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學形象的省思與書寫的突圍
【評論】袁紹珊

  澳門文學位處中國文學史的邊緣位置,那是不爭的事實和長期的困境,諷刺的是那一席之位的獲得,往往不是中原逐鹿的戰績,更多是政治上的特別眷顧。澳門文學甚至成為了「區域文學」中尷尬的缺席者──「台港澳文學」常常被簡化成「台港文學」,或是在厚重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被一頁帶過。對於澳門文學發展的憂慮,詩人韓牧作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的呼籲,距今已三十載,但當人們談論兩岸四地華文創作的時候,澳門文學依然面目模糊。要馬上說出三個澳門作家及作品的名字?對台灣讀者可能是一項艱巨的挑戰。

  澳門文學,近乎是一座被眾人遺忘,靜靜被時間吞食的吳哥古蹟。

當我們談論澳門文學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回歸十六年,隨著賭權開放及內地旅客自由行的實施,澳門由一個經濟低迷的殖民地小城,GDP一躍而成世界第四,甚至超越瑞士。但澳門以博彩旅遊為命脈的經濟結構,並未能真正提升城巿的國際影響力及文化話語權,許多外地人對澳門聞所未聞,或只有賭城的概念。近年政府雖然積極宣傳“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城區”,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加強對本土文學出版的扶持,增加作品對外宣傳的機會,但文化軟實力仍然難以和中港台同日而語。

  在這樣的背景下細數澳門文學有什麼足以鶴立雞群,本質上是黃婆賣瓜的行為。那為何還要談論澳門文學? 在我看來,澳門文學的特別之處,不是提供一個邊緣的位置去反觀中國文學史這個中心;也無法提供一個制高點,勾勒出華文文學的地形圖;它是一個多元文化沖積而成的三角洲--我們立足其上,得以清楚看見中港台文學的風向水流,如何碰撞、匯總、融合,沉澱出肥沃的創作土壤。

  所以當我們談論澳門文學的時候,必須考慮到華文文學的流動性和跨域性。以新詩為例,三、四十年代大陸的抗日及左翼文學,五、六十年代的台灣現代主義思潮,七、八十年代大陸的朦朧派,乃至八、九十年代的台灣後現代主義詩潮等,對澳門的詩歌都留下不同程度的烙印。而礙於狹隘的發表環境,澳門文學中大量的離岸文學(澳門作家在中港台乃至東南亞發表出版作品),也是兩岸四地中較為特殊的集體行為。以詩歌為例,諸如三十及四十年代的德亢、蔚蔭、魏奉盤、飄零客,五十年代的李丹、韓牧、華玲,六十及七十年代的汪浩瀚、江思揚,八十及九十年代的陶里、葦鳴、凌鈍、懿靈、玉文、黃文輝、林玉鳳、姚風,以及千禧年以後,賀綾聲、盧傑樺等青年詩人的冒起,他們的作品折射了時代的氛圍和文學的發展變化,見證了殖民與後殖民時代複雜的文化狀況,與當時的歷史進程及價值觀的變化息息相關,澳門文學因此具有不容否定的獨特性。加上大量南來詩人和東南亞華僑作家因緣際會來到澳門聚居,在語言、思想、文化風俗等方面,經歷長期的文化碰撞,形成特殊的多元文化生態和文學內涵,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乃至中台港文學有相近也有相異之處,澳門文學因此可以為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提供一個複雜多元、兼容並蓄的參照。 

  澳門文學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純文學在賭城這個人性試煉場達至極致。稿費低、零版稅、義務演講、圖書巿場小(印量三百本是常見之事)、缺乏發行通路,全職寫作變成天方夜譚;但正因為沒有銷售壓力,更上以個人或社團名義向政府申請資助的獨立出版十分盛行,言論相對自由,澳門作家有絕佳的視角,用最不考慮巿場的純文學方式,觸及華文作家較少關注的主題或禁忌--諸如混血兒及回歸後的身份認同,賭博及娼妓文化的描寫,以及全球化下畸形的都巿化進程等(如拉斯維加斯式的模仿與複製)。

  魯迅在1934的《致陳煙橋》說過:“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有四百年歷史的澳門文學,何以花了三十多年還沒有建立起來所謂的“形象”?澳門作家是否都去寫博彩文學就能突圍而出?也許我們應該反過來問,香港文學、台灣文學的形象又是什麼?是都巿文學? 鄉土寫實?同志文學?不難發現,健康的文學環境,應該鼓勵百花齊放,多元發展。

  本土寫實,長期以來都是澳門文學的主要發展方向,尤其近年作者開始面對外地讀者,刻意而為、地標式的本土書寫大量出現,風景線有了,卻並沒有觸及這個地方的文化內核。澳門作家在書寫澳門的時候,很容易陷入“越是本土的,越是世界的”迷沼,說到這裡,就回到文學的價值這個關鍵。如果文學不追求深度,哪麼文學作品和政府旅遊局三十秒的宣傳廣告片又有什麼兩樣呢?

書寫的突圍

  儘管澳門文學有上述的文化積累和匯合優勢,但它所面對的困難更為嚴峻--底氣不足、人才外流、出版及圖書巿場不成熟、對外推廣缺乏,澳門高等學府不把“澳門文學”視為一門學科,文學評論極度欠缺等,都是導致本土文學發展原地踏步的綜合因素。

  台港澳作為區域文學,在華文文學圈面對的更多是影響力的問題。澳門文學當下最急需的,不是搶佔華文文學史的位置,不是迎合數量龐大的華文讀者的口味,以便打入大中華巿場。文學是面對時間浪濤沖刷的志業,對先天不足的澳門文學而言,在華文出版巿場中突圍的可能,不是異國情調的打造及和諧社會的書寫,而是在於作家能否深刻地把人性變成本土性。一個大三巴造型的可愛杏仁餅,可能會引起顧客一時的好奇;但讓人難忘,願意回頭一吃再吃的,永遠是那些真正實在、足料的杏仁餅。

  所以澳門文學發展當下最大的關鍵,還是來自作者自身--缺乏好奇心、企圖心和文學跨域傳播的視野,在藝術追求上缺乏工匠精神。過去作者們經常抱怨政府對文學出版放任無為,導致澳門文學“走不出去”;隨著近年賭彩收益增加,文化資源豐沛,宣傳增加,對外活動頻繁,作者們又抱怨常常跑通告、辦講座佔去了寶貴的業餘創作時間。內涵品質和宣傳推廣同樣重要,當下的澳門文學要健康發展,走得更遠,必需學會用兩條腿走路。

  在自媒體時代,創作的深度,決定影響的廣度,跨域傳播已不是一個無法克服的技術困難。在這樣一個沒有當代文化話語權的地方,作家如果能帶上廣角的視野,在這個肥沃的文學三角洲做厚積薄發的創作;學者對澳門文學研究不再置若罔聞、置身事外;政府和業界努力打造平台和通路,那麼澳門文學的所謂“形象”,終有一天會浮出水面,被世人所重視。


分享至: facebook weibo wechat 2016-04-30 15:2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