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是文艺性月刊,是澳门文学史上重要的史料,是澳门当时唯一油印的文艺杂誌。据资料所载,第一期的出版时间为一九六三年五月,上标有“青年文艺月刊,由红豆出版社出版”。《红豆》的出现,可说突破了由报纸副刊和非文艺刊物主宰发表的主潮,其出现既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有实力的作者进行创作,同时为当时青少年的文学成长埋下了宝贵的写作种子。

在《红豆》创办和发展上最为积极投入的,应算尉子和许锡英,由于他们有编辑《学联报》和《澳门学生》的经验,故对出版事宜比较熟悉,质素亦相对有保证。此外,据东山所述:“参与者还有李自如、李来胜、张金浪、李艷芳、陈渭泉、何汝豪、韦汉强和陈炳泉等,内裡既有教师,亦有工友。”(《澳门笔匯》第七期)

《红豆》通过创造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反映了社会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生活。由刊行开始,便供本地学校和社团免费取阅,最初为十六开本,後来改为八开本,内容则包括新诗、散文、小说、短剧、专题特写、艺术介绍、漫画等。後来由于许锡英身故,部分成员亦离开了澳门,《红豆》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停刊,期间共出版了十四期。

《红豆》作为六十年代的新文学杂誌,是一次重要的文学意识的集结,与三十至五十年代由“植入”文学所组织的时代主题性的活动有所不同,从文化意义来说,《红豆》代表着澳门出现了一批关心本土文学创作的文化人,他们对澳门有切身的、丰富的体验,题材上有所开拓亦渐见多变。

《红豆》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节点,在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澳门文学已逐渐走向本土的稳定发展之路,无论是世界,抑或国家,甚至是邻近地区的发展态势,都开始促使文学的主题抽离于战争及革命的描写。在新主旋律未构建完成之际,形成了多元的探索。

澳门由五十年代中後期开始,面临着逐步的文化抽空,而作者的流动亦令文学的版图重新洗牌,在经歷模式上与香港一致,但因政治经济及地缘取态的不同,两地形成了迥异的发展道路。简单的说,澳门文学在一元环境下较为静态地发展着,它既没有成为平台,在世界经济角力担当重要角色,亦没有在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下走出新的发展步调,在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下,没有太大和超前的变革,澳门作者花了更大的精力去关注自身的城市。而一些过去常见的心繫故国,悲秋伤春的作品已不多见。

另一方面,六十年代的前半段较多人选择回祖国建设,诸如八十年代的“老荔枝树挑起发青的月芽儿╱石板路在幽深的小巷裡折断╱没有窗户的土墙透出洞箫声╱盲眼的老乐师又思念亡妻了”(高戈〈梦乡〉)和“纵使凭光速一跃千年╱歷史都在档案裡发霉╱草堆街 一摺存放于╱古老祠堂的封尘家谱╱借一脉血缘涉足其间╱都得为乡愁解剖”(陶里〈草堆街〉)那种对故乡的思念和愁绪也不多见。而在《红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城市生活描写,且不再是纯粹的中国式表述或过客式猎奇,总算有些许澳门的城市色彩。

在《红豆》中,不难发现关注澳门本土现实、底层民生的作品,这些对本土族群的人文关怀,表现了当年澳门作者体恤性的人道主义精神,虽然其技巧有待商榷和提高,但这些作品却是《红豆》最宝贵的部分。因为在五、六十年代或之前,真正抒写澳门的作品着实不多,不少作品是以澳门这特殊地域作思想投影,来反映出自身的文化和乡愁,而澳门真实的城巿形象则十分模煳,但《红豆》却恰恰为我们补充了这一方面的失落环节,如以下这些作品:

世间无如食糖难 糖价一日涨几番 穷人早晓甜味贵 终日尝盡是苦咸

——横眉〈糖价暴涨〉

在深夜的行人道上 我看见你—— 孩子, 你紧拥着“擦鞋箱”, 把一天的劳累, 都带进了梦裡 是飢饿难捱吗? 还是心灵的创痛煎熬着你? …… 孩子,你是否从梦裡获得了温饱?

——汉仪〈街童〉(节录)

一根缐, 带着一丝愁绪, 一颗珠, 含着一点忧虑 七彩纷缤的珠带儿啊, 你蕴藏了穿珠人多少的苦恼! …… 穿珠的人啊! 他生命的彩色, 已经日渐消失在珠带裡, 他穿成了千万条美丽的珠带儿啊, 却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穿织得合理。

——漫君〈穿珠女〉(节录)

“鲜虾饺、山竹牛肉……” 不停叫、不停走…… 上楼下楼, 捧着点心循环地走。 …… 下栏只佔四分一, 工资四十——相当男工零头。 …… 小姑娘劳碌地走, 走到何时休?

