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贺绫声新出版的诗集《所有悲哀是眼睛，喜欢光》，发现篇中不时透露出一种哲学意味，令人十分欣喜。记得科学家钱学森说过：在艺术领域裡，站在最高层次上的是哲理性的艺术作品。澳门诗歌哲理品格的萌生和成长，关乎其审美创造层级的提升，是应予特别注意的事。
哲理，不论多么深刻，多么精闢，多么开慧启智，毕竟都是一种「理」，一种以概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为特徵的「理」。宇宙人生的真谛也好，生命存在的困惑也好，作为诗的传达，则须以具体的、具象的、个别的（或局部）的形态呈现之，而不能乾巴巴地简单「道」出。既要概括又要具体，既要抽象又要具象，既要普遍又要个别，就这是艺术的悖论，也是诗的哲理化之最大难度所在。惟有克服这一难度，诗歌创作才有可能一步步登上高阶。
读绫声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他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努力。这种执着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力处理作品结构层次关系。一般而言，文学的层次可大致分为语言文字层、艺术形象层和哲学意味层。哲学意味生发、依附于语言形象，又昇华、延展着其内蕴，使之成为一种哲理造型。绫声深谙此道，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筛选和锤炼，艺术形象的刻画和修饰，由此抒发情感，融通感悟，将人生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纳入纤巧的建构之中。惟其如此，他诗中的哲理常能做到融之于情，体之于悟，寓之于象，绝非凭空的「拔高」，枯燥的说教。比如《无题（或致来迟）》：「走远的你如尘埃╱微小且平凡╱飘撒菩提树下╱仍见重量」——近与远、小与大、轻与重，都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能否进入某种境界并有所顿悟，即如诗人所言，「尘埃」般远去的「你」的「重量」，是在「菩提树下」才觉察到的，这就让情思有了某种神圣感。又如《秋雨》：「本来世间的悲哀╱就带有慈悲成份」——这是诗人在一场秋雨中，读照片内「母亲残留的馀温」而引发的全部「繁复的心情」的结晶。母亲的慈悲照亮了儿子的悲哀，并拓出了「世间」的广度，使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二是讲求节省笔墨，盡量寡言少语，让意象于无言中显示哲理。这使得他的诗的哲理化变得非常扼要而简洁，远离了逻辑推理和宣道模式。比如《俳句集 · 三》：「水需要蒸发╱才可以回到大海」——这是于「千条江河」之外，又一条「归大海」的途径，水的「蒸发」与「回归」之间，其具体性中包含着巨大的概括性，令人想到生与死、有与无、得与失的多重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复杂错综的变化，呈现出一种超越日常生活体验的探索精神。又如《曾经》：「直至╱稀烂土壤裡的灰黄记忆╱开出一朵菊」——诗人的「曾经」是一个「绿不起来」的爱情过程，虽然在终结处开出「一朵菊」，但它生长在「稀烂地裡」，不过是一瓣瓣「灰黄记忆」。诗人心有所感所悟偏不直接表明，那朵菊却在默默无语中展现了生命的隐痛。
作为抒情诗人，绫声的情感哲理化过程，虽然在他的短章裡不断得以实现，但在长制中尚有较大发展空间。袁绍珊在为这本诗集所作序中指出：绫声的「衬长诗则略显疲态溃散」，而未能「更见深度」。为甚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诗人在处置情感形态和意象系统时，未能将其纳入哲理追求的理性格局之中，像《祭父》这样的作者较为喜爱的作品，只是在局部和片段上引入哲理，而未形成整体的哲理性架构，这就让诗中情感的普遍意义受到减损。苏珊 · 朗格说得好：「艺术家表现的绝不仅仅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的情感。」经验表明，再深挚的个人情感，只有通过哲理化才能令更多的人感动。绫声对父亲的情感不可谓不深、不烈，这种情感的抒写也不乏精彩甚至奇崛之笔，诸如「头七还魂夜╱一些昆虫带着你的眼睛归来╱深深的，黑亮的，一如我们的悲哀」之类，惟因其只属于诗人自己和家人，至多属于歷史，即逝去的生活，其亲切感和感染力就显得不足了。这也是诗歌情感须经哲理化并拥有普遍意义的根本原因。
《所有悲哀是眼睛，喜欢光》——窃以为，这一命题的指归应该是这样的：诗人的「眼睛」若想真正发现世间「所有悲哀」，并洞见其底裡，哲理之「光」的烛照是不可或缺的。
2017-09-20 | 澳门日报 | E04 | 镜海 | 三馀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