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张脸》的作者李宇樑是澳门文坛的重量级剧作家,凭他的文名,多写几部《男儿当自强》这样的招牌式戏剧不是难事,但他直言他更爱小说。在戏剧成就广受认可後,他辗转小说界,深耕十馀年,写下《上帝之眼》和《血色迷宫》两部优秀的中篇小说。这一次,他将目光定格在近三年人类社会的大事件——新冠疫情——上,我们便知道,“好戏”又要开锣了。以下关于《半张脸》的评析将着重在两个层面:“疫情”以何种形态出现在文本之中;小说的後设技法与疫情语境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无所不在的抗疫图景

《半张脸》没有正面书写抗疫过程或者直面重大事件,却设计了多个为“疫”所困的人物,他们的人生轨迹因为疫情而改变,他们的悲剧因为疫情而产生。李宇樑不动声色地将时代的重大变化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他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以独特的方式表现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芸芸众生的命运。因为疫情的到来,林思雨发现模範丈夫和自己的闺蜜原来早已私相授受;好心的古老闆因为应允一个朋友的堂食,而将店舖多年积攒的声誉付诸东流;范小燕被前夫上门勒索威胁;就连巴士司机也因躲避一个喷嚏而发生交通意外……在“疫情”这张密佈的大网中,无人倖免。换言之,笼罩在《半张脸》的叙事河流之上的,是一幅“无所不在”的抗疫图景——尽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抗疫”是用被动语态进行修饰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说,《半张脸》揭示了疫情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然而细细分析,会发现李宇樑所铺展的其实是超越疫情本身的人类恆常的悲剧:难道没有这场疫情,他们的人生盡是坦途吗?我们只要从林思雨的婚姻故事中就能得到答案。疫情只是人类社会的某种“情境”,就如村上春树《天黑以後》的夜晚情境,刘慈欣《三体》中的末日情境一样,人性在特定情境中如何体现,是李宇樑真正关心的问题。

弔诡的“亲密接触”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M城人的爱情、亲情和友情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人性的圣洁与龌龊、超脱与世俗,全都遮盖在口罩下的“半张脸”中。作者借林思雨之口说:“人类病毒感染的其中一个源头是人性”。我们知道,造成病毒扩散的杀手锏是所谓的“密切接触者”,李宇樑发现了“密切接触”之“名”与“实”之间的乖离。密切接触者,本指最亲密的人,但在这部小说中,本“应该”密切接触的人,要么一直联繫不上,要么关系十分疏远,甚至有人企图借“亲密接触”“杀人”于无形。李宇樑用他十分擅长的反讽和夸张技法,揭开了人人嚮往的“亲密关系”这层糖衣之下的荒芜内裡。除了主线的四角恋以外,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傅亦朋的沉重人生。在小说中,他似乎一直在“打喷嚏”和“找口罩”,也因此被他人“理直气壮”地嫌弃,被社会“义正词严”地批判。他想捍卫自己的权利却又没有足够的胆量和底气,他和母亲同住一屋檐,却每天“咫尺天涯”。终于,因为和母亲“密切接触”的关系,他被送去指定地点“隔离”,但他被“隔离”的真正缘由乃他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零馀者”和“边缘人”。他是小说中活得最累的人,疫情对他的影响主要作用于他的精神层面——加剧了他的自卑和怯懦,但弔诡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对疫情来者不拒,因为“口罩保护他的,不是健康,而是外貌和自信。躲在口罩後面,他变得有勇气和人四目交投,也有勇气表露自己的情绪。而且疫情下,口罩後面的每一张脸孔都变得好看了、漂亮了、年轻了,每个人都以眉目传情。口罩藏起了脸上的所有缺点、情绪和皱纹”。“口罩爱好者”的心声背後,藏着李宇樑对人心冷漠的批判。

“互写”的人生 “互看”的慾望

疫情是《半张脸》中“无所不在”的存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互看”也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在一夜之间模煳,所有人的行踪,都被暴露在一个巨型的流调系统中。你在看我,同时,我也在看你。这是一种可怕而无奈的战时状态。循此思路,这部小说所採取的看似不能免俗的後设模式,其实大有深意。《半张脸》的叙事兵分两路,一路讲公共卫生专科医生林思雨的故事,一路讲商业导演王成明的故事。对李宇樑而言,每一次下笔都是与“看见”亦步亦趋的纠缠,也是与“盲视”短兵相接的碰撞。林思雨和王成明都有创作的慾望,都在互写彼此的人生,在《半张脸》的尾声,李宇樑更是安排了他们的相遇——更确切地说,是目光的交汇: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的直觉告诉她,自己也正被一双眼睛盯着看,那双眼睛来自酒店某一个窗户。她双眼在太阳镜後朝临街的酒店窗口逐一搜索。终于让她发现了,那是一个男人的眼睛,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留了一个小平头,在盯着自己看的同时,惯性地不住转动左手无名指上的指环。

——那人怎么如此似曾相识。

创作者与笔下的人物出现在同一时空的桥段,当然不是李宇樑的首创,但我关注的是李宇樑对“眼睛”的痴迷。如果我们还记得《上帝之眼》中那个对着赌场监控器(天眼)粲然一笑的文艺女孩,还记得《血色迷宫》中的香港人沈雪、土生葡人Fatima、内地人金光和澳门人文创四人如何透过他人的眼光完成身份的指认,会发现李宇樑一直以来对小说中的视觉叙述颇有心得,这或许与他从小爱“看”戏有关。在此,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半张脸》裡人物之间的“互看”与小说的主题如何实现“互涉”。

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李宇樑本人对“看”的看法如何体现在他过往的两部中篇小说中。《上帝之眼》中的“看”,如题名所揭示的那样,更多的时候是全知视角,赌场监控员操控着“天眼”,有一种“世界盡在我眼中”的快感;《血色迷宫》中的“看”,是互为镜像的“看”,强调的是看到了“差别”,藉以认识“我是谁”;而到了《半张脸》,李宇樑似乎收敛了他对“看”的自信,因为故事中的人们无论怎么看,都只能看到“半张脸”,而原以为可以操纵别人命运的小说家,其实也在被别人所窥探着。如果说此前的“看”,强调的是“看”的“结果”,那么,在《半张脸》中,李宇樑试图勘测“看”与“看见”之间的距离。

“半张脸”的说法即是这段距离的最佳喻体。由于没有谁能够看清世界的全貌,人们才会对成为“看”的“施动者”这一身份汲汲以求。当林思雨和王成明四目相对时,他们发现了自己观看的对象以某种方式折返了自己的目光,用拉康的话来说,这种来自客体世界的折返性目光即是凝视。无论是林思雨还是王成明,他们都具有两重身份,既是知觉的主体,也是知觉的对象,既是“我看到我自己在看”中“看”的主语,也是“看”这个动作的宾语。这种主宾互换的可逆关系,隐喻了在一个敞视式的社会中,那些受到规训的人们如何企图完成精神的自救。由此可见,《半张脸》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填补了澳门疫情文学的空白,它通过刻划一双双“互看”的眼睛,揭示了在监察机制下助长了视觉慾望的主体如何认知和把握我们这个荒诞的世界。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讲师 霍超群

澳门日报.镜海.2023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