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澳門的很多作家一樣，陸奧雷對自己生活的城市極度關注，他構思的那些故事幾乎都是在澳門發生的。自然，陸奧雷並非澳門文壇第一個書寫澳門的作家，在他之前，我們已看到太多展現“文學澳門”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澳門要麼被描繪成極具衰頹氣息的管治地，要麼被描繪成歷經萬千險阻也要到達的避難所，要麼，則是一個讓人步步沉淪的罪惡淵藪。在他們筆下，澳門是故事，是隱喻，更是傳奇。其實，很難說哪一種類型更符合“澳門”的本質，因為文學本就是虛構的藝術，要窮究一個最為“澳門”的澳門故事，似乎沒有太大必要。但這不意味着作家對何為“澳門”的思考是徒勞的，恰恰相反，對於“文學澳門”的多元展示，在在豐富了澳門文學的彈性和層次。在這一框架內解讀陸奧雷的小說是必要且有效的，因為他在眾多關於文學澳門的想像中，為人們提供了一些不一樣的特質。我將他的文學實踐稱之為“重繪澳門”。
一個怎樣的故事才算完成了對澳門的重繪？我們不妨從《幸福來電》的首篇《逐夢者的天空》說起。作為第十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的冠軍作品，它對作者的意義不言而喻。張堂錡教授在評審感言中說：“這是一個與澳門小城息息相關的題材，是此次參賽作品中最具有‘澳門特色’的一篇，也是最出色的一篇。”①其實，所謂“小城題材”與“澳門特色”，是一些相對抽象的概括，可以用在每一篇獲獎作品中，因為這個獎項在設立之初本就要求作品要“立足澳門”，一篇獲得冠軍的作品能夠反映出“澳門特色”，自是題中之意，不足為奇。我以為，《逐夢者的天空》最迷人的地方不在於作者道出了“澳門特色”的本質，而在於作者本人和他構思的小說人物均在極力“追尋”澳門這座城市的主題到底是什麼。換言之，相較於呈現問題的答案，陸奧雷強調的是“思考”這一行為的“過程”。到最後，儘管幾個年輕人完成了他們的畢業展任務，但是作者借小說人物之口說“‘澳門故事之旅’卻是個永遠都不會結束的集體創作”②，它一直在“形成”，從未“穩固”。
這是一篇極具建構主義色彩的小說，陸奧雷不去寫澳門歷史、澳門民俗這些“澳門文學獎”更為青睞的題材，也沒有刻意去構思一個峰迴路轉的澳門傳奇，而是將他自己對澳門的思考熔鑄在這流水賬式的、碎片化的、甚至是白描的記敘中，這一處理方式在一個比賽中是相當冒險的。但回過頭來看，這是否也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呢？澳門這座城市是否就像陸奧雷講故事的腔調一樣平淡而零碎？這種技法本身是不是也包含了陸奧雷對何為“澳門”的理解？《逐夢者的天空》展現了陸奧雷欲重說澳門故事的野心，他和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希望“找到”一個未被挖掘的澳門。至於這個“澳門”是否被找到以及是否就如小說人物的畢業展所呈現的那樣，其實已經不重要了，真正的魅力在於它的“未完成時態”：永遠向人敞開，邊界模糊，充滿了未知的可能性。
在更多的時候，陸奧雷的澳門故事是有它的實體而非僅僅依靠理念支撐的。在這些“故事容器”裡，作家的個性色彩相當鮮明。男主人公幾乎都叫喬捷，他有兩個顯著的身份標識，其一是小城裡的文藝工作者，其二是不折不扣的E世代青年。我甚至有種感覺，喬捷可以離開女人，但不能離開網絡。女性角色呢，通常由一個叫Ivy的女生充當。這個女生似乎沒有什麼攻擊性，但如一縷清香般讓人難以忘懷。喬捷和Ivy，流連在小城的板樟堂街和議事亭前地，相約在幽靜的咖啡廳和唱片店。他們或許因為文學而結緣（《幸福來電》），或許曾在遊人如鯽的板樟堂街一起聽過新年的倒數聲（《板樟堂的倒數聲》），或許交換過心愛的唱片（《survival》）。
陸奧雷在他的故事中頻頻寫到波鞋、咖啡、流行音樂、現代詩、唱片、香煙和社交媒體，這種“華麗”的觀感不難讓人想到一個術語：現代性。梯亞在為本書作序時，敏銳地指出這一點：“陸奧雷至少有七篇小說提到咖啡店，無疑絕非偶然。把咖啡店視作‘現代性的重要標誌’，同樣適用於陸奧雷，也同樣適用於渴求‘現代性’的新一代澳門人。”③將咖啡館看作現代性的象徵，其來有自，李歐梵在其著作《上海摩登》中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只是，在我看來，陸奧雷筆下的咖啡店所承載的意義，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文學表達判然有別。寫過《咖啡座談》的張若谷說：“坐咖啡館裡的確是都會摩登生活的一種象徵，單就我們的上海而言。”④職是之故，這批作家寫到咖啡時，不免將它的象徵意味誇大。在《上海的狐步舞（一個片段）》中，穆時英寫下這樣一段鏡頭感十足的文字：
