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地方擁擠得直叫人犯噁心。好不容易過了安檢,我又被旅行團攔下。大爺大媽們魚貫而過,KN95也蓋不住外散的鄉音。拉成蛇形的隊伍,他們跟隨旗幟,一路呼呼喝喝,不知是要去往什麼地方。

至於我,我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上海虹橋火車站,十小時的車程,夜裡將近十點才能抵達。我花大價錢訂了一等座,就為了少受點罪,可剛到高鐵站便已後悔:鐵鏽的光線把人照得灰頭土臉。外遊客、歸鄉者,他們彷如決堤洪水泛濫於候車大廳內,烏泱泱一片沒有盡頭。

諷刺的是,此次出行、泥牛入海一樣將自己匯入人群之中,我實則是為了避開一個人。

確切而言,是為了躲開阿欣。她要慶祝三月份的生日,才過了元宵節,就已迫不及待地邀遍了同學、好友,以及我。“你到時候一定要來。”飯桌上,她對我說。此中的情真意切,容不得半點質疑。“你一定要來,”同一句話她講了兩遍,手裡緊握酒杯,整個人搖搖晃晃的,顯然已進入微醺狀態,“我太想你啦!換工作後,就好少見面了。”

我如今三十五歲,比阿欣大了整整十年。我和她之間的年齡差距,足夠一個孩子從小學一年級讀至初中畢業,甚至中途還有留一次級的餘地。況且,我遠非活潑外向的人,日常僅為家與辦公樓間兩點一線的往返。偶爾放大假,也不過是跟隨旅行團去一趟日本或新馬泰,走馬觀花遊覽一圈。“上車睡覺,下車尿尿”——這就算一年裡我最盼着的高光時刻了。

阿欣究竟是為了什麼而與我深交,在我看來一直是一個謎。

我們相識於公司茶水間。我是市場部的老員工,她新入職當了銷售,本不會有什麼交集。當年經濟還算景氣,因此茶水間地板明淨光可照人,櫥櫃內壘着咖啡膠囊,天花板頂燈也長年累月地不熄滅。那天中午我吃完盒飯,口中油膩揮之不去,因此想冒險一用膠囊咖啡機,可搗鼓了半天依舊不得其門而入。阿欣正好在旁邊洗杯子。我只記得聞到了女人臉上散粉的香味:她湊過來,皺起鼻子問“怎麼啦”,然後很是自然地上了手。咖啡的氣味應聲外溢,如同濕而重的潮霧逐漸瀰漫開,真是“暖風熏得白領醉”。我喝熱飲,她說話。一杯拿鐵尚未飲完,我已知曉了她的姓名、年齡、職位和教育背景。若非午休時間有限,恐怕還要講到地老天荒去,連祖宗十八代都會一一交代清楚。

一整層死寂如荒塚的辦公室,平日裡只能聽見咳嗽和交代工作時的喃喃細語,以及桌上型電腦開機後的嗡嗡聲,不知因何緣由,突然出現了這樣一位百靈鳥似的人物。無疑,這是阿欣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因為她的面孔、四肢與身軀,皆流淌着電流一般的興奮感。而我卻軀體沉重,連口中的舌頭亦懶得動彈。兩相對比之下,我們彷彿是身處在時間流逝並不相同的兩個世界裡。

不過,阿欣似乎並不將我的愚鈍放在心上。此後她總要來我的工位。有時我還在幹活,一抬頭,正好能看見那張白皙的面孔出現於幾步開外,手裡拿着什麼新鮮玩意兒要給我看。她時常是微笑的,那微笑光彩奪目,好似一輪明月在海上升起。而每當她別過臉或收起笑容,其感覺便如同屋裡有人熄了一盞燈、室內驟然暗了下去。

“宛如室內驟然暗了下去。”我對自己說。此刻,室內卻是極亮。高鐵剛剛開動,我們駛離車站,初時緩慢,接着便像是懸浮在了空中。高架軌道穿過城郊,兩旁是日漸衰敗的老舊建築——電腦城、居民樓與半死不活的小商舖。我想像自己也身處其間,斜躺在行道樹樹蔭內的一張小藤椅上,手上不忘揮動蒲扇。我問自己:端坐於辦公桌後面對數據表格,和端坐於大馬路邊觀看人來人往,哪一種生活更會讓我無法忍受?

