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纪念李鹏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推荐奖
我醒来的时候窗外还在下雨。七月中旬，残酷、瑰奇的颱风季，雨珠子极大，哗啦啦跌在邻居的铁棚上，砸得人耳膜发痛、脑袋昏沉。双人床紧挨着一面朝南的墙壁。清晨八点，我伸长手臂，掀开窗帘布一角，一点铁灰色的日光（阴郁、忧愁、迷濛）浸了进来，于室内漂浮着，像湿雾、像海上的潮气，也像在风中抖动的雨帘。
这光线使我很感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听到了隔壁的音响——我感觉到了声音的震动，在床铺上、阳光裡，我鬆弛的、上了年纪的面部皮肤的波动之中：机枪扫射，人的惨叫，咔哒咔哒咔哒。电脑游戏，皮面旋转椅吱呀作响，我的儿子沙哑的低吼——他已经过了变声期，嗓子又低又沉，敲不响的青铜钟似的。
他肯定没睡觉。昨晚凌晨我起来上厕所，回房间前，看见他臥室门下那道缝仍亮着光。我拧了拧门把手（漆成黄铜色，已经生出了黑锈），他上了锁，我只好拍门。我说儿子，该睡了。这句话音量不大，我拍门的力度也不大。深夜，我不想让自己情绪太激动，搞得跟精神分裂症患者发作一样歇斯底里。我血压高，心脏做过搭桥手术。我的儿子不心痛我，我不能不心痛我自己。
他不作回应，于是我说（平和地、坚定地、嘆息地）：“去睡觉，不然拔网线。”
这句话让他摔了鼠标。我听到了那“嘭”的一声，满是怒气，把黑夜刺得发白。但最後他仍是关了灯，不再敲打键盘。一片寂静。死的寂静。我躺下、合眼、入睡，像殭尸重新躺回自己的棺材。我知道他还会爬起来，按下开机按钮，继续玩。甚至可能他就坐在椅子上，没挪过窝，只是调暗了电脑屏幕的光。窗门紧闭，外卖盒裡爬着蟑螂，食物残渣变了质，气味渗进浑浊的空气。于此之中，他一动不动，咬紧牙关，屏息等待我的唿噜声再度响起——但我已经不想理会了。
全身心投入到电脑游戏裡，在我看来便是人性与智力的死亡。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整晚整晚地对着电脑唿号、呻吟、开怀大笑。我不懂他为什么不看书、不出来吃饭、不学习。大好的光阴、大好的青春、大好的前程……以前我们教育过他几次，我和他妈。两两对话、三个人一起与中学班主任进行四方会谈。客气地、理智地、愤怒地。电话、面对面，甚至于信件。我写过三四封长信，摆在他的书桌上，信封每次都标明是“爱子张黎收”，还封了口，就差贴邮票了。
我想，青少年都十分在乎个人隐私，他不会不感激我想得如此周全。
几年後我明白了：写信只是让旁人尴尬的自我感动。一种只能起到反作用的训诫。他读了那些信么？我不清楚。我记得其中一封信的结尾是“回来吧，儿子，回到我们身边来……”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我潸然泪下，在朦胧中几乎看见了他醒悟後愧疚的笑脸。可惜没有回音，没有反应，更没有忏悔。儿子照常打游戏、课堂上睡觉、吃饭时低头玩手机。他甚至没有把信扔进垃圾桶，以此嘲弄他费盡心思的父亲——不，他应当是把它们揉成一团，丢入马桶，送给了大海——我的字化在了污水之中。
天光渐亮。我翻身起床，进厕所洗漱。管道的臭气、洗手盆内壁上残存牙膏的薄荷味、窗外湿热的雨，我栖身其中。镜柜从右下角起了一道裂痕，这些天越发地往中间蔓延，已经有了贯穿整张人脸的兆头。它诞生于上个月。那天我与我的太太吵了一架。当时她在刷牙，我站在她身後擦脸（毛巾起了球、泛着灰、抽了线）。她决定等从娘家探亲结束回来，就带儿子去精神科挂个号，因此要我託付老同学——
