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成形的作品刊登在《澳門日報》甫設的"新苗"版，一首寫秋天銀杏葉的新詩。彼時我還沒有見過真正的銀杏，我想像它是美好、輕薄、纖細的光。我與銀杏這古老的種族最接近的一次，還是腐竹白果糖水，我難以從這圓潤微澀的銀杏果實，構擬大樹本身的婆娑面貌。
後來到了北京讀書。京城的銀杏樹同這座城一起呼吸，春夏時是盛綠的樣子，秋意一到，滿片金黃，遠遠望去連成一片，如同初鍛的純色黃金砌成的海。直至一片銀杏葉壓在肩上，我才知道我從前對銀杏的書寫是那樣輕淺。第一篇在"新園地"刊登的作品，我寫北京的秋，一樣寫銀杏。那是不自覺的選擇，當我意識到時，我才驚覺時間彷彿是一個迴圈，把我吞裹其中。
我好像從來沒有為了特定目的而寫作，只是單純地把生活記錄下來。由"新苗"，到《學生報》，再到現在的"鏡海"、"新園地"，一步步走來，腳印如此清晰。社會語言學的教授說，語言是身份認同界定的重要因素，聽到這處時我不由 得推想，寫作人們的身份認同是不是由他們的作品決定？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那麼澳門文學的特徵又是什麼？澳門作家又如何錨定身份？我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太大了。
上個月我參加了澳門筆會開發的第二集《澳門作家訪問錄》首映禮，紀錄片訪問澳門老中青三代作家。熒幕上放映知名作家魯茂的訪談，他神情專注地望着鏡頭，鏡頭外的他神情專注地看着熒幕。我就坐在魯茂先生身後，他說自己由學生時代開始創作，已經堅持寫作七十年。那一刻，我心中"澳門文學是什麼"的問題彷彿有了光影的雛形。
澳門文學不是口號，而是一群人真的一直在路上，以最大的熱情和虔誠，堅持、前行。寫作從來只為了寫作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