說不好,也不好說。我們駛離了中山站,時針即將轉向下午一點。上車前,我打包了麥當勞。現在牛皮紙袋底端濕漉漉的,被油浸成深褐色,只看上一眼便倒盡胃口。有人站起身,捧着撕開了口子的方便麵,往開水機方向走去。麵餅被燙開那一瞬間,其強烈的氣味好似一股煙,一下子飄過了整節車廂。聞着這味道,我更是飢餓,也更覺得沒有食慾。

讀大學時,我吃過許多方便麵。

有時是為了趕時間,有時是懶得下樓去食堂,有時是深夜想來一份快捷夜宵,有時只是單純地想吃方便麵。統一、康師傅與合味道,它們無法給我驚喜,亦不會令我失望。正如我重看了無數遍的電影、重光顧了無數回的餐廳,和重吻了無數次的前女友。這可能是輕微強迫症的表現,也可能是我仍部分地停滯於童年期,畢竟孩童同樣習慣讓家長重複講述早已爛熟於心的童話故事。

我是在上海讀的大學,其後又在那裡待了幾年。此次回去,除了避開阿欣,也是為了再看看從前生活、居住過的地方,權當悼念青春。

讀書時,和多數同齡人一樣,我對愛情仍存在嚮往。前女友與我是同一個專業、同一屆但不同班級的同學。她來自北方,為人爽快,不喜拖泥帶水。可我卻十分懼怕孤獨,總要在她上課的教學樓底下徘徊等候,就為了兩人能一同去食堂打飯。“你太黏人了!”有一次,她抱怨道:“有必要嗎?又不是小學生。”這話說完沒多久,她就愛慕上另一個人,瀟瀟灑灑地跟我分了手。

畢業後,我進了一家留學中介公司當銷售助理,負責收集國外院校資料以及其他雜務。工資不多,事情亦不多。朝九晚五,時間主要耽擱在上班下班的通勤上。地鐵、公交車與步行,林林總總,每天三小時左右。避世者隱居於山野間,我則隱居於早高峰和晚高峰裡。地鐵高架橋躍上城市半空,我於是觀看起樓廈背後的夕陽;公交車穿梭在城市主幹道上,我便開始閱讀沿途的廣告招牌;腳下的羊腸小徑伸入城市深處,我就去窺探那些不光彩的角落,與同樣不光彩的普通人。

如此渾渾噩噩了幾年,最終在父母的勸說下還是回了澳門:“房租那麼貴,工資也不高。大城市麼,體驗體驗就好了呀!”遂辭職、退租、打包、吃告別飯——也不過兩三位好友,也不過兩三頓晚飯。

此後,這座大城市從未曾入過我的夢。我對自己說,我與它是和平分手。然而,時至今日,我仍會想起那些周五晚上的例常漫遊,那是我和上海同頻共振的時刻:

我沿着馬路牙子踱步。街燈隱沒於葉叢與枝條中,光線昏沉,時隱時現,點亮一個個漫長卻也溫和的良夜。

在後半夜的凌晨,喝飽了廉價雞尾酒,我苦等網約車,或是乾脆步行回住處。這時候我總會行過一座佛寺:在一行碩大的“南無阿彌陀佛”,和車流不息的馬路夾縫之間,我跟隨自己投在寺廟外牆上的影子前進。

租屋附近,說不上是工地還是荒廢了的拆遷區裡,偶有一扇窗戶會忽地出現。窗內“豬肉燈”照亮木板上的肋條與五花腩,房間天花板又點了日光燈。因此,明淨的白透着艷麗的紅,閃閃發亮於黑漆漆、朦朧朧的夜色中,仿如一幅油畫的窗口。

回憶至此,我突然了悟:回澳門,我是帶了一點上海的東西在身上的。同理,上海也留下了些許我本擁有的東西。這樣一想,又是嚇一跳:難不成此次前去,我還要將那些拋在腦後、不可名狀的事物給討要回來?