——铁夫〈卖点心的小姑娘〉(节录)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昔日澳门的风情画面和城市人的生活百态,当然,所谓的“澳门本土”可从这些作品中领略,其取点与视角可说倾向从人物出发,去构建作者自身的经验和感受。但仍可从侧面看到昔日城市化的发展,亦同时能理解和消化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所遭受的阵痛。

如〈糖价暴涨〉可以看出单一物种的价格对民生影响非常巨大,而〈街童〉则反映了城市巨大的飞跃发展,需要廉价劳动力来支持,其出现既反映了城市环境的艰难,同时反映了一些特定工种需要由童工来填充,这与现代发展中的城市相近。澳门始终是一个小城,六十年代工业未曾起飞,故没有出现大量童工工厂的情况,反而以一些个体户及流动式的经营为主。

除了小童之外,老人亦不能逃离发展城市中的规律,但由于体力衰退,一般只能从事写信或拾荒之类低下层的工作,但微薄的收入,以及城市医疗保障的未完善,他们只能“终于在信笺面前倒下了,痼疾把他折磨至死”。那女性呢?笔者列举了“穿珠”及“卖点心”两项职业,尤其是後者,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茶楼中已消失的叫卖模式,还有“下栏只佔四分一,工资四十——相当男工零头”。女性同工不同酬的社会现象,还有一些城市中常见的景象,现在已消失了,但我们却可透过一些文本,诸如〈人力车夫〉、〈渔人〉去瞭解昔日的本土歷史年轮,这些作品都改变了过去文本创作的概念化、美化和平面化的设计,可谓非常接地气。

在〈卖点心的小姑娘〉一诗中:“卖点心的小姑娘,五更就起床开工。……鲜虾饺、山竹牛肉……不停叫、不停走……”这些日常事物并非具有特别诗意的构建,却是城市生活下的坚实写照。如梁秉钧在〈诗的随想〉一文中所言:“繫鞋带,找一个公文夹,阅报……看电影……切实写出在这个现代环境中的人的感受,诗人一旦能闯出旧观念的範限,就会发觉无事不可以入诗。”(见《书与城市》)

除了人物外,不少城市取景,基本上已取代了过去常用的,将着名风景进入文本之中的手法。尤其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一般会以妈祖阁、大三巴,以及不同的教堂等,作为观察的视点,而在《红豆》中,作品的内容已大量进入城市本身的日常生活中,如涤非的〈坐三轮车于我来说〉:“可我向也不喜欢来搭,我不是说三轮车甚么不好的地方,只是坐着时心裡就怪不舒服。”

从语言和形式的角度,亦反映了城市的变化及其流行态势,如缩腳诗:“忽闻‘衰’上更加‘衰’╱收入点将支数追,╱不如唔做执包袱,╱少啲‘衰’”(布衣者〈随感三则——话‘衰’〉);打油诗:“唔知边个讲起,╱话你最够人情味╱每逢朋友有病,╱或者穷到要死,╱最先去慰问就係你。╱细心安慰,╱鬼咁长气;╱……╱但係当朋友问你借钱,╱当堂冇曬趣味!”(棘器〈话你最有人情味〉);古新混杂型杂诗,“学文学武两无成,╱岁月蹉跎又一春;╱几度‘肥佬’应有悔,╱于今犹可望‘襟明’”(人役〈毕业互勉诗四首——恆心〉)等,从城市的俗语和口语的运用,可看出当年的语言文化特色。

遗憾的是,这种特色并未在往後的发展中得到应有的保护和重视,反而被视作语言的不规範及对中华文化的不尊重,而逐渐被淘汰,被改正,直至八十年代末才再见眉目,这对一个地方的文化积累甚为可惜。

二○一四年,文化局将《红豆》再版,笔者早前为了研究,也曾收集其中一部分,但整套十四期的全貌始终缘悭一面,史料的收集实可遇而不可求。现在随着史料的深挖,笔者期望大众更加珍视本土文学史料的价值,日後可从这些原始资料出发,重新填补过去,尤其是民国至八十年代以前的澳门文学史空白。

澳门日报 | 镜海 | 我读澳门文学 | 颟顸 | 2017-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