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成形的作品刊登在《澳门日报》甫设的"新苗"版，一首写秋天银杏叶的新诗。彼时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银杏，我想像它是美好、轻薄、纤细的光。我与银杏这古老的种族最接近的一次，还是腐竹白果糖水，我难以从这圆润微涩的银杏果实，构拟大树本身的婆娑面貌。
後来到了北京读书。京城的银杏树同这座城一起呼吸，春夏时是盛绿的样子，秋意一到，满片金黄，远远望去连成一片，如同初锻的纯色黄金砌成的海。直至一片银杏叶压在肩上，我才知道我从前对银杏的书写是那样轻浅。第一篇在"新园地"刊登的作品，我写北京的秋，一样写银杏。那是不自觉的选择，当我意识到时，我才惊觉时间彷彿是一个迴圈，把我吞裹其中。
我好像从来没有为了特定目的而写作，只是单纯地把生活记录下来。由"新苗"，到《学生报》，再到现在的"镜海"、"新园地"，一步步走来，腳印如此清晰。社会语言学的教授说，语言是身份认同界定的重要因素，听到这处时我不由 得推想，写作人们的身份认同是不是由他们的作品决定？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么澳门文学的特徵又是什么？澳门作家又如何锚定身份？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太大了。
上个月我参加了澳门笔会开发的第二集《澳门作家访问录》首映礼，纪录片访问澳门老中青三代作家。荧幕上放映知名作家鲁茂的访谈，他神情专注地望着镜头，镜头外的他神情专注地看着荧幕。我就坐在鲁茂先生身後，他说自己由学生时代开始创作，已经坚持写作七十年。那一刻，我心中"澳门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彷彿有了光影的雏形。
澳门文学不是口号，而是一群人真的一直在路上，以最大的热情和虔诚，坚持、前行。写作从来只为了写作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