和阿欣相處時,我從不會想這些有的沒的。

我們總是身處當下。我雖比她年長,這座小城的許多小街小巷,卻是由她領着我探索的。她拉我去看話劇、參觀展覽,去戀愛電影館看冷門紀錄片:在放映廳門口的玻璃井蓋上,我們相互比較彼此鞋襪的圖案,一邊對附着於井壁的蕨類植物嘖嘖稱奇。

於擠滿了自拍鏡頭的時髦咖啡館內,我們靠窗坐下。室內空調大多冷過了頭,亞熱帶的陽光則斜照在我們的背上,觸感在溫暖和灼燒之間徘徊。我兩手空空,她身旁卻一定會擺一個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裡頭如同一間雜貨舖、一家書店、一座博物館。我們談天說地,任由杯中冰塊融化、沖淡咖啡的濃度,直到電影快要開場,這才急忙站起身結賬。

每每與阿欣對話,我就彷彿是沐浴在春風之中,然而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不明來由的惆悵,即“美好事物不能久存”的遺憾。往往是在交談時,對着她的笑顏,自然而然地,我的身體便會生出一陣痛楚。從前,在學生宿舍頂樓觀看遠方地平線上的落日時,我也曾有過類似的苦痛。

眼下,同一輪太陽順着列車鐵軌一路西沉,只在天邊陰雲裂縫處露出些許霞光;淡灰色的雨沒過了沿途的村莊和農田;大霧低垂在大地上,過早地帶來了傍晚。透過車窗,我看不見太多的景色,除了山野上的植被:濃烈得發苦、沉鬱得好似有鬼魂棲身其中。

從長沙南站上車的乘客眾多。他們幾乎都穿了羽絨服,走過我身邊時,外套上還冒着室外的寒氣。我沒帶厚衣服,因為南方的春天太過悶熱,讓我想不起其餘地方其實仍是冷的。在珠海高鐵站吃早餐時,長袖衫被汗水浸濕、緊緊貼在我的背上。那會兒,我甚至懊惱怎麼沒穿短袖。

我隨即想起來:那些盔甲一般沉重的衣物,在離開上海以前,我或是把它們留在了房東的大衣櫃裡,或是將它們丟棄在了垃圾堆中。我記得離開垃圾站前回頭看了一眼,那件下襬長至我腳踝的羽絨大外套,它橫臥在一地的外賣白色塑料袋與黑色垃圾袋上,雙臂攤開,如同一個行將就木的人。垃圾站一旁圍站了一圈已經退休多年的阿叔阿嬸。他們穿了成套的半舊睡衣睡褲,手裡緊抱西施犬,相互用上海話說着什麼,一邊注視着我離開,一邊抬手指向那件衣服。我加快了腳步。

在這趟高鐵,所謂“近鄉情更怯”有所應驗,然令我膽怯的,卻遠非客觀意義上的故鄉。很快,天黑下來,窗外的世界消失殆盡。最後兩小時的旅途,我簡直坐不住,一會兒檢查證件包,一會兒讀一讀書,一會兒聽幾首歌……手機是長時間打開的,沒有未讀信息,連仍在上班的同事都沒找過我。我往下翻微信對話框,找到沉入底部的阿欣,點進去,再往上翻聊天記錄:最後一次對話是在一個月前。那天她因朋友臨時有事,所以手上多了一張演出票,於是問我想不想去看。我回答晚上要加班,沒空,阿欣便發了一個微笑表情,然後我們就再沒說過話了。

我長久地看着那個笑臉,手指撫摸鍵盤。偶爾,在夢中,我會打開手機,發一條消息過去,重新開啟這一切。我總想不起來夢裡具體寫下的文字內容,抑或是阿欣究竟回覆了些什麼。可夜半醒來時,那如釋重負之感,卻會十分清晰地流淌在身體裡,緊接着便是本能的喜悅、頓悟後的羞慚,與隨之而來的失眠。

