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小说，端在一“说”。所谓说，就是叙述和描写，其实描写也是一种叙述。这是小说之为小说的前提和基础。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好的思想内涵的传达，都离不开生动形象的叙述。一部或一篇小说叙述力道不足，不确切、不畅顺、不严谨、不出新，也就没了头绪、没了血肉、没了声色、没了情趣，内容再好也无从得以艺术呈现，难免成为枯燥的说教或乏味的“流水账”。澳门近几年写小说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这本是令人欣喜的事，而一些作者叙述功底薄弱，已成为创作水平提高的一个“瓶颈”。

笔者月前在本报（澳门日报）“小说版”读到青年作家李懿的新作〈父与子〉，心中不觉蘧然一喜。作品对于表现对象的精彩叙述，拓展了寻常生活的思想空间，并使之有了深度和温度。这裡且就其叙述上的几个特点略作归结，或可为新人学写小说提供一些参考。

其一，叙述角度的选择。叙述角度是作者认识和表现生活的观察点，它体现在叙述主体的观察和叙述之中。〈父与子〉这篇小说试图通过一个少年因沉迷电子游戏而荒废学业且难以自拔的故事，揭示科技发展这柄“双刃剑”对青少年造成危害的可能，从而反映一种科技时代普遍的社会忧虑。作者选择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体对读者侃侃而谈，这正是其匠意所在。叙述者“我”是儿子玩“机”丧志的见证人，儿子沦落的生活经歷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为的陈说展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叙述的重心由此实现了从故事情节向人物心理的转化，正是这种转化让作品主题得以彰显，并将读者的思考引向纵深。全篇字裡行间流动着“我”的错综复杂的意识和情绪：郁闷、忧愁、痛苦、悲伤、愤恨、无奈……成为一个父亲面对儿子堕落时几近絶望的“内心独白”，一种被电子技术扭曲和异化的父子关系的生动写照。虽然“我”并非作者本人，而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即一个“父亲”，但显然，“我”与作品背後的作者保持着同质同构的思想感情上的关联。这种关联呈现出的作品的倾向性，映射出作者对当下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注，并召唤更广泛、持续的社会关注。

其二，叙述细节的剪辑。细节无所不在，可以说生活即由无数细节组合而成。但生活不等于艺术，大量的生活细节须经严格筛选和精心剪辑，才能纳入小说叙述的特定语境，成为艺术表现的要素，从而为人物描写、情节发展和作品立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正是在这一点上，〈父与子〉展现出作者生活观察的敏锐和艺术把握的允当。试看：“我还听到了隔壁的音响——我感觉到了声音的震动，在床铺上、阳光裡，我鬆弛的、上了年纪的面部皮肤的波动之中：机枪扫射，人的惨叫，咔哒咔哒咔哒。电脑游戏，皮面旋转椅吱呀作响，我的儿子沙哑的低吼——他已经过了变声期，嗓子又低又沉，敲不响的青铜钟似的。”——无须直接的批评、议论，儿子对电脑游戏的痴迷和颠狂，父亲（“我”）对儿子通宵达旦作践韶华的幽愤和隐痛，以及父子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已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再看：“‘找个专家’，她说，同时在漱口，一低头，哗地吐出了浑浊的、混着白泡沫的、四溅的水，‘找个好点的专家。’……我把毛巾盖在脸上，一吸气，发霉烦闷潮湿的水汽湧进了鼻子。‘没必要。’我回答。”——这是“我”和太太就如何医治儿子“电游病”问题，在卫生间发生的一次“争吵”。“找个专家”和“没必要”这两句寻常对话，通过“吐漱口水”和“毛巾盖脸”的细节描述，竟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性，成为一种夫妻间的针锋相对。寥寥几笔，即将叙述者“我”的心理感受和性格情感，交代得惟妙惟肖。作者从日常生活琐事中提取细节加以生发的专注，确乎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

