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蚊虫多，尤其在夏日，不过幸好，我已经逐渐习惯此地气候。衣服湿了又乾，乾了又湿，领口缓慢绣上白色的结晶。教育班长虽然严厉，但也有搞笑的一面，不至于无法忍受。至于同袍们，据闻我们这梯是大专兵，各个看上去人模人样，没有真正粗野到骨子裡的流氓。然而虽不觉辛苦，我仍然感到寂寞。
又到了邮务车出现在村莊的日子。班长拿着一疊大小不一的邮件，一个一个唱名。“一零五！”我知道唱到我了，赶紧跑出队伍，立正，敬礼，“谢谢班长！”然後从那个头脑硕大、戴着眼镜的士官手中取过一个牛皮信封，上面印着“臺湾师範大学”几个字。
老徐是我的军旅生涯中，除了女友以外唯一通信的人。他的字迹秀气，带着一点儿童的稚拙，如同他的为人一般斯文而风趣。展信读来，不外乎一些勉励的话，以及当兵一事如何如何云云。他似乎知我愁苦，给我抄了首诗，是陶渊明的《杂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後面总结道：“你天资聪颖，写作或教学都很适合，加油吧！”此语像一则预言。
从新训中心离开，辗转于基地与驻地，每段日子都不短不长。我怕信到时，部队已经移防，便没再写信。那是网路通讯还未普遍的年代，老徐毕竟是上一代人，我又害怕洩漏军事机密，于是失联了好一阵子。再通鱼雁，已是退伍之後。
“《乾坤》诗刊吴主编觉得你诗写得不错，不如你给我一两首，我让他看看？”老徐有天突然说。我没听过《乾坤》，只觉得好像颇厉害，以至于有些受宠若惊。挑了两首给他，一个月後，他发来相片，笑着说：“你的诗跟张大春摆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与写作这个圈子有所交集。
在出版界打滚了几个年头，移居小城，兜兜转转，终究进入教职。我从未以为自己有站上讲台的才能：我不喜社交，讲话的声音很小，又对不讲理的人缺乏耐心。为了煳口，我想起老徐，刻意模仿他：讲起学术问题时要皱眉，但是严肃的陈辞之後，必须要接一个笑话。笑话分为许多种类，老徐擅长的是自嘲与礼貌的挖苦，所以我也试着在毕业典礼上展现幽默感：
“‘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辛弃疾虽然这样说，但我从不相信，因为我的头髮不会变白，只会脱落。”
那一年的毕业生中，有一人叫杨森，还有一人叫区子熙。他们虽然只上过我两年的课，且每週只有两节，但似乎与我特别投缘。经常拿着自己的诗问我：“老师，我写得怎么样？”
“挺好啊！”我总是这样回答。老徐从来没有对我的诗说出不好听的话，如果他站在我的立场，应该也给不出更高明的答覆吧。哦，也许会再补上一句：
“继续写！多写！”
于是我如是也说。
我多数的课堂并不有趣，只是照本宣科——鲁迅的本名叫周樟寿，後来改名周树人，他的弟弟叫周作人；鲁迅创作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着有小说集⋯⋯。有时候真的闷坏了，便讲一些无聊的趣事：“你们知道吗？鲁迅曾和野猪打过架⋯⋯”行将就床的学生们眼中终于闪现生的气息，不过也有人用眼神探问：“这会考吗？”而杨森与区子熙，只是埋头写他们的诗。
一次在文学课上，我们一起看了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主演的《死亡诗社》（Dead Poet Society），区子熙从此把那句“O captain! My captain! ”挂在嘴边。那天起，我好像找到一份课表以外的热情。试问：文学在哪一个时代的人心中，不是稀缺的东西？有哪一份对于艺术的追求，在现实之前拥有强大的自我防卫力量？又有甚么天才的降临，不处于庸材所努力建构的世界中呢？
IG、午餐摊位、校内徵稿⋯⋯，我们开始勤勤恳恳地开展诗社的工作。一个学霸加入了我们，一个乐队的贝斯手加入了我们，一个手机游戏沉瘾者加入了我们，最後还有一个愤青加入了我们，我们兵强马壮，如同所有电影裡的文学社团。徵稿方面也传捷报，每期都收到数十篇作品，因为是匿名，同学们写得毫无顾忌，有真诚得令人动容的作品，也有些令人使人动气。
整体事态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便想，也许可以为杨森与区子熙做一点什么？如果是老徐，他会怎么做呢？我瞻前顾後，左支右绌，最终想起自己曾经是一名编辑，也许替这两个年轻人出一本诗集吧。量不必多，但是意义深重。收稿、排版、美编、校对，我做起来驾轻就熟；而且，自己已非当年黄口小儿，自掏腰包付印，没有半点犹豫。很快地，诗集从印刷厂送到了家门口，众人欢天喜地。
我取出其中一本，夹入一张小笺，珍重地写上：“徐老师道鉴，敬请指正⋯⋯”跨海快递直送。许多年过去，老徐已经当上了系主任，据说收到包裹後，他只是又笑了笑：“现在这个年代出书，就是浪费钱～～”我颇感意外，但马上又明白且释然。他毕竟见多识广，眼界高阔。我怀念着他，想起两位学生，再看看那本诗集，知道有许多事物，终究是一去不復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