現在,我很想跟她說:“我回了上海,要是你也在這裡就好了。”我還想告訴她:“和你在一起時,我從不曾如此想念過這個地方。”我沉浸在那些本可被訴說卻永遠不會宣之於口的話語裡,直到廣播將我喚醒,宣佈高鐵即將到站。人們開始收拾行李,把辦公與看綜藝用的筆記本電腦塞進包中。我也將背包從頭頂的置物架上拿下,取出了毛衣與圍巾。

酒店,我選了延安西路上的“全季”,就在從前居住的小區附近。與其餘快捷酒店相比,算是便宜。結果卻是“一分價錢一分貨”:房間天花板低矮不說,唯一一扇窗,居然還正對着高架橋。半夜,為肉身的疲憊與精神的亢奮所糾纏,於不息車流的喧嘩聲中,我睡不着覺,便乾脆在寫字檯前坐下、舉目向窗外望去:

馬路對面仍是那家“小肥羊”火鍋餐廳,其清真寺風格的玻璃圓頂,在黑暗中影影綽綽;“喜士多”便利店二十四小時營業,點着極亮的白燈。有一次,便是在此便利店門口,我見到一名盲眼的中年男子。當時正是黃昏,即日本文化所謂的“逢魔時刻”、美國人所說的“陰陽魔界”。四下無車,亦沒有第三人在場。他孤身在馬路中央行走,盲棍末端一下下點觸柏油路,動作中不帶有一絲猶豫,伴隨夕陽烈火一般的光輝,邁步向前,身影漸漸消失在街道的盡頭。我看着眼前這一幕,目瞪口呆,只覺得自己確實是在晝夜交錯之時,瞥見了現實與魔幻交匯的一個瞬間。

我時常也在想,或許“大馬路上的盲人”便是我人生的一個隱喻。進了現在這家公司後,偶爾下了晚班已接近午夜。辦公樓外,街道上空空蕩蕩。橫穿慕拉士大馬路、停頓於中島等待綠燈時,我能感覺到身體內部正在為孤寂所蠶食。似乎吃到最後,就只會留下一個與深夜的城市一樣空洞的軀殼,使我成為我自己的影子。對此,我本是全盤接受、沒有怨言的。直到我認識了阿欣。

去年十二月下旬,恰逢阿欣決定離職的時候,我感染了新冠。

病發前夕,我仍在上班。我只記得那會兒身體疲倦、畏寒,頭暈腦脹,當下還以為是勞累所致,就發信息給阿欣抱怨了幾句,她沒有回覆。那段時間她少有與我交流的閒暇。我想,她興許是在忙,沒看見未讀信息;也可能僅是厭煩了這段友誼,終於下定決心要冷一冷我。無論是何緣故,手機另一端的沉默都令我坐立不安——遂起身去辦公室另一端轉一圈。

“阿欣請三天假,你不知道嗎?”她的部門同事對我說:“她訂婚啊,男友昨晚送了花和鑽戒——看上去起碼有一克拉!”

那人立馬打開微信朋友圈:九宮格的照片,色彩鮮艷。阿欣穿了連衣裙,在鏡頭前捂嘴微笑;果如同事所言,大鑽石在指頭上熠熠生輝。她懷裡還摟着一束玫瑰,以及未婚夫的手臂;背景是金色的字母氣球,寫的是“Marry Me”。

“我們都留言恭喜了,她未婚夫很靚仔喔!”同事笑道。

接着又問:“還以為會叫你去慶祝。阿欣沒跟你講?”

我思考再三,仍不知該如何作答,只好如實道:“她大概是不想告訴我的。”說完,就回了自己座位、繼續工作去了。

夜裡,我開始發高燒,及至第二天早上,已近乎神智不清,於是向主管請假,再去山頂看醫生。滿滿當當的人,將等候室擠得水泄不通,問診的隊伍遙遙沒有盡頭。

冷氣太大,吹得我渾身發抖、牙齒打顫,膝蓋一下下相互撞擊着,怎麼也停不下來。快要輪到我時,阿欣打了電話來,在我耳邊問“感覺怎樣”,那輕快明亮的語氣,正如一把利刃直直插入我胸膛深處。我便說“還好”,一會兒又說“沒什麼”,好不容易等到她結束了通話,這才趕忙起身進了醫生辦公室。

“新冠沒那麼嚴重,”對方見了我後使勁勸慰道,一邊把紙巾遞過來,“不用太擔心!”

