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疗救的注意”
一 、“难以叙述”的“澳门故事”
“澳门中篇小说徵稿”始于二○○八年，至今已由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十七部获奖作品。在首届获奖的六部作品中，寂然的《救命》①或许是“最难”概述的，因爲他对“小说”的虚构特性作了颇具个性的探索。
小说由三个既独立又缀连的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是一篇名爲《大人物》的小说，这篇“小说中的小说”又由两个小人物对大人物的“小说”写起。“小说”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与“正史”相对的概念：“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两个小人物之所以兴趣盎然地谈论着“大人物”，皆因其中一个“道听途说”了“大人物”的“秘密”。可以说，寂然一开始便成功地将他的澳门故事虚化到极致。紧接着，一封奇怪的、内容未知的匿名信，在一夕之间让大人物身败名裂。大人物不断地向别人解释这“一切都是诽谤”，却又在其母亲的病床前忏悔，还收到了一疊偷拍他杀人时的照片，但这个杀人的情景只在大人物的梦境出现过。在真假转换之间，大人物因极度恐惧而死，《大人物》戛然而止。
《救命》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小说中的小说”作者杨思仲的故事。这同样是一个“不够确定”的故事，缝隙在于何者爲现实，何者爲杨思仲的幻想。杨思仲因其全职作家的身份，被身边的人认爲是“疯了”，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存在”极其敏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话”和“往事如烟”两节，对读可发现，现实世界或许并非一切如杨思仲所构筑的那般。在“小说对话”一节中，编辑芷君揭穿了杨思仲用两副完全相反的笔墨爲自己的小说《大人物》撰写评论文章这一“不忠诚”的行爲，并劝导他“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你还是面对现实，放弃写作吧”。颇有意味的是，作者将此节命名爲“小说对话”，让人不禁生疑，“对话”究竟是真实发生的，抑或只是在杨思仲脑海中模拟的“小说”情节？在“往事如烟”一节，作者採用第二人称独语体，揭开了杨思仲隐秘的心事。谁在对杨思仲说话？从内容推断，很大可能是“清醒”的杨思仲在对“煳塗”的杨思仲说话。值得注意的是，清醒的杨思仲有一句对“你”所处的“现实”的指认：
现实还是要逼你投降，你写作失败了，你跟家人鬧翻了，你弟弟死了，你女友离开了，你，已经成爲一个不折不扣的多馀之人无用之人，活着，而不存渴望。
在这裏，家人、弟弟、女友都是杨思仲已遭遇的“现实”，唯独编辑芷君所代表的报馆要“封杀”杨思仲这一事件，不被包括在他的“现实”中，这并非“清醒者”的遗忘，恰恰证明了杨思仲与芷君的对话或许只是“煳塗者”的幻想。寂然用这个巧妙的细节，让杨思仲成爲了一个“不可靠叙述者”，那麽，他眼中的世界何爲真假就无法轻下判断了。小说因而再度虚化。
第三部分的故事，围绕少女谢惠芳被校园暴力展开，它与第二个故事的直接关联在于受虐者此前诬告了杨思仲对她的性骚扰，直接导致其丢了中学文史教师的饭碗，“被迫”成爲“全职作家”。相比于前两个故事的“虚写”，这个故事乍一看显得“实在”得多，尤其是当中血腥场面的叙写、被虐者极致的痛感体验，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这部分插入了一则新闻报道，报道的内容正是这起校园暴力的调查结果。在一般的小说世界裏，作爲亚文本的新闻是用来增加小说的现实感的，但这则新闻却走向它的反面，给人一种荒谬错讹之感。原因在于，多位受访者的描述完全颠覆了平日人们对中学生的想像，让人触摸到青少年世界中那些醜陋暴戾的无意识。一个看似发生在校园裏的“真实故事”，内裏充斥了荒诞的动机、矛盾的逻辑和变形的人物，这种极端反人性的话语机制，当它通过被当作“明日希望”的中学生言行来承担时，爲人们究竟应採取何种态度来“叙述”这个故事带来了伦理难题。
一篇名爲《大人物》的小说、一位极度敏感的作家和一起校园暴力事件，是寂然书写澳门的“物件”，如前所述，这是一个“难以叙述”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作者爲何要设置重重障碍？拨开叙事的迷雾，他想表达什麽？小说结尾名爲“结局与罅隙”，在这裏，作者再次展现了他对後设小说的痴迷，通过小说的最後一句话“全书写于二○○一年至二○○八年之间，在时代的罅隙中”，将杨思仲、“他”和《救命》的隐含作者关联起来。这句话至少可引伸出两个疑问，其一是小说“书写”的跨度长达七年，在这七年当中，有那麽多的“澳门故事”湧现或流失，作者爲何只选择了这三个？其二是小说是在“时代的罅隙”而非“时代的正面”中産生，是否因爲作者缺乏直面时代的勇气？我想，这两个问题可以合二爲一，那就是，作者如何理解、想像、建构他眼中的澳门。澳门自一九九九年回归中国、二○○二年开放赌权、二○○三年开放内地游客自由行以来，城市变化的速度超乎想像，一个最直接的观感，是新澳门打破了旧澳门那种单一的社会结构，一跃而爲金光闪闪的“色慾都市”。都市的故事何其多，真教人眼花缭乱，给有意“描摹世情”的写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澳门如一个碎了的玻璃球，每个人只能捡拾其中的一块碎片，却看不清它的全貌。“罅隙”一词恰恰表明“完整”观察澳门的不可能。作者由此表达的是对快速变换的澳门的某种“困惑”。在小说的“结局”中，那个写作《救命》的“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整篇小说找不到真正重点，而时代已走得太快，整篇小说无法流露出快乐的气息，失望加上绝望，写下去是悲剧，不写下去也是悲剧。生活在时代的罅隙，谁都没有办法构筑一幅完整的澳门图景，“难以叙述”的背後，是一座难以捕捉的城市。
二、理想主义者的悲歌
