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區蚊蟲多，尤其在夏日，不過幸好，我已經逐漸習慣此地氣候。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領口緩慢繡上白色的結晶。教育班長雖然嚴厲，但也有搞笑的一面，不至於無法忍受。至於同袍們，據聞我們這梯是大專兵，各個看上去人模人樣，沒有真正粗野到骨子裡的流氓。然而雖不覺辛苦，我仍然感到寂寞。
又到了郵務車出現在村莊的日子。班長拿著一疊大小不一的郵件，一個一個唱名。“一零五！”我知道唱到我了，趕緊跑出隊伍，立正，敬禮，“謝謝班長！”然後從那個頭腦碩大、戴著眼鏡的士官手中取過一個牛皮信封，上面印著“臺灣師範大學”幾個字。
老徐是我的軍旅生涯中，除了女友以外唯一通信的人。他的字跡秀氣，帶著一點兒童的稚拙，如同他的為人一般斯文而風趣。展信讀來，不外乎一些勉勵的話，以及當兵一事如何如何云云。他似乎知我愁苦，給我抄了首詩，是陶淵明的《雜詩》：“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後面總結道：“你天資聰穎，寫作或教學都很適合，加油吧！”此語像一則預言。
從新訓中心離開，輾轉於基地與駐地，每段日子都不短不長。我怕信到時，部隊已經移防，便沒再寫信。那是網路通訊還未普遍的年代，老徐畢竟是上一代人，我又害怕洩漏軍事機密，於是失聯了好一陣子。再通魚雁，已是退伍之後。
“《乾坤》詩刊吳主編覺得你詩寫得不錯，不如你給我一兩首，我讓他看看？”老徐有天突然說。我沒聽過《乾坤》，只覺得好像頗厲害，以至於有些受寵若驚。挑了兩首給他，一個月後，他發來相片，笑着說：“你的詩跟張大春擺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我與寫作這個圈子有所交集。
在出版界打滾了幾個年頭，移居小城，兜兜轉轉，終究進入教職。我從未以為自己有站上講台的才能：我不喜社交，講話的聲音很小，又對不講理的人缺乏耐心。為了糊口，我想起老徐，刻意模仿他：講起學術問題時要皺眉，但是嚴肅的陳辭之後，必須要接一個笑話。笑話分為許多種類，老徐擅長的是自嘲與禮貌的挖苦，所以我也試着在畢業典禮上展現幽默感：
“‘若教眼底無離恨，不信人間有白頭’，辛棄疾雖然這樣說，但我從不相信，因為我的頭髮不會變白，只會脫落。”
那一年的畢業生中，有一人叫楊森，還有一人叫區子熙。他們雖然只上過我兩年的課，且每週只有兩節，但似乎與我特別投緣。經常拿着自己的詩問我：“老師，我寫得怎麼樣？”
“挺好啊！”我總是這樣回答。老徐從來沒有對我的詩說出不好聽的話，如果他站在我的立場，應該也給不出更高明的答覆吧。哦，也許會再補上一句：
“繼續寫！多寫！”
於是我如是也說。
我多數的課堂並不有趣，只是照本宣科——魯迅的本名叫周樟壽，後來改名周樹人，他的弟弟叫周作人；魯迅創作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著有小說集⋯⋯。有時候真的悶壞了，便講一些無聊的趣事：“你們知道嗎？魯迅曾和野豬打過架⋯⋯”行將就床的學生們眼中終於閃現生的氣息，不過也有人用眼神探問：“這會考嗎？”而楊森與區子熙，只是埋頭寫他們的詩。
一次在文學課上，我們一起看了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主演的《死亡詩社》（Dead Poet Society），區子熙從此把那句“O captain! My captain! ”掛在嘴邊。那天起，我好像找到一份課表以外的熱情。試問：文學在哪一個時代的人心中，不是稀缺的東西？有哪一份對於藝術的追求，在現實之前擁有強大的自我防衛力量？又有甚麼天才的降臨，不處於庸材所努力建構的世界中呢？
IG、午餐攤位、校內徵稿⋯⋯，我們開始勤勤懇懇地開展詩社的工作。一個學霸加入了我們，一個樂隊的貝斯手加入了我們，一個手機遊戲沉癮者加入了我們，最後還有一個憤青加入了我們，我們兵強馬壯，如同所有電影裡的文學社團。徵稿方面也傳捷報，每期都收到數十篇作品，因為是匿名，同學們寫得毫無顧忌，有真誠得令人動容的作品，也有些令人使人動氣。
整體事態都往好的方向發展。我便想，也許可以為楊森與區子熙做一點什麼？如果是老徐，他會怎麼做呢？我瞻前顧後，左支右絀，最終想起自己曾經是一名編輯，也許替這兩個年輕人出一本詩集吧。量不必多，但是意義深重。收稿、排版、美編、校對，我做起來駕輕就熟；而且，自己已非當年黃口小兒，自掏腰包付印，沒有半點猶豫。很快地，詩集從印刷廠送到了家門口，眾人歡天喜地。
我取出其中一本，夾入一張小箋，珍重地寫上：“徐老師道鑒，敬請指正⋯⋯”跨海快遞直送。許多年過去，老徐已經當上了系主任，據說收到包裹後，他只是又笑了笑：“現在這個年代出書，就是浪費錢～～”我頗感意外，但馬上又明白且釋然。他畢竟見多識廣，眼界高闊。我懷念着他，想起兩位學生，再看看那本詩集，知道有許多事物，終究是一去不復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