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上的哪吒》，第十四届澳门文学奖本地组短篇小说亚军，作者黄春年。

看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正值春节档电影热映，热门大片就是《哪吒2》，所以当小说的题目映入眼帘时，不由人眼前一亮，《天台上的哪吒》——好有趣的题目，读後才知原来哪吒是澳门的守护神，澳门有两座哪吒庙，传说中在哪吒的庇护下，澳门安然躲过了数次瘟疫的侵袭，而澳门也因此被称为莲花宝地。笔者不由得想到，澳门的标志、澳门的区徽、澳门的地标建筑都是莲花形状，小说用了一定的篇幅讲述了哪吒在澳门如何被供奉、被信仰的过程。作者也借“天台上的哪吒”这一隐喻形象既诉说了对儿时夥伴的怀念，也寄託了对澳门这座城市的情感。

笔者几年前曾到访过澳门，对比香港，印象中的澳门没有香港的繁华与喧嚣，自带一派恬静、安然的气质，小说中也提到，自清朝以来到最近的几年，在几次瘟疫来袭时澳门都能平安度过，这个中西文化杂糅的城市一直给人一种纷繁尘世中的安定感。作者笔下的澳门集中在天台屋这一颇具澳门特色的建筑，围绕天台屋的拆迁，小说娓娓道来，不仅回忆了儿时的时光，也由哪吒这一形象引出了澳门的歷史。小说开篇即是一场关于天台屋的拆迁行动，这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拆除，更是对城市记忆的一次深刻挖掘。天台屋作为违章建筑，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城市规则的挑战，但它们也是许多底层人民生活的庇护所。天台屋的拆除，不仅意味着这些租客将失去他们的住所，更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段关于这座城市、关于生活的记忆。这种记忆，对于赵文豪来说，是与好友阿伟共同成长的岁月；对于阿瞬来说，则是他童年时期对家的唯一记忆。这些记忆，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无奈，但也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部分。

小说塑造了三个形象，一个是小说中的“我”——赵文豪，典型的澳门当地人，善于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考取了公务员，娶了家境良好的妻子，依靠父辈的遗产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另一位是来自内地移民家庭的阿瞬，虽然也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但根基不稳，背负着生活的巨大压力，为了赚钱进赌场碰运气却输得精光，但在危急关头能迸发出非凡的勇气，实现了人性的超越。第三位是作者着墨最多，也最神秘的发小阿伟，一个曾经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年轻人，他的故事如同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亮了人性的深处。他厌恶现实的虚伪与不公，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命运，但生活的重压却一次次将他击倒。他的消失，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放弃，更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声抗议。“在澳门，草根阶层不进入赌场或争取加入公职，除非有一段罕见的姻缘，否则就是自绝向上流动的机会。”小说中的这句话揭示了现实的残酷，阿伟在儿时的游戏中虽然常常扮演哪吒的角色，但在现实中却是大家眼中不合时宜的人，执着于自己的原则与理想，坚守心中的信念，但却一次又一次的被现实击倒，最终消失在人流中，“我不是没有想到阿伟。我只希望那尸体是阿伟，我希望他已得到解脱；我也希望那不是阿伟，他仍在世上一个不知名角落裡闯荡；我更希望那阵风就是他，他一直在杮山中快活地奔跑。”阿伟的消失，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对人性挣扎的一种深刻揭示。在现实的压力下，人们往往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妥协于生活的无奈和残酷。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意味着人性的泯灭，相反，它可能激发出人性中最深沉的力量——救赎。小说中的阿瞬，就是一个在人性挣扎中不断寻求救赎的角色。他安分守己地工作，努力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然而，面对生活的压力和困境，他也曾感到迷茫和无助，成了一名赌徒。但在拆迁行动中，他勇敢地站上了天台边缘，试图挽救一个即将跳楼的女人。在危急关头，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担当，不仅挽救了他人，也实现了对自己的救赎和人性的超越，生活很庸常，工作很平凡，但在那一刻他仿佛化身为守护城市的哪吒，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人性的光辉，成为了尘世中的英雄。

小说中的三个人物，阿伟代表了理想主义，阿瞬代表了现实主义，文豪则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阿伟的消失象徵了理想主义的破灭，阿瞬英勇救人的行为是对现实主义的注腳，而文豪在理想和现实中徘徊，内心无法安顿，小说结尾文豪在豪宅中喝着价格不菲的美酒，却在“我凭甚么拥有这一切？”的自问中嚎啕大哭，正是他虽然表面上过着安稳的生活，但内心深处却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动画片中的哪吒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不惧强权，上天入海的小英雄，现实中的“哪吒”们其命运却常常被时势所裹挟，在现实的重压下常常身不由己，但他们仍然能保持内心的赤诚，对生活充满激情，坚守理想和信念，在危急关头勇敢无畏，他们何尝不是纷繁尘世中的平凡英雄。

《天台上的哪吒》是一篇充满情感张力和人性深度的作品。它通过对城市记忆、人性挣扎以及友情、梦想与现实碰撞的描绘，展现了一个关于成长、救赎和寻找自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城市的变迁和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挣扎和救赎的力量；我们也看到了友情和梦想的珍贵和力量。这些元素如同一首交响曲的音符，共同奏响了城市与人性的华美乐章。

李姝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任职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学院。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学、民俗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学的研究。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馀篇，主编着作三部：《西方文化专题导论》、《新时期通识教育的审视》、《影像的棱镜——电影批评的文化新视角》；副主编教材《新编中国语文》、《中西文化比较》、《资讯化时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和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参编着作十一部，参与撰写的《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入选《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主持和参与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社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