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一種對抗
一座理想的圖書館應該是幽靜且不知饜足的：它堆積著紙質碑石的內裏停滯于時間之外。步入其中，那從下至上堆積如山的書本，沉重地壓在徘徊者的眼睛上，逼迫出近乎撕裂的滿足與痛苦。光是用指腹輕輕拂過書脊上的標題，就足以使大腦陷入曖昧不清的混沌之中，仿佛被潮汐輕輕拍打著意識，神魂顛倒。
這樣超凡脫俗的體驗大多少有，但人們對此情有獨鐘，絞盡腦汁，一而再、再而三于紙張上重現這座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圖書館，然而在寫作的過程裏，圖書館又不免沾染上酸澀的苦楚，因爲書籍對愛書人既是珍寶，也是一種近乎難以承受的磨難。于是，在書寫者的筆下，圖書館總會化身成一個幽深的洞穴，一片渾濁不清的湖泊，或是一座難覓出路的叢林。
比如翁貝托.埃科的《玫瑰的名字》，書中那座危機四伏、滿是死亡威脅與珍稀手抄本的藏書館，最終被付之一炬，化爲虛無；博爾赫斯的《通天塔圖書館》與《沙之書》，前者永恒地存在下去，後者在持有者恐懼的想像裏化爲不會熄滅的燃燒物，烟霧遮天蔽日，永無休止，最後不得不被藏進某個圖書館不知名的角落內，約莫書本本身也是微小却又無邊界的文字迷宮；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大宅中的哥特式圖書室，墻壁上鑲嵌著英國雕花橡木，是它腰纏萬貫的主人虛榮漂亮的門面。書架上全是真正的印刷品，只是沒有裁開書頁——“你還想要什麽？你還指望什麽？”
我想起了我在青春時代爲之著迷的圖書館。我僅只入讀了一年的中學，它的圖書館藏身于主幹道盡頭，一座辦公樓的半地下室裏。這圖書館笨重的鐵質大門、向下的階梯、單調的白熾燈，和寒凉的空氣，總使我以爲自己是踏進了冷凍庫裏。設計者將窗戶開在接近天花板的高度，日光傾斜入室，那也是陰冷的光，無聲息地照亮一排排書櫃。外面是操場、教學樓和學生宿舍，人聲鼎沸，却無法傳入這個被拋弃了的地下世界，因此，它又像是防空洞一般，庇護避難者不受人群侵擾。我在這裏讀了普魯斯特。而擺著《追憶似水年華》的那一層書架，上方正好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還需要再過幾年，我才能在大學圖書館內與它再次重逢。
大學的圖書館要更熱鬧些。館藏量驚人，外觀宏偉，呈上寬下窄的玻璃圓柱形，通體半透明。底層大廳還擺了個小咖啡廳，售賣各式冷熱飲與肥膩的芝士蛋糕。我曾不止一次在劇烈的風暴中，觀賞大雨拍打在落地窗上，背景裏是壓低音量的竊竊私語、冷空調，還有舊書書頁夾雜的塵埃，僅僅只是簡短地翻閱，指尖就會沾上看不見也擦不掉的灰，一如這圖書館也會在心頭蒙上一層淡淡的惆悵——大約是站在成千上萬的書本前，人總會因爲自己無法將它們全部吃進肚子裏，而生出些許焦慮。
這種焦慮是十分常見的，在圖書館內尤其會被放大。在讀大學的四年內，我陸陸續續借走了許多書，然而除了淺顯易懂的通俗小說外，少有能從頭到尾認真讀完的時候。它們大多數都一聲不響，壘在枕頭旁，或是書桌邊角上，一不留神就快要過了借閱期。哪怕我臨時起意翻閱幾頁，最後還是會丟開一邊，在課間的閑暇，找機會把它們給還回去，然後再挑選起下一個犧牲品。
讀了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後，我才意識到，圖書館所帶來的焦灼不安確實避無可避。三四郎初入東京大學，踏進圖書館前，看向抱著書本進進出出的人，“三四郎羡慕不已，他很想進去，想上二樓，然後上三樓，以便在比本鄉更高的地方超然物外地聞著紙的香味看書。”但他幷不能全情投入至借來的書籍裏，或是不適合，或是太難，或是書頁的空白處寫滿了借閱者混亂的感言，完全轉移了三四郎的視綫。圖書館對閱讀的狂喜有所抑制，它威嚴的書山極容易破壞我們的自尊，它繁如群星的庫藏時常迷亂我們的雙眼，以至于僅只是挑選出一本書一字一句地讀下去，都可能成爲一項异常艱巨的任務。也正是因此，全神貫注的閱讀體驗，對于個人而言，甚至是比所閱讀的書籍，還要更罕見、珍貴的東西：“那天，借著葡萄酒的酒力，加上一種精神作用，三四郎學習得津津有味，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所以心裏感到欣喜异常。”
不需要細讀博爾赫斯便可知曉：圖書館象徵著無限。它存放于紙張上的字，就好像棋盤上的米粒一樣繁多，又因爲被蓋在了封面後，便仿佛是衝擊著堤壩的洪峰一般，隨時會潰堤而出。過去無數的人，現在無數的人，將來無數的人，他們和我們都注定會被圖書館壓倒。但這也正是圖書館迷人的地方：磅礴却靜默，它怪异的激流纏繞著求學者的四肢。永遠是一場搏鬥。
澳門筆匯第7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