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小說，端在一“說”。所謂說，就是敘述和描寫，其實描寫也是一種敘述。這是小說之為小說的前提和基礎。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好的思想內涵的傳達，都離不開生動形象的敘述。一部或一篇小說敘述力道不足，不確切、不暢順、不嚴謹、不出新，也就沒了頭緒、沒了血肉、沒了聲色、沒了情趣，內容再好也無從得以藝術呈現，難免成為枯燥的說教或乏味的“流水賬”。澳門近幾年寫小說的人漸漸多了起來，這本是令人欣喜的事，而一些作者敘述功底薄弱，已成為創作水平提高的一個“瓶頸”。

筆者月前在本報（澳門日報）“小說版”讀到青年作家李懿的新作〈父與子〉，心中不覺蘧然一喜。作品對於表現對象的精彩敘述，拓展了尋常生活的思想空間，並使之有了深度和溫度。這裡且就其敘述上的幾個特點略作歸結，或可為新人學寫小說提供一些參考。

其一，敘述角度的選擇。敘述角度是作者認識和表現生活的觀察點，它體現在敘述主體的觀察和敘述之中。〈父與子〉這篇小說試圖通過一個少年因沉迷電子遊戲而荒廢學業且難以自拔的故事，揭示科技發展這柄“雙刃劍”對青少年造成危害的可能，從而反映一種科技時代普遍的社會憂慮。作者選擇以第一人稱“我”作為敘述主體對讀者侃侃而談，這正是其匠意所在。敘述者“我”是兒子玩“機”喪志的見證人，兒子淪落的生活經歷通過“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所為的陳說展現出來。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敘述的重心由此實現了從故事情節向人物心理的轉化，正是這種轉化讓作品主題得以彰顯，並將讀者的思考引向縱深。全篇字裡行間流動着“我”的錯綜複雜的意識和情緒：鬱悶、憂愁、痛苦、悲傷、憤恨、無奈……成為一個父親面對兒子墮落時幾近絶望的“內心獨白”，一種被電子技術扭曲和異化的父子關係的生動寫照。雖然“我”並非作者本人，而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即一個“父親”，但顯然，“我”與作品背後的作者保持着同質同構的思想感情上的關聯。這種關聯呈現出的作品的傾向性，映射出作者對當下青少年成長的深切關注，並召喚更廣泛、持續的社會關注。

其二，敘述細節的剪輯。細節無所不在，可以說生活即由無數細節組合而成。但生活不等於藝術，大量的生活細節須經嚴格篩選和精心剪輯，才能納入小說敘述的特定語境，成為藝術表現的要素，從而為人物描寫、情節發展和作品立意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正是在這一點上，〈父與子〉展現出作者生活觀察的敏銳和藝術把握的允當。試看：“我還聽到了隔壁的音響——我感覺到了聲音的震動，在床鋪上、陽光裡，我鬆弛的、上了年紀的面部皮膚的波動之中：機槍掃射，人的慘叫，咔噠咔噠咔噠。電腦遊戲，皮面旋轉椅吱呀作響，我的兒子沙啞的低吼——他已經過了變聲期，嗓子又低又沉，敲不響的青銅鐘似的。”——無須直接的批評、議論，兒子對電腦遊戲的痴迷和顛狂，父親（“我”）對兒子通宵達旦作踐韶華的幽憤和隱痛，以及父子間關係的緊張程度，已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再看：“‘找個專家’，她說，同時在漱口，一低頭，嘩地吐出了渾濁的、混着白泡沫的、四濺的水，‘找個好點的專家。’……我把毛巾蓋在臉上，一吸氣，發霉煩悶潮濕的水汽湧進了鼻子。‘沒必要。’我回答。”——這是“我”和太太就如何醫治兒子“電遊病”問題，在衛生間發生的一次“爭吵”。“找個專家”和“沒必要”這兩句尋常對話，通過“吐漱口水”和“毛巾蓋臉”的細節描述，竟產生了強烈的衝突性，成為一種夫妻間的針鋒相對。寥寥幾筆，即將敘述者“我”的心理感受和性格情感，交代得惟妙惟肖。作者從日常生活瑣事中提取細節加以生發的專注，確乎讓我們眼前為之一亮。