待我痊癒,已是隔了一整個禮拜。回去上班,公司空了一半,多是同樣“中招”的同病相憐者。我忙於趕進度,埋頭苦做。中途有人跑來,嘰嘰喳喳講起阿欣前幾日遞交辭職信一事,認定她已經考上了公務員,或計劃要和未婚夫出國環遊世界,我聽了便點點頭,只覺無話可說。

一月,百廢待興。疫病的陰霾尚未褪去,但三年不曾歸來的春天總算爬出了地表、重返人間。我煩惱於生活無聊,便開始網上交友,嘗試在“美圖過度導致樣貌失真”和“美圖過少因此無人問津”間尋找平衡。交友軟件上的男性用戶們多半會索取裸照,或過早地要求線下見面;女性用戶則較喜愛談論電影、書籍和生活,然而終究難以聊到一塊兒去。其中有一個和阿欣差不多年齡的女孩,她有一天忽地問我:“你說,風是寂寞的嗎?”我當下便想:多麼荒謬、矯情的問題啊。風沒有意識,亦無知覺,談何寂寞不寂寞呢?繼而又感慨:恐怕只有不曾出生的人才不會寂寞吧!這樣一想,也就慢慢熄了與陌生人閒聊的興致。

二月,阿欣給我發信息,稱要請客吃晚飯。那是公司旁邊的日料店、過去我們下班後常要光顧的餐廳。她遲到了半小時,臉上妝容比從前更為艷麗,坐下後點了一瓶麒麟啤酒,給我看一看鑽戒,聊了會兒新工作,再邀請我參加下個月的生日派對。不知為什麼,輕易就醉了。我回答“好”,回家入睡後於凌晨時分驚醒,出了一身冷汗,便趕忙打開手機,上網訂了酒店住宿。

三月,我回了上海。到達目的地後稍作休整,第二天便出發去看文藝復興主題展。春寒料峭,然陽光十分慷慨,馬路兩旁的樹皆發了新芽。行人雖摘不下口罩,可若是走得急了,鼻子也會一點點露出來,吸食些許清涼的風。上海博物館旁的人民公園裡,玉蘭花開滿了樹冠,遊人們於樹下餵食白鴿。遠遠望去,白玉蘭好似鳥群棲息枝頭,而鴿子亦如落花般拋灑在大地上。我想不起來阿欣的生日具體是今天還是明天,似乎我已把與她有關的一切都擱置在了澳門。展廳內人潮洶湧,參觀者和保安爭吵聲不斷,我注視着桑索費萊托的《祈禱的聖母》:於聖母潔白的臉龐上,一種綢緞般的、近乎窮奢極慾的華彩在綻放光芒,與她恬靜安寧的神情恰是相矛盾的。我長久地凝視聖母,再一次妄圖留存眼前的這一刻。但觀展隊伍向前移動,如同水下緩慢搖擺的金魚藻,漸漸將我從她面前剝離。

在博物館禮品店,我購買了這幅畫作的明信片,以此來佔有聖母及其背後所代表的種種。地鐵歸途中,我一路苦苦構思該在明信片上寫什麼,雖然心底裡十分清楚:這世上不曾有可以改變孤獨現狀的話語,亦不存在能叫人回心轉意的文字。我在上海生活過的痕跡早已消散,我於澳門愛戀的阿欣亦已遠去。假期還剩一半有餘,我卻已感索然無味。恍惚間,我琢磨起逃回到此地——哪怕只是短暫地——是否僅是一次於事無補的垂死掙扎。說到底,一座把我遺忘的城市,和一個將我拋棄的女人,這二者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澳門日報鏡海版.2023.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