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分别出生于一九三四年的新加坡和一九三八年的重庆。他们成长的岁月，正是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中国与东南亚的黑暗时期。
母亲儿时最初的记忆，除了外婆哼的摇篮曲，应该还有防空警报凄厉的长鸣。一九三八年的重庆，天空被撕开一道道伤口，而她就降生在这伤口渗出的血痕裡——在重庆合川的颠沛流离中，她和孪生姐姐提前来到了这个世界。
母亲是她的奶奶接生的。当外婆喊腹痛时，母亲的奶奶责怪她说：这才六个多月，怎么就叫痛？结果，第一个女婴出生了，那是我的大姨。外婆还在喊痛，为她接生的她的婆婆说，别人生完都不痛了，你怎么还叫痛。结果五分钟後，我的母亲出生了。因为在逃难，没有产前检查，一大家子人都没有发现，我的外婆怀的是一对双胞胎。
因为早产，两个女婴都很虚弱。尤其是母亲，瘦小的她好像没多少生气。那日遇到日军空袭，我的外公外婆抱起身体稍微强壮些的大姨，打算放弃气息微弱的小女儿。太祖母到底不捨，她用枯瘦的手臂抱起不足月的母亲说：“我反正老了，你们快些去防空洞，我就留下来陪着这孩子吧。”裹了小腳的老太太走路不便，她抱着母亲躲来江边。芦苇在风中低语，将最後一丝生气渡给襁褓中的生命。母亲在祖母的怀中动了一下，呼吸明显了。她，活了过来。多年後母亲总说，是那年嘉陵江上的风，把她的魂从阎王殿门口吹了回来。
战争结束了。一九四六年，外祖父所在的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当时，母亲在南师附小学的全班同学几乎都会说一口四川话。
曾带着母亲两次去日本旅行，在她已有些失智之初。但父亲终其一生都拒绝踏上日本国土，甚至看到太阳旗都会心中不舒服——这份刻骨铭心的仇恨，源于他亲身经歷的马来亚沦陷。
祖父原就是一间华文学校的校长。“七七”事变後，马来亚的华侨都积极投入支援抗战的行列。他们不但自己捐钱，还组织学生义卖手做的纸花，将多年的存款、筹募到的捐款都寄去国民政府在上海的银行。以一己之力为抗战作贡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翌日，日军入侵马来亚。他们突然强行登陆马来亚北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当天，英日双方激战到夜晚，英军大败，日军佔领哥打巴鲁的市区和机场。
我的祖父母带着父亲回到双溪拉兰。那时，每天都有往南撤离的英军一车车开过门口。不懂事的孩子们还高高兴兴地向车上的人们挥手，浑然不知灾难将临。
在高射炮声与英军、日军的空中交战之後，英军渐渐不见了，日本人闯入了他们住的小镇。父亲清晰地记得，有一日全家正围坐着吃饭，听到街上鸡飞狗叫，大家都不敢多言。突然传来敲门声，一开门，竟是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日本兵。或是见到祖父仪容威严，那个军官竟鞠了一个躬就带着士兵离开了。
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受大家尊重，侵佔了双溪拉兰的日本人想请他出来担任学校的校长。祖父对家人说：“绝不做亡国奴，死都不能当汉奸。绝不给日本人办事。”他连夜带着全家老少八人加入逃难的人群，一路往郊外逃。夜晚时分，全家随人群逃到一户人家那裡。房主是有钱的华人，他给这些逃难来的人们每户一个房间。那夜大家都安静地住下，连孩子都不敢大声说话。
晚上有几个青壮年偷偷跑出去，捉回一隻不知从谁家跑出来的猪，杀了之後分给大家，父亲一家也得了一份，“记得裡面还有猪肝。”
不为日本人做事，就意味着无法在原来的地方住下去。祖父母不得不带全家往深山裡走，後来逃到武吉仑武（马来语是“黄牛山”的意思）。山中有一个橡胶园，园中有一个大草屋。一起逃难来的人们又遇到了好人──橡胶园主人给了大家一个安身之处。
父亲一家分到高腳屋右边那间，墙是薄木板，有木梯。因为只有一个房间，全家八口只能一字排开睡觉，但总算安顿下来。
不久，一起逃难来的人们渐渐都搬走了，最後只剩父亲一家。祖父死都不肯回镇上去做校长，他买了辆自行车，学了一阵，就想做点小买卖──从泰国边境买辣椒乾，再拿到附近去卖。结果有一天他浑身是血被送了回来，原来那天他骑车不小心摔下了山坡，浑身是伤，好在无大碍。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也不会做买卖。但也正因为这书生气，让他坚持在最困苦的时候，都守住自己的诺言──不当汉奸。
父亲一家住在山裡，粮食是个大问题。没有吃的，只能去抓山裡的蛇和野生动物，找些野菜裹腹。才五、六岁的父亲已会和他的外婆去抓河裡的小螃蟹和鱼。他们也曾因为吃野木薯全家腹泻，险些送命。山裡蚊虫多，所有人都染上了疟疾。每天都发作，开始是全身发冷，冷得像入了冰窟，浑身发抖，尤其是父亲的外婆，病势十分凶险。後来家人把胡椒磨成粉加水，大家喝了，结果都全身发烫，热到外婆要往河裡跳，大家花好大力气才按住她。最後是祖父从印度人那裡弄来了奎宁，这才治好了全家的病。
父亲虽然年纪很小，但偶尔会和大弟弟一起下山去买点日用品，每经过日本人所在地，所有人必须对着那膏药旗和日本兵鞠躬，否则轻则一顿打，重则丢了性命。这就是为何父亲到晚年仍非常讨厌日本旗和与日本有关的一切。
住在山上，简陋的房子用植物的叶子编织後当屋顶，久之会腐烂、漏水。要不断加新叶子。我的祖母当时已怀了姑姑，到快分娩时，只能用草铺在地上……。
後来，走投无路的祖父带着全家投靠了他的好友，那位朋友在波各先拿的乡下有个小果园，全家终于下山，有了稍微像样的住处。在那裡，他们发现有人用手摇发电机听广播，也就是从广播裡得知太平洋战争的情况，知道了日本人节节败退。祖父非常高兴，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还没投降，祖父已带了全家回到原来的住处，準备迎接胜利。家已经破败，家具和所有的东西都不知去向，但人活着，而且经过那么艰苦的日子，迎来属于祖父，也属于家人的胜利──不做汉奸，不为日本人做事。大家都只感到无比的快乐。
父亲已去世多年，这些往事是在他癌症去世前写下来的。这是上一辈的经歷，如今翻阅这些泛黄的记忆，惊心动魄的往事已沉淀为平静的叙述。但那些芦苇丛中的呼吸、深山草屋裡的坚持，都一直在提醒我们和平的可贵，战争的残酷。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文革後，基本躲过了十年动乱，也没有真正经歷过战争，是幸运的一代。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愿子孙後代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永不再受我们祖辈、父辈经歷过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