天说地，任由杯中冰块融化、沖淡咖啡的浓度，直到电影快要开场，这才急忙站起身结账。
每每与阿欣对话，我就彷彿是沐浴在春风之中，然而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不明来由的惆怅，即“美好事物不能久存”的遗憾。往往是在交谈时，对着她的笑颜，自然而然地，我的身体便会生出一阵痛楚。从前，在学生宿舍顶楼观看远方地平线上的落日时，我也曾有过类似的苦痛。
眼下，同一轮太阳顺着列车铁轨一路西沉，只在天边阴云裂缝处露出些许霞光；淡灰色的雨没过了沿途的村莊和农田；大雾低垂在大地上，过早地带来了傍晚。透过车窗，我看不见太多的景色，除了山野上的植被：浓烈得发苦、沉郁得好似有鬼魂栖身其中。
从长沙南站上车的乘客众多。他们几乎都穿了羽绒服，走过我身边时，外套上还冒着室外的寒气。我没带厚衣服，因为南方的春天太过闷热，让我想不起其馀地方其实仍是冷的。在珠海高铁站吃早餐时，长袖衫被汗水浸湿、紧紧贴在我的背上。那会儿，我甚至懊恼怎么没穿短袖。
我随即想起来：那些盔甲一般沉重的衣物，在离开上海以前，我或是把它们留在了房东的大衣柜裡，或是将它们丢弃在了垃圾堆中。我记得离开垃圾站前回头看了一眼，那件下襬长至我腳踝的羽绒大外套，它横臥在一地的外卖白色塑料袋与黑色垃圾袋上，双臂摊开，如同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垃圾站一旁围站了一圈已经退休多年的阿叔阿婶。他们穿了成套的半旧睡衣睡裤，手裡紧抱西施犬，相互用上海话说着什么，一边注视着我离开，一边抬手指向那件衣服。我加快了腳步。
在这趟高铁，所谓“近乡情更怯”有所应验，然令我胆怯的，却远非客观意义上的故乡。很快，天黑下来，窗外的世界消失殆盡。最後两小时的旅途，我简直坐不住，一会儿检查证件包，一会儿读一读书，一会儿听几首歌……手机是长时间打开的，没有未读信息，连仍在上班的同事都没找过我。我往下翻微信对话框，找到沉入底部的阿欣，点进去，再往上翻聊天记录：最後一次对话是在一个月前。那天她因朋友临时有事，所以手上多了一张演出票，于是问我想不想去看。我回答晚上要加班，没空，阿欣便发了一个微笑表情，然後我们就再没说过话了。
我长久地看着那个笑脸，手指抚摸键盘。偶尔，在梦中，我会打开手机，发一条消息过去，重新开启这一切。我总想不起来梦裡具体写下的文字内容，抑或是阿欣究竟回覆了些什么。可夜半醒来时，那如释重负之感，却会十分清晰地流淌在身体裡，紧接着便是本能的喜悦、顿悟後的羞惭，与随之而来的失眠。
现在，我很想跟她说：“我回了上海，要是你也在这裡就好了。”我还想告诉她：“和你在一起时，我从不曾如此想念过这个地方。”我沉浸在那些本可被诉说却永远不会宣之于口的话语裡，直到广播将我唤醒，宣佈高铁即将到站。人们开始收拾行李，把办公与看综艺用的笔记本电脑塞进包中。我也将背包从头顶的置物架上拿下，取出了毛衣与围巾。
酒店，我选了延安西路上的“全季”，就在从前居住的小区附近。与其馀快捷酒店相比，算是便宜。结果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房间天花板低矮不说，唯一一扇窗，居然还正对着高架桥。半夜，为肉身的疲惫与精神的亢奋所纠缠，于不息车流的喧哗声中，我睡不着觉，便乾脆在写字檯前坐下、举目向窗外望去：
马路对面仍是那家“小肥羊”火锅餐厅，其清真寺风格的玻璃圆顶，在黑暗中影影绰绰；“喜士多”便利店二十四小时营业，点着极亮的白灯。有一次，便是在此便利店门口，我见到一名盲眼的中年男子。当时正是黄昏，即日本文化所谓的“逢魔时刻”、美国人所说的“阴阳魔界”。四下无车，亦没有第三人在场。他孤身在马路中央行走，盲棍末端一下下点触柏油路，动作中不带有一丝犹豫，伴随夕阳烈火一般的光辉，迈步向前，身影渐渐消失在街道的盡头。我看着眼前这一幕，目瞪口呆，只觉得自己确实是在昼夜交错之时，瞥见了现实与魔幻交汇的一个瞬间。
我时常也在想，或许“大马路上的盲人”便是我人生的一个隐喻。进了现在这家公司後，偶尔下了晚班已接近午夜。办公楼外，街道上空空荡荡。横穿慕拉士大马路、停顿于中岛等待绿灯时，我能感觉到身体内部正在为孤寂所蚕食。似乎吃到最後，就只会留下一个与深夜的城市一样空洞的躯壳，使我成为我自己的影子。对此，我本是全盘接受、没有怨言的。直到我认识了阿欣。
去年十二月下旬，恰逢阿欣决定离职的时候，我感染了新冠。