“找个专家，”她说，同时在漱口，一低头，哗地吐出了浑浊的、混着白泡沫的、四溅的水，“找个好点的专家。”她抬眼，隔着水银镜和我对视，重音落在了“好点的”三个字上。
我把毛巾盖在脸上，一吸气，发霉烦闷潮湿的水汽湧进了鼻子。“没必要。”我回答。可惜声音太小，她听不清楚。
“大点声！”
“没必要！”我撕开毛巾张口便嚷，隔壁本该好好复习準备期末考试的高二学生（如果他没戴耳机）肯定能听见——“他没毛病，他就是懒！”
“小点声！”
她嘘了几下，接着，皱起眉头，眉毛很不好看地变得歪扭了，“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带他去看看、检查检查——检查一下怎么了？孩子有些抑郁，我们总该要了解情况……”
“有什么好了解的，他就是被你惯坏了！抑郁？有本事他一头撞死啊！”
那是一个周五的傍晚。儿子因为月考成绩退步，跟我们吵了几句嘴。结果他激动起来，捏起两个拳头死命去砸墙壁，一边砸一边尖叫，跟个小姑娘似的，落下了一手的淤青。这事儿把当妈的吓了个半死，夜裡她用手机跟几个闺蜜嘀嘀咕咕了大半个小时，最後得出结论：“学业压力太大，得去看看医生。”我不同意，但晚上困倦得很，懒得与她多啰嗦，便随口应了下来，本以为时间一长她準忘——没想到这次她极其固执，非要带儿子去医院。
我们争执了许久，最後她打开镜柜拿面霜，再勐一合上，咬牙切齿道：“到时候他要是真疯了，我跟你拼命！”此结论一出，我无话可说，只得对着镜面上新长出来的皱纹高举双手投降。
现在，那句“他要是真疯了”在我脑海裡上蹿下跳。厕所裡，我看着自己的脸破碎在了左右相反的镜面世界之中，恍惚下就好像是看着一张白瓷面具中间裂了道细缝。我想着精神病院：那些白色的、内墙软绵绵的、没有嗅觉的单人病房；束缚衣、拿着针筒的护士、口味清淡的食堂；隔着铁闸门，我与太太安慰着门後的儿子，却有些分不清是他被关了起来还是我们被关了起来——抑或是整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疯人院。
我想啊、想啊、想啊，想得我左右两侧太阳穴凸了出去，彷彿正有两颗心脏在我的脑袋裡跳动着。
想不下去了，我便继续看着自己的脸。
奇怪的是，看得久了，我越发觉得困惑。我首先觉得自己的嘴开始变得陌生。我张开口，伸了下舌头，舌面上一层舌苔，看着就让人噁心；我又有些认不出自己的眼睛。左眼眼皮微微耷拉着，眼珠子鼓出了半个，血丝蔓延在眼白裡。右眼更大、更精神、更像是活人的眼睛；最後是我的整个脑袋。我左转、右转、扬起下巴，从这个平庸的、肥大的、空心的脑袋裡，我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
我饿了。
冰箱裡有半袋麵包。红木方餐桌靠在客厅（也是餐室、厨房、书房）墙上，剩馀的三道桌边各抵着一把红木餐椅，然而正对着墙的那把椅子我们是不常用的：它堵在这窄屋的中途，一旦被挪出来，就会如摩西分红海一样，将整套屋子南北切成两半。所以用餐时，常有一个人得靠着灶台、端着饭碗、站着吃。
我的太太还在福建老家。屋裡少一个家庭成员，空间阔绰了许多，氧气含量有所上升，可我不觉得比从前更自在。三是个完美的、可爱的、稳定的数字——三角形，金字塔，三腳架。然而现在太太离开了，儿子的精神竟也是不在的——只剩了我一个人，清醒地、无助的、伤心地对着这个漏洞百出的家。
镶嵌了几颗红豆的甜吐司，一杯隔夜冷开水，这便是一顿惨淡的早餐。我吃了：麵包跌下去，在底部泡了水，鼓胀起我的肚子；我喝了：食道连进胃部，身体裡生出一条短暂的、亮起的细线；我抬头去看紧闭的房门：枪击与音乐声消失了，没有动静。他大概是在睡回笼觉。一觉睡到五六点，起床吃个午晚饭，在我喋喋不休的劝说下快速洗个澡，然後继续：上机、尿尿、泡方便麵。