小说叙述要求整体性，要求构成叙述的全部内容和各种形式的有机统一。从叙述事件的排列，到叙述方式的运用；从叙述逻辑的推进，到叙述目的的抵达，各个叙述部分之间，要体现出某种内在的关系或关联，不矛盾，不牵强，不游离，不脱节，并且有详略，有主次，有重点，有分工，互动互补，相映相衬，自然流畅，浑然一体。李懿在这方面的用心，已初见功力。就〈父与子〉而言，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情节叙述的逻辑性。〈父与子〉的情节并不复杂，更谈不上离奇。看得出，作者行的是“淡化”一路。然而无论情节如何淡化，只要是在叙事，其内容就一定是某些事件的组构，也就是情节。在这裡，叙述的展开不是任意的、随便的操作，而是一种相继发生、连续不断、滚滚向前的运动过程。作品唯有把握箇中逻辑关系，方能提升叙述的有效性。李懿在平淡无奇的情节叙述裡，创造出“奇”效果，引人入胜，关键就在于将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纳入因果逻辑关系之中。

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由几个基本事件组成，可以概括为：①“我”有一个天真活泼、学习成绩优良的儿子；②儿子得到一部“我”买给他的智能手机；③儿子沉迷于电子游戏；④“我”力图劝阻儿子结果无效；⑤“我”陷于无盡的痛苦中。在这些事件之间，建立起一种前後贯通的紧密关联的因果逻辑链接：因为①所以②，因为②所以③，因为③所以④，因为④所以⑤。其中，前面环节是後面环节发展的动因，而後面环节则是前面环节发展的继续，诚所谓环环相扣。

严谨的逻辑让〈父与子〉有了“主心骨”，就好像盖房子，立牢了四樑八柱，廊檐窗门的设置乃至砖瓦灰石的添加，也就都有了归依，成为有声有色的“着落”。这篇小说充满了零散的、琐碎的生活片段，诸如“单调的早餐”、“外卖盒裡的蟑螂”、“老公屋的故事”、“儿子的金色奖状”、“外卖小哥的人生经歷”等等，这些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互不相干的事件或场景，一一被纳入因果逻辑关系，成为一种具象化的阐发组合，一种带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整体性叙述。此外，作者还十分注意按照因果关系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组织起来，以此展示人物命运变化过程。这涉及人物塑造问题，篇幅所限，容作另论。

二是故事叙述的抒情性。这篇小说故事的叙述，是由作为父亲的“我”来完成的。“我”对儿子充满复杂而强烈的感情，正所谓“爱之愈深，失之愈痛”，儿子沉迷电子游戏的痼癖成了“我”的一大心病，哪怕是儿子卧室内传来几下轻微的键盘声，门缝裡透露出来的一道微弱的光线，都能激发“我”巨大的愤怒，引起“我”深广的忧虑，给“我”造成难以遏止的痛苦。“我”的这种特定的身份以及与儿子的特定的关系，让故事的抒情性有着天然的合理性；而抒情作为一种阅读交流，其主体在表现自我情怀的时候，也让读者更近切地听到了主人公的心音。

在“我”的感受裡，老公屋内外的景象都是阴暗潮湿、污浊破损的“堆积”或“拼凑”，这种感受日復一日地纠缠、折磨着主人公，一旦抒发出来，便成为一种悲愤哀婉的感情基调，与抑扬顿挫的叙事节奏结合起来，构成一曲感人肺腑的旋律，从而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记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裡曾经说过：“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就是“有我之境”。在小说中，“我”在这狭小的空间走动着、窥视着、倾听着，同时也激动着、叙述着、抒情着。抒情主体通过丰富的想像和联想，将主观情思融入现实外“物”，使之“着我色彩”，进而实现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协调统一，达成对“老公屋”现实生活的审美重构。读〈父与子〉，我的印象是：其抒情性为故事叙述拓出了一个足以寄託情感和象徵的心理空间，主体心灵的释放和展开由此获得了更高的自由度。而这乃是增强叙述完整性的另一个维度。

原文于澳门日报．镜海版．2022年8月17日及10月19日，分上下两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