尽管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澳门，但显然，作者对澳门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小说内部的其他亚文本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着切身的体认，他们不约而同地批判这座养育他们的城市——环境与人的张力由此凸显。小说取名爲“救命”大有深意。澳门造成了人的病态和异化，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唿喊“救命”：大人物临死前的唿救、少女在遭遇小×性侵时发出“短促的尖叫”、受虐时的谢惠芬等等。然而，在衆多人物序列中，杨思仲似乎没有喊“救命”，相反，他不只一次産生了强烈的寻死念头。“自杀”与“救命”的悖论，啓示着读者去思考：在澳门，喊“救命”的人是谁？谁最有可能选择自我了结？谁会是救人者？解开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对杨思仲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杨思仲是整部小说唯一存在于三个故事单元中的人物（尽管他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因此他是小说中无可争议的主要人物。在家人看来，他游手好閑；在报馆看来，他走火入魔；在女友看来，他有被害妄想症。“对理想的坚持，潜伏着对生活的放弃”，杨思仲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痛苦地寻求自我价值。他的悲剧不在于文学创作本身，而在于写作、尤其是有责任感的写作，在澳门不仅是一项速朽的事业，而且是一项不能激起任何回应的自我娱乐化活动。小说通过杨思仲的遭遇，侧面反映了澳门文坛生态。他的写作风格，可由其创作的《大人物》窥得一二：他着迷于对多面人性的探讨，写作主题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导向，创作技法有鲜明的实验色彩，这种创作特色决定了杨思仲既不愿作时代的“应声虫”或“百灵鸟”，也不满足于写一齣鬧哄哄的“啼笑因缘”。但是，杨思仲将他的作品投递给了澳门的报纸，可想而知，在大衆传媒的视域下，他不仅不会是受欢迎的那一类作家，而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杨思仲不可能不清楚他的创作风格和报纸媒体之间的张力，但文中交代，他似与该报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推论是，澳门报纸极有可能是澳门文学屈指可数的发表园地。在一个文学寄生于商业的环境裏，批判型作家如何立足？在一个只争朝夕的城市中，先觉者如何自处？杨思仲的偏执、分裂和不断清晰的寻死念头，都成爲了时代的必然。但最後，饶有意味的是，那些发自本能唿叫“救命”的人，在澳门非死即伤，早已萌生自毁倾向的杨思仲，却选择以写作对抗死亡，写下一篇名爲《救命》的小说。小说的开端，叙述者自曝写作念头乃缘起于一把唿救的声音……于是，我们便读懂了这部小说关于“救命”与“自杀”的辩证法：在澳门，抑制不住地湧现出自毁倾向的人，可能恰恰是一个真诚的救人者，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杨思仲这一人物形象，让我想起了香港作家刘以鬯笔下的酒徒。酒徒有着和杨思仲相似的情感体验：这是一个苦闷的时代，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産生窒息的感觉②。但是酒徒爲了“活下去”，对生活多少有着妥协，他写了不少武侠小说和黄色小说，因此领到了不低的薪水，面对生活的失意，他几乎日日唿酒买醉，爲自己编织了一个可供逃避的心理空间。但是杨思仲始终没有背叛文学，他将文艺视作救命的事业；他也没有一个暂时收容自己的角落，始终“睁了眼看”澳门。寂然塑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者形象，这个丰富立体的“澳门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澳门小说人物长廊继“银彩”（林中英《重生》）、“奥戈”（廖子馨《奥戈的幻觉世界》）之後，又一重要收穫。
三、寂然与鲁迅的文学相遇
鲁迅曾在《我怎麽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爲什麽’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义’，以爲必须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寂然的创作观，或许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的杨思仲，在小五时已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当老师让他谈谈《呐喊》中他最喜欢的一篇和最不喜欢的一篇时，他这样回答：
“我最喜欢的一篇是《狂人日记》，我觉得狂人的遭遇很惨，我读这小说的时候，觉得狂人眼中的正常人都很恐怖，我也感受到那种恐怖，同时，我很喜欢狂人最後的唿吁‘救救孩子’，我想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要‘救救孩子’的。”
“对于鲁迅先生的《呐喊》，我是每一篇都喜欢的，如果一定要谈不喜欢的一篇，我会说是《阿Q正传》，因爲这篇小说令我不舒服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我们身边有太多阿Q，这麽多年过去了，我们似乎没有进步过。可是，鲁迅先生爲什麽要把人们这麽坏的一面都写出来呢？”
杨思仲提到鲁迅《呐喊》中那些他“喜欢”与“不喜欢”的元素，都出现在了寂然的《救命》中，比如杨思仲身上的狂人气质，比如小说第三部分对青少年校园暴力的揭露，暗合了《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主题，再比如“小说中的小说”《大人物》裏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其不爲人知的阴暗面。这或许表明，寂然的《救命》是一部向鲁迅的《呐喊》致敬的文本。实际上，无论“呐喊”还是“救命”，都应如鲁迅所言，是爲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小说承担着批判社会和啓蒙民衆的功用。然则，不无讽刺的是，《救命》中那些挥之不去的“血腥”场景，在十年後的澳门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李宇樑的笔下幻化成一座“血色”的迷宫④——莫非这是小城病情加重的隐喻？
註释：
①寂然：《救命》，澳门日报出版社，二○○八年。
②刘以鬯：《酒徒》，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八年，第一百五十七页。
③鲁迅：《我怎麽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第五百二十六页。
④李宇樑：《血色迷宫》，澳门日报出版社，二○一九年。
澳门日报 | 镜海 | 霍超群 | 2021-0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