周六，我不用上班——也就是说，我无处可去。整个周末便是整两天的空白。四十八小时，在这套我的父母遗留下来的老公房裡，只有我和他。三餐可以点外卖，可以煮速冻饺子，也可以什么都不吃，就乾坐着，打开电视，看新闻重播、听他打游戏，徒然耗盡那光阴。
我心裡发着抖。
还是要出去——哪怕只在楼下闲走片刻。我起身敲敲门，小声说儿子，爸爸出去走走，你继续睡。隔着门板，我听到他含煳不清应了一下，既像是“好”，又像是“唉”，很难说得清，因为他的声音通常是低沉地在胸腔裡回荡着——在他一百九十斤的肉身裡左右摇晃，等终于从嘴巴裡洩露出来，就只剩下一点支离破碎的边角料，听得人满头雾水。
我连忙跑了。
楼道湿漉漉的，白粉墙已经露出了一半的混凝土，顶灯的光——在黑夜裡那样地光明——点不亮愁雨绵绵的阴天。楼梯踏步上的短烟头、住户门前匆忙绑了死结的白色外卖袋、墙壁上被撕去復又被贴上的广告：开锁、通管道、换煤气。鲜红的大字：李师傅、吴师傅、赵师傅，下面印着无数串绝不重复的数字，打过去总是一个男人，不耐烦的一声“喂”，背景音嘈杂、混乱、刺耳，噎得求助者说不出话。
不见光的底层，一个小孩，挥舞着（听上去像是）长树枝鞭打楼梯的铁栏杆，咚、咚、咚！
“喔！”我脸朝下，顺着楼梯与楼梯间的缝隙大喊，“别敲了！听到吗，别敲了！”
听不出性别，她（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尖又细的嗓子叫个不停，像只耗子。我走到底层，看见一扇门勐地被拉上，一位（看上去大概是）母亲隔着铁丝和防蚊网织成的门洞瞪向我。我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轻轻推开楼道门，但心裡在对她说：“小心你的孩子……小心！”
门外，靠着墙，自行车棚裡生了锈的铁条与铁条纠缠成了一个大铁山。雨淅淅索索的。雨篷的节奏正在放缓，落水管口湧出灰不熘秋的雨潮（就像海潮，只不过成分是雨水），居民楼四面的勒腳被白沫淹没。
似乎雨就要停了。
在後街的小超市裡，我买了一包烟、一个打火机与一把水果刀。我从不抽烟，今天不知怎么，忽地有了慾望。香烟我要的是“中华牌”，我只知道这个牌子。红色的、漂亮的、莊严的盒子。买水果刀是因为这两天家裡的那把小刀下落不明。太太觉得是掉进了橱柜後的夹层裡。我猜测是儿子偷拿了去，大概有什么古怪的用处。他不承认，非说我冤枉了他，可他的写字桌确实新添上了几道刻痕——那绝不是一个“早”字。
我把新买的刀塞进了裤口袋裡。长度刚刚好。
儿子刚会说话就已经爱上了刀与枪。当然是假的，木头玩具，旅游景点小商贩拿来勾引孩子的小商品。有一次他央求了半日，我虎着脸，一边骂他浪费，一边还是掏钱给他买了把木质宝剑。他举着那木剑上下挥舞，何等威武！当时我与太太说：“这小子前世一定是个武将，将来有大出息！”她也连连称是。
夫妻俩手挽着手，欣喜地看着他在阳台上趾高气扬地与空气厮杀……他绝不会是个娘娘腔……他不犯矫情。他爱吃肉、喜欢掀小姑娘的裙襬，热衷于跑步、踢球、游泳……在每一下对假想敌的斩杀中，他的前途只会愈加光明……要不是担心会耽误学业，他甚至应该去参军！
为了这希望，到如今我仍存着那把木剑，只是不知道是放在了哪个杂物柜裡面。
他不只男子汉气概十足。幼稚园的时候，每日到家，他额头上总贴着老师奖励的小红花。升了小学，每学期末都是“班级十佳小博士”，红的金的奖状，一疊疊地领回来。我将它们存在了牛皮纸档案袋裡，塞入衣柜抽屉内，现在偶尔拿出来欣赏一番——还得背着他。
一看见以前的奖状他就会沉下脸。