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緻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鬆的頭髮和男子的臉。男子的襯衫的白領和女子的笑臉。伸着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卻是零亂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獨身者坐在角隅裡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兒的神經。⑤
但是陸奧雷並不這麼寫咖啡。在《逐夢者的天空》中，小組成員去氹仔布拉格街的咖啡店，為的是開組會，討論畢業設計的方案：
雨一直在下。我們吃了又餓，餓了再吃，一直待到咖啡店打烊。方案提出以後，我們再沒有想到要說些什麼話了，只是一直在店裡聽音樂、看雨。我默默地想着要為這個城市找一個主題，好讓畢業展有一個較明白的故事線，可是各種各樣雜亂的訊息不斷影響着思緒。⑥
在陸奧雷筆下，所謂的都市現代性，早已內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在澳門，咖啡並不是摩登一族才配享用的高級消遣，它既遍佈在澳門的街頭巷尾，又附屬於茶餐廳的熱飲套餐。咖啡和咖啡館，恰恰是最“日常”的澳門經驗。陸奧雷犯不着站在鄉土的立場批判都市文明，也沒有表現出追慕現代文明的迫切心態。一切都是這麼自然而然。能夠將咖啡館這個原本隱喻豐富的空間處理得這麼日常、這麼具有“細節感”，可看出陸奧雷在重繪澳門時的筆勢和傾向。
至此，我們已發現，陸奧雷的澳門故事其實繼承了澳門文學關注日常生活這一書寫傳統。在一個只有“日常”的城市裡，構思一個“好故事”其實並不那麼簡單。因此，澳門作家喜歡在自己的故事中摻雜一些魔幻／奇幻因素，以此動搖日常生活的邏輯、規則和秩序，最終造成日常生活的“斷裂”。陸奧雷也會寫一些奇詭故事，不過，讓我感覺新奇的倒不是他這些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他在其中加入了“適可而止”的波西米亞色彩，這種“帶着鐐銬跳舞”的反叛精神值得細細品讀。
在《魚》的開篇，作者向我們展現了這樣一個情境：對於常年淹沒在日常生活的年輕人來說，打發時間已成為了活着的全部意義。但是，陸奧雷並沒有因此為“我”安排一次羅曼蒂克的邂逅，而是讓“我”和一條桂花魚展開對話。是的，桂花魚原本將是盤中餐，但牠復活了，而且有求於“我”。依循魚的指示，“我”暫時打破了原來的生活節奏，背上行囊，去幫助這條“魚”完成牠的夙願。陸奧雷故佈迷陣，最後虛晃一槍，不斷地強調，重點不在於離奇的情節，而在其中的“隱喻”。我認為，真正的隱喻並不在於小說中的魚／唐裝／牛各自代表了什麼，而是出走後又歸來這一情節設計對一個只有“日常”的城市而言到底意味着什麼。如果沒有這條會說話的桂花魚，“我”可能還在原來的舒適區中，日復一日地工作，不悲不喜。但這條魚就像一個“觸發器”，讓“我”暫時逃離俗世，進入到一個超現實的世界中。這個超現實的世界不僅僅是魚的擬人化，還包括主人公旅行途中所見的美景：紛紛揚揚的雨、彎彎曲曲的河、膚色各異的旅人……這些美好的事物其實才是小說更重要的隱喻和象徵，由其結構起來的如詩如畫的意境也就成為了一個有別於日常生活的超然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情感可以戰勝理智，理想高於現實，神性挑戰了自然性。
如果小說中的“我”把旅行當作常態，從此浪跡天涯，那真的就是“波西米亞狂想曲”了。但“我”最後還是回來了，回到了熟悉的澳門，熟悉的家庭社會，使得那次因魚而生的出走宛如一場“太虛幻境”的神遊。這種刹那萌生的漂泊念頭，表達了澳門作家對一種有別於日常生活的異常生命狀態的渴望，也揭示了澳門這座金光閃閃的城市背後那單調平凡的底色。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
霍超群
註釋
①張堂錡：《逐夢者的天空——第十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評審感言》，吳志良、李鵬翥主編：《澳門文學獎十屆得獎文集（1993-2013）》，澳門基金會，2014，第515頁。
②陸奧雷：《逐夢者的天空》，《幸福來電》，作家出版社，2019，第34頁。
③梯亞：《序：分手的城市——陸奧雷的用情故事》，陸奧雷：《幸福來電》，作家出版社，2019，第4頁。
④張若谷：《俄商復興館》，《戰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3，第146頁。
⑤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片段）》，薑德銘主編：《中國現代名家名作文庫 穆時英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第270頁。
⑥陸奧雷：《逐夢者的天空》，《幸福來電》，作家出版社，2019，第11頁。
澳門日報．鏡海版．2022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