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伦多餐室吃猪扒包,听到食客中有一个自称是“澳门的八○後”,跟朋友说话,由于喁喁低语,所以只听到例如:“马交石猪扒包”、“我读下午班的石枱石櫈”……这些不完整的言语,传递给我很宽的思维空间。

“八○後”、“九○後”是耀眼的词组,因为在这两个时段成长的人,已经有人能为中国的盛世建构了前置的辉煌前景,震撼世界。二○一九年,“5G”通讯在欧洲掀起的“千堆雪”,足以说明,宇宙之大,在天才的“八○後”、“九○後”的秒速思维空间中,也不过是巴掌之内的大小。

不过,最引起我关切的是那个人所说的“马交石”、石枱石櫈等等所掀起的意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末,我对人说,我住在螺丝山腳。一个老澳门更正我的话,说,那地方名叫“马交石”。我还以为有那么一块石头,其实只有一条马交石马路,附近有一个名字很动听的地方:“海角游云”,但那不是海角,也不见游云降临。在海富花园前面的多条马路交匯处,以前有一块水泥牌子写着“劏狗环”三个字。那地方不是“环”,也不是“湾”,何以叫“环”?至于是否曾是个劏狗场或杀狗村,不得而知了。这三个地方的名字都很飘忽,充满幻想。这带就有不少石枱石櫈:望厦石枱石櫈是“歷史文物”(中美第一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处),二龙喉也有旧的石枱石櫈,近海角游云处也有石枱石櫈等等。

那些年月,我在南方的家业被灾难摧毁了,投奔香港被摈弃,感恩具良知能包容的澳门接受了我,让我在马交石的石枱石櫈周围住下来,计划下一步的行动。我要安心在这小城市住下来?还是走过场,到别的城市重新开始呢?我曾经跑过六个大城市,并不害怕再多跑一个城市,多住一个城市啊!後来我在马交石住下来,跟石枱石櫈就有了深深的感情。

七十年代的澳门,许多人穿着人字拖鞋到处走,大人上班、小孩上学都骑单车的多。电话只有四个号码,打长途电话的时候要大声嚷,对方才听得清楚。银行职员多穿蓝色制服,他们把办好的文件夹扣在架空的缐路上一挥,文件就去到别的职员手上。文件校对和应办的手续办妥之後,又扣在缐路上“飞”回来。

澳门有令人怀念的小食,葡挞和炖奶固然是唯澳门独尊,就是大街小巷的小吃,如烧鹅腿、臭豆腐、卤水牛杂,也是澳门的口碑好。佛山、中山、顺德的民间饼食、腊味、肉乾,在澳门到处可以尝到,因此澳门就成为旅游人士的“手信天堂”。

在内港落船“睡一夜到广州”的笑话,坐十二个小时汽车过五次渡船到佛山的折腾,试问澳门的“八○後”、“九○後”谁曾试过?还有,亚婆井、恋爱巷、崔家围、红树林、长命桥、游泳棚、工人球场等等,不知道还有多少澳门人有这些地方的集体回忆,好像我对石枱石櫈的回忆那么深刻呢?

七十年代的澳门,假日的清晨和黄昏都是寂静的,我住的小院子裡有两套圆形的石枱石櫈,每张石枱石櫈都可容纳许多人在一起休憩,但常常空置着。

每天早晨,我花了五毛钱买一个夹着午餐肉、俗称“鲍鱼刷”的小麵包坐在石枱石櫈上吃,天天如是。下午或黄昏没人时候,我也在空闲之馀来石枱石櫈歇一歇。夏天红棉花瓣落下来,秋冬时候,有风来就有枯叶落地沙沙的响,让环境清静得好像农村。因此,吃“猪扒包”和石枱石櫈就成为我的一种回忆。

八十年代转眼间来到,澳门一夜之间发生“大变身”。电话公司把六个号码的电缐挂到各家各户之後,银行职员改穿西装,不再在架空缐路上放送文件了。新楼房一幢幢的建起来,地产行业、饮食业也兴旺起来。移民澳门的内地来客也大大增加起来。

八十年代的香港和澳门都面临回归祖国的歷史时期,中国政府明确宣佈实施“一国两制”,回归後的香港和澳门社会制度五十年不改变,高度自治,“马照跑舞照跳”引起香港中产者的恐慌,出现“回归恐惧症候群”,社会动荡、楼市大跌,持续好一段日子。

对于回归,澳门取与香港相反的方向,不但巍然不动,更出现兴旺文化的景象。首见是筹办多年的东亚大学(即澳门大学前身)开始运作,并且迅速壮大,及时追上邻埠的发展,校誉大增。城内各种文化社团如澳门笔会、中国诗词学会、中国语文学会、广东粤剧曲艺学会等等先後宣佈成立。成立学会、展开活动,丰富和活跃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广州华南师範大学联合澳门业馀进修中心举办澳门班进修课程,让成年人有机会完成大学课程。由于澳门中学生人数大增,各中学学额有限,不少新来的中学生就学无门,于是有学校开设下午班,收容进不了上午班的中学生。这件事情,就成为了澳门有中学下午班的歷史纪录。

澳门社会的一系列集体文化行为,体现了澳门社会具有良知性和包容性。澳门的四百年歷史是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群众共同缔造,致使社会融洽祥和,没有倾轧,没有撕裂。

许多新楼房建立起来,澳门以成功的新姿态走进九十年代。来往旅客大增,港澳飞翼船加班行走,上广州的五座大桥建成,来往方便快捷了。飞机场也建成了,澳门人可以直接坐飞机出门,打破了“北不过韶关,南不出鲤鱼门”的界限。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门全城居民举行史无前例地轰烈的迎接回归庆典。我是澳门公民,有幸见证和参与澳门的“大变身”和集体文化行动。

我追随文化先贤行列,为澳门文化形象的建立充当马前卒,摇旗吶喊。我又与跟我同辈的年逾半百的老朋友们追求和获取得大学学位,圆了求学的一个梦。当内地大批适龄中学生湧到澳门各校时,我盡了公民的本份,服从社会需要,和我的同事每天加班工作五小时,歷时许多年。这只由于要办下午班,收容从内地南来的大批中学生,让他们有书读。

九十年代的澳门,回归浩气激荡的年代,澳门颠覆旧我,建立新形象,澳门人重新创建信心的年代,到处的景象都呈现兴旺。

澳门人的集体回忆很美好,因此,使得在多伦多的澳门“八○後”,因为读下午班而自豪,引起我会心微笑——因为我曾经为下午班盡了一点绵薄力量,也曾经在石枱石櫈吃猪扒包。

因此,我的内心不属“八○後”、“九○後”,我是“後”者之“後”,超出他们前面的“後”。我悬念石枱石櫈,但我更悬念的是马交石。就是那石带领六十万澳门人走进二十世纪,走进盛世的!

口述:陶 里 笔录:叶志荣 E04 | 镜海 | 澳门日报 | 2019-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