小說敘述要求整體性，要求構成敘述的全部內容和各種形式的有機統一。從敘述事件的排列，到敘述方式的運用；從敘述邏輯的推進，到敘述目的的抵達，各個敘述部分之間，要體現出某種內在的關係或關聯，不矛盾，不牽強，不游離，不脫節，並且有詳略，有主次，有重點，有分工，互動互補，相映相襯，自然流暢，渾然一體。李懿在這方面的用心，已初見功力。就〈父與子〉而言，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是情節敘述的邏輯性。〈父與子〉的情節並不複雜，更談不上離奇。看得出，作者行的是“淡化”一路。然而無論情節如何淡化，只要是在敘事，其內容就一定是某些事件的組構，也就是情節。在這裡，敘述的展開不是任意的、隨便的操作，而是一種相繼發生、連續不斷、滾滾向前的運動過程。作品唯有把握箇中邏輯關係，方能提升敘述的有效性。李懿在平淡無奇的情節敘述裡，創造出“奇”效果，引人入勝，關鍵就在於將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納入因果邏輯關係之中。

這篇小說的主要內容由幾個基本事件組成，可以概括為：①“我”有一個天真活潑、學習成績優良的兒子；②兒子得到一部“我”買給他的智能手機；③兒子沉迷於電子遊戲；④“我”力圖勸阻兒子結果無效；⑤“我”陷於無盡的痛苦中。在這些事件之間，建立起一種前後貫通的緊密關聯的因果邏輯鏈接：因為①所以②，因為②所以③，因為③所以④，因為④所以⑤。其中，前面環節是後面環節發展的動因，而後面環節則是前面環節發展的繼續，誠所謂環環相扣。

嚴謹的邏輯讓〈父與子〉有了“主心骨”，就好像蓋房子，立牢了四樑八柱，廊檐窗門的設置乃至磚瓦灰石的添加，也就都有了歸依，成為有聲有色的“着落”。這篇小說充滿了零散的、瑣碎的生活片段，諸如“單調的早餐”、“外賣盒裡的蟑螂”、“老公屋的故事”、“兒子的金色獎狀”、“外賣小哥的人生經歷”等等，這些看起來偶然發生的、互不相干的事件或場景，一一被納入因果邏輯關係，成為一種具象化的闡發組合，一種帶着濃郁生活氣息的整體性敘述。此外，作者還十分注意按照因果關係將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組織起來，以此展示人物命運變化過程。這涉及人物塑造問題，篇幅所限，容作另論。

二是故事敘述的抒情性。這篇小說故事的敘述，是由作為父親的“我”來完成的。“我”對兒子充滿複雜而強烈的感情，正所謂“愛之愈深，失之愈痛”，兒子沉迷電子遊戲的痼癖成了“我”的一大心病，哪怕是兒子卧室內傳來幾下輕微的鍵盤聲，門縫裡透露出來的一道微弱的光線，都能激發“我”巨大的憤怒，引起“我”深廣的憂慮，給“我”造成難以遏止的痛苦。“我”的這種特定的身份以及與兒子的特定的關係，讓故事的抒情性有着天然的合理性；而抒情作為一種閱讀交流，其主體在表現自我情懷的時候，也讓讀者更近切地聽到了主人公的心音。

在“我”的感受裡，老公屋內外的景象都是陰暗潮濕、污濁破損的“堆積”或“拼湊”，這種感受日復一日地糾纏、折磨着主人公，一旦抒發出來，便成為一種悲憤哀婉的感情基調，與抑揚頓挫的敘事節奏結合起來，構成一曲感人肺腑的旋律，從而產生一種獨特的藝術效果。記得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曾經說過：“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這就是“有我之境”。在小說中，“我”在這狹小的空間走動着、窺視着、傾聽着，同時也激動着、敘述着、抒情着。抒情主體通過豐富的想像和聯想，將主觀情思融入現實外“物”，使之“着我色彩”，進而實現外在世界與內心世界的協調統一，達成對“老公屋”現實生活的審美重構。讀〈父與子〉，我的印象是：其抒情性為故事敘述拓出了一個足以寄託情感和象徵的心理空間，主體心靈的釋放和展開由此獲得了更高的自由度。而這乃是增強敘述完整性的另一個維度。

原文於澳門日報．鏡海版．2022年8月17日及10月19日，分上下兩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