读初一时他还算不错，成绩稳定在了中上游：擅长理科，英语一般，语文不大行。为了奖励他期末数学考了全班第一，初二那年，我託人去香港买了个智能手机。虽说他答应我不会荒废学业，一切还是都变了样。游戏、游戏、游戏，以及色情网站——不堪入目。有一次我突击检查，甚至在浏览器裡找到了在线赌博的记录。当时我大发雷霆，将手机砸在地上，狠命地踩、敲、摔。他站在旁边一声不吭，头低着，但背嵴立得很直。
我骂他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听了，并不辩驳，然而从此彻底鬆了劲头，成了个吊儿郎当的年轻无赖。上课不听、作业不写，我们怎么说、怎么骂、怎么祈求都是无用。在那之後我们倍感绝望。难不成真去读职校？难不成学着做个厨子？难不成当保安、进工地、开大货车？开玩笑——我与太太都是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实打实的好学校。我俩不能说是天之骄子，可到底不落人後。那么我们的儿子不也该顺利继承了父辈的聪慧才智么？生物学、遗传学、耳濡目染——DNA，DNA，DNA！
他是明年高考。有时候，半夜，我因此惊醒过来，唿吸沉重、喘不上气。高考日期的倒计时像是电影裡炸弹上的电子钟屏幕，一直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裡运转着，滴答滴答。太太也是如此。她到了中年，身体发福，火气旺盛，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引出雷霆大火——何况是决定儿子乃至于全家人命运的高考！不过现如今我俩皆胆小如鼠，对他是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生怕哪天他跳了楼，死在水泥地上。
半辈子心血付之一炬……
或者更糟：半身瘫痪。须得被我与太太一直伺候着，他躺在病床上，日夜嘶吼，大小便失禁，将痰盂与病号饭肆意摔打在我们已然老朽、残破、疲惫不堪的身体上——白髮苍苍、心灰意冷、死不瞑目。我想到这裡，胳膊外露的皮肤一阵发凉，赶忙拆开烟盒，抽出一根含在嘴裡，可打火机怎么也点不燃香烟，任由唾液渐渐湿透了烟嘴。烟丝的味道混着口水被吞嚥下去，真叫我噁心。
雨还在下，屋边更甚，檐沟将水滴汇成了瀑布。我学着旁边的外卖小哥，在超市门旁蹲下，水溅湿了裤管，烟更是点不起来。我抖着火苗，烧一分钟，只生出了一股青烟。一个穿着黄色制服的青年小伙子哈哈大笑，他动动腿，如螃蟹一样挪了过来，说：
“你得吸，吸着的同时去点火……”
我试了试，这次果然是成功了。
我侧着脑袋看向他的脸：圆胖、模煳、黄黑。他晃着两条胳膊，左手握住手机，在播放游戏比赛的直播视频，右手也夹了根烟，烧到一半，似乎就要灭了。他腳边是罐可乐，还有一盒叉烧饭：肉已经没剩下几块，米饭却还有许多。我打量了一会儿，再吸了一口，忍着咳嗽的慾望缓缓吐出。白烟裡，他的五官化开了些，失了真。
我问：“你几岁？”
他抬头，说：“啊？”
“二十了。”他答道，声音与腔调流裡流气。
二十，我对自己说。只比我的儿子大三岁。“怎么送外卖去了？”我问。
“来钱多啊！”他说，手一鬆，烟头掉进了饭盒裡，火光灭在酱汁上，发出“滋”一声。“前段时间欠了些债，老家混不下去了……”这话说得含煳，远没有前一句那样耀武扬威。
“这行收入高？”
他点点头，然後又苦笑：“累死累活，一个月六七千块钱，不错了！”
我把烟盒递过去请他拿一根。他道了谢，这回笑得有些羞涩，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七手八腳地，他将烟别在了耳後。这大概是看老电影学来的动作——他是招风耳，那根烟怎么也夹不紧，弄了老半天。
“哥，你是幹什么的？”
