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贺绫声新出版的诗集《所有悲哀是眼睛,喜欢光》,发现篇中不时透露出一种哲学意味,令人十分欣喜。记得科学家钱学森说过:在艺术领域裡,站在最高层次上的是哲理性的艺术作品。澳门诗歌哲理品格的萌生和成长,关乎其审美创造层级的提升,是应予特别注意的事。

哲理,不论多么深刻,多么精闢,多么开慧启智,毕竟都是一种「理」,一种以概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为特徵的「理」。宇宙人生的真谛也好,生命存在的困惑也好,作为诗的传达,则须以具体的、具象的、个别的(或局部)的形态呈现之,而不能乾巴巴地简单「道」出。既要概括又要具体,既要抽象又要具象,既要普遍又要个别,就这是艺术的悖论,也是诗的哲理化之最大难度所在。惟有克服这一难度,诗歌创作才有可能一步步登上高阶。

读绫声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他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努力。这种执着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力处理作品结构层次关係。一般而言,文学的层次可大致分为语言文字层、艺术形象层和哲学意味层。哲学意味生发、依附于语言形象,又昇华、延展着其内蕴,使之成为一种哲理造型。绫声深谙此道,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筛选和锤炼,艺术形象的刻画和修饰,由此抒发情感,融通感悟,将人生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纳入纤巧的建构之中。惟其如此,他诗中的哲理常能做到融之于情,体之于悟,寓之于象,绝非凭空的「拔高」,枯燥的说教。比如《无题(或致来迟)》:「走远的你如尘埃╱微小且平凡╱飘撒菩提树下╱仍见重量」——近与远、小与大、轻与重,都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能否进入某种境界并有所顿悟,即如诗人所言,「尘埃」般远去的「你」的「重量」,是在「菩提树下」才觉察到的,这就让情思有了某种神圣感。又如《秋雨》:「本来世间的悲哀╱就带有慈悲成份」——这是诗人在一场秋雨中,读照片内「母亲残留的馀温」而引发的全部「繁复的心情」的结晶。母亲的慈悲照亮了儿子的悲哀,并拓出了「世间」的广度,使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二是讲求节省笔墨,盡量寡言少语,让意象于无言中显示哲理。这使得他的诗的哲理化变得非常扼要而简洁,远离了逻辑推理和宣道模式。比如《俳句集 · 三》:「水需要蒸发╱才可以回到大海」——这是于「千条江河」之外,又一条「归大海」的途径,水的「蒸发」与「回归」之间,其具体性中包含着巨大的概括性,令人想到生与死、有与无、得与失的多重对立统一关係及其复杂错综的变化,呈现出一种超越日常生活体验的探索精神。又如《曾经》:「直至╱稀烂土壤裡的灰黄记忆╱开出一朵菊」——诗人的「曾经」是一个「绿不起来」的爱情过程,虽然在终结处开出「一朵菊」,但它生长在「稀烂地裡」,不过是一瓣瓣「灰黄记忆」。诗人心有所感所悟偏不直接表明,那朵菊却在默默无语中展现了生命的隐痛。

作为抒情诗人,绫声的情感哲理化过程,虽然在他的短章裡不断得以实现,但在长制中尚有较大发展空间。袁绍珊在为这本诗集所作序中指出:绫声的「衬长诗则略显疲态溃散」,而未能「更见深度」。为甚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诗人在处置情感形态和意象系统时,未能将其纳入哲理追求的理性格局之中,像《祭父》这样的作者较为喜爱的作品,只是在局部和片段上引入哲理,而未形成整体的哲理性架构,这就让诗中情感的普遍意义受到减损。苏珊 · 朗格说得好:「艺术家表现的绝不仅仅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的情感。」经验表明,再深挚的个人情感,只有通过哲理化才能令更多的人感动。绫声对父亲的情感不可谓不深、不烈,这种情感的抒写也不乏精彩甚至奇崛之笔,诸如「头七还魂夜╱一些昆虫带着你的眼睛归来╱深深的,黑亮的,一如我们的悲哀」之类,惟因其只属于诗人自己和家人,至多属于歷史,即逝去的生活,其亲切感和感染力就显得不足了。这也是诗歌情感须经哲理化并拥有普遍意义的根本原因。

《所有悲哀是眼睛,喜欢光》——窃以为,这一命题的指归应该是这样的:诗人的「眼睛」若想真正发现世间「所有悲哀」,并洞见其底裡,哲理之「光」的烛照是不可或缺的。

2017-09-20 | 澳门日报 | E04 | 镜海 | 三馀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