病发前夕，我仍在上班。我只记得那会儿身体疲倦、畏寒，头晕脑胀，当下还以为是劳累所致，就发信息给阿欣抱怨了几句，她没有回覆。那段时间她少有与我交流的闲暇。我想，她兴许是在忙，没看见未读信息；也可能仅是厌烦了这段友谊，终于下定决心要冷一冷我。无论是何缘故，手机另一端的沉默都令我坐立不安——遂起身去办公室另一端转一圈。
“阿欣请三天假，你不知道吗？”她的部门同事对我说：“她订婚啊，男友昨晚送了花和钻戒——看上去起码有一克拉！”
那人立马打开微信朋友圈：九宫格的照片，色彩鲜艷。阿欣穿了连衣裙，在镜头前捂嘴微笑；果如同事所言，大钻石在指头上熠熠生辉。她怀裡还搂着一束玫瑰，以及未婚夫的手臂；背景是金色的字母气球，写的是“Marry Me”。
“我们都留言恭喜了，她未婚夫很靓仔喔！”同事笑道。
接着又问：“还以为会叫你去庆祝。阿欣没跟你讲？”
我思考再三，仍不知该如何作答，只好如实道：“她大概是不想告诉我的。”说完，就回了自己座位、继续工作去了。
夜裡，我开始发高烧，及至第二天早上，已近乎神智不清，于是向主管请假，再去山顶看医生。满满当当的人，将等候室挤得水泄不通，问诊的队伍遥遥没有盡头。
冷气太大，吹得我浑身发抖、牙齿打颤，膝盖一下下相互撞击着，怎么也停不下来。快要轮到我时，阿欣打了电话来，在我耳边问“感觉怎样”，那轻快明亮的语气，正如一把利刃直直插入我胸膛深处。我便说“还好”，一会儿又说“没什么”，好不容易等到她结束了通话，这才赶忙起身进了医生办公室。
“新冠没那么严重，”对方见了我後使劲劝慰道，一边把纸巾递过来，“不用太担心！”
待我痊癒，已是隔了一整个礼拜。回去上班，公司空了一半，多是同样“中招”的同病相怜者。我忙于赶进度，埋头苦做。中途有人跑来，叽叽喳喳讲起阿欣前几日递交辞职信一事，认定她已经考上了公务员，或计划要和未婚夫出国环游世界，我听了便点点头，只觉无话可说。
一月，百废待兴。疫病的阴霾尚未褪去，但三年不曾归来的春天总算爬出了地表、重返人间。我烦恼于生活无聊，便开始网上交友，尝试在“美图过度导致样貌失真”和“美图过少因此无人问津”间寻找平衡。交友软件上的男性用户们多半会索取裸照，或过早地要求线下见面；女性用户则较喜爱谈论电影、书籍和生活，然而终究难以聊到一块儿去。其中有一个和阿欣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她有一天忽地问我：“你说，风是寂寞的吗？”我当下便想：多么荒谬、矫情的问题啊。风没有意识，亦无知觉，谈何寂寞不寂寞呢？继而又感慨：恐怕只有不曾出生的人才不会寂寞吧！这样一想，也就慢慢熄了与陌生人闲聊的兴致。
二月，阿欣给我发信息，称要请客吃晚饭。那是公司旁边的日料店、过去我们下班後常要光顾的餐厅。她迟到了半小时，脸上妆容比从前更为艷丽，坐下後点了一瓶麒麟啤酒，给我看一看钻戒，聊了会儿新工作，再邀请我参加下个月的生日派对。不知为什么，轻易就醉了。我回答“好”，回家入睡後于凌晨时分惊醒，出了一身冷汗，便赶忙打开手机，上网订了酒店住宿。
三月，我回了上海。到达目的地後稍作休整，第二天便出发去看文艺復兴主题展。春寒料峭，然阳光十分慷慨，马路两旁的树皆发了新芽。行人虽摘不下口罩，可若是走得急了，鼻子也会一点点露出来，吸食些许清凉的风。上海博物馆旁的人民公园裡，玉兰花开满了树冠，游人们于树下餵食白鸽。远远望去，白玉兰好似鸟群栖息枝头，而鸽子亦如落花般抛洒在大地上。我想不起来阿欣的生日具体是今天还是明天，似乎我已把与她有关的一切都搁置在了澳门。展厅内人潮汹湧，参观者和保安争吵声不断，我注视着桑索费莱托的《祈祷的圣母》：于圣母洁白的脸庞上，一种绸缎般的、近乎穷奢极慾的华彩在绽放光芒，与她恬静安宁的神情恰是相矛盾的。我长久地凝视圣母，再一次妄图留存眼前的这一刻。但观展队伍向前移动，如同水下缓慢摇摆的金鱼藻，渐渐将我从她面前剥离。
在博物馆礼品店，我购买了这幅画作的明信片，以此来佔有圣母及其背後所代表的种种。地铁归途中，我一路苦苦构思该在明信片上写什么，虽然心底裡十分清楚：这世上不曾有可以改变孤独现状的话语，亦不存在能叫人回心转意的文字。我在上海生活过的痕迹早已消散，我于澳门爱恋的阿欣亦已远去。假期还剩一半有馀，我却已感索然无味。恍惚间，我琢磨起逃回到此地——哪怕只是短暂地——是否仅是一次于事无补的垂死挣扎。说到底，一座把我遗忘的城市，和一个将我抛弃的女人，这二者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澳门日报镜海版．2023.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