“卖保险。”我说。这当然是瞎扯。我对保险一窍不通，全家人的保单都在我太太手上，她负责打理。要是我遇上意外，“没了”，她应当能成为一个阔绰的寡妇。
“哇，”他（虚情假意地）惊嘆地道，“卖保险！——生意好吗？”
我耸耸肩。“最近不咋地，”我胡诌了一番，“夏天是淡季……又吃又喝又玩的，谁顾得上买保险？”
我又吸了一口。动作已开始变得熟练，大概是能“进到肺裡”了。
“真不错，”他没有听我说话，自顾自地喃喃道，“买保险。我是也该买一个，说不準哪天猝死在大马路上呢……”
他吞一口可乐，灌下去，打一个响嗝。我闻到汽水和荤油的气味，顿生恶感。
“不说了，来买卖咯，”他看看手机——一个女人甜美、机械、无情的声音说，“您有新的美团订单了”——“哥，谢谢你的烟！”
他将饭盒、可乐罐、一次性木筷往垃圾桶裡一丢，汤汤水水滴了满地，接着把电动车从路边的车群裡拉拽出来，骑上去，冲我一扬下巴，说一句“走了”，也不戴头盔，就这么飞快地上了路。
——我也该走了。
不再有雨。路面上积水太多了，走起路来很不顺畅。我慢吞吞地踱了几步，泡着灰渣与垃圾的水没过腳背……
我又想起了儿子用雨靴踢起水花的童年。
货车轰隆隆压上斑马线，喇叭响，司机探出脑袋喊：“找死啊！”我这才发现自己是呆站在了马路中央，右手塞在裤兜裡，鬆垮垮握着刀柄。我小跑到人行道上後，汗衫背心骂了句“傻×挡什么路啊”，踩死油门、加大马力、绝尘而去。
“回忆病”在这两天发作得尤其厉害。
可能是因为阴雨天，可能是因为太太回了乡下，也可能是因为他就要进医院，给人看心理、戳神经、查脑子。烟头被我丢进了水坑，漂在面上，孤零零的。或许我也该去医院裡看看精神科：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
手机上，太太孜孜不倦地向我推送公众号文章，多是关于精神失常的青少年们——他们需要药物、需要疗养、需要被理解……
我关闭了手机电源。
回小区的路上，我走了三分钟。小区的名字既土气又时髦：“王子公寓”。这儿从前是我父母生活的地方。我结婚後，他们将这套两居室让出来，住到了城郊的一套小别墅裡，种丝瓜、养鸡、酿果酒。我每隔一个周六就开车过去，与他们吃顿饭，问候问候，再带上一大堆农产品返家。这套例行公事唯有我耐心遵守。儿子进了中学後就不再理会老人了。太太总说他学习太辛苦，顺带着她自己也要留家裡照顾孩子——“你去不就行了吗？你爸妈又不是没见过孙子！”
他俩一直是沆瀣一气。这我是清楚的，只是不好说出口。况且老人家也不见得喜欢被太多的人打扰——他们并没有多爱这个孙子、这个儿媳妇、这个没什么能力的儿子。
然而孤立无援的感觉并不好受。多年三人家庭生活後的那一天，敲定了去精神科挂号一事，太太自顾自钻进了被窝，戴好蒸汽眼罩，沉沉睡去。我坐在床沿，打开衣柜（老旧、残破、樟脑丸的气味），对着柜门内侧穿衣镜中的自己发起了沉思。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看着镜子裡的人，一个不相关的人。像是灵魂脱壳，又像是肉身之中的精神已经死去了。我站起来，去客厅给自己倒一杯水。儿子的臥室门底下是黑的——在当时，他还不敢太放肆——但我仍是听到了键盘被敲击的声音，就像鬧耗子一样。
确实是鬧耗子！一隻人形的、懒惰的、只爱玩游戏的耗子！
我用钥匙打开家门，脱鞋时，腳不小心踢翻鞋柜旁前一晚他吃剩的酸菜鱼。带着墨绿的奶白色液体淌在了木地板上。我联想到了刚刚蹲在马路旁的那个年轻男人。这鱼或许便是他骑着电动车送来的——送给一个年龄相仿、即将失学、就要踏上同一条人生窄道或是已经半疯了的青少年——我的儿子。
坐在椅子上，对着满地的残羹剩饭，我哭了起来。
原刊于澳门日报．小说版．2022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