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懿，1993年生于澳門，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澳門筆會成員。曾發表小說、散文、詩歌，有作品連續多年被收入《澳門年度文學作品選》。

科幻比單純幻想更深刻

李澤凡：您是因為什麼樣的契機開始寫作的？

李懿：拋開每次語文考試都必須寫的作文外，我第一次真正的寫作，是在中學的一次暑假里。當時，我的語文老師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創作出一本作文集。也就是在那時候，我萌發了“寫出一個故事”這樣的想法，於是寫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正式的短篇小說，講的是愛因斯坦在未來世界復活的科幻故事。也正是因為我的母親很喜歡那篇文章，所以我才對寫作產生了好奇與嚮往。

李澤凡：從第一篇小說開始，您對於科幻主題一直抱有極大的興趣，為什麼？

李懿：早期的時候，我之所以喜愛寫科幻主題，是因為科幻故事允許人在寫東西時跳出現實框架，隨心所慾，不需要太多的顧慮與設計。不過後來，在閱讀了更多的科幻作品、觀看了更多的科幻電影後，我意識到，科幻其實可以比孩童的單純幻想更為宏大、更加深刻。科幻主題很多時候，重心是在於講述人類在未來會遇到的種種困境：在想象的未來里可能會進行的沉思。這樣一來，雖說情節確實超出現實之外，可故事的核心依舊在人身上。科幻，或者說軟科幻，實則還是人的故事。比如，我在讀大學前寫的一篇短篇科幻小說，《珍珠從天而降》，說的是資源枯竭的地球上，一個女人和一個機器人，在詩歌協會聚會時相遇並相愛。雖然它有著不同于現實的科幻外殼，但說到底，它仍是一個孤獨者的愛情故事——因為這才是我想去探索的東西：孤獨和愛情。

考慮到環境對人的影響

李澤凡：作為一位九零後寫作人，您的寫作帶著您這一代人什麼樣的印記？

李懿：一個人無法代表一個群體，更不用說一整代人，而我的寫作，是建立在我的所見、所聽、所聞和所想之上的。因此，我只能說我寫出的東西中，或許是有一些與我相似的人的影子。

九零後現在大多已經離開校園，卻還未完全到成家立業的階段。在這個時期，我們不可能不對自己的生活感到迷茫：一方面，我們已經不再是被百般挑剔又小心呵護的孩童，現在人們關注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了零零後身上，而我們也終於要接受自己已經成為“大人”的這個事實；另一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建立起新的應對機制，從而以一種更成熟的態度去面對生活，甚至在這尷尬的適應期里，開始面臨失去理想與存在意義的危機。獨身一人的青年在異鄉朝九晚五，下班後，于窄小的出租屋里一邊吃外賣一邊看手機，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典型九零後的生活。而我現在想要描繪、探究的，正是這樣的一個群體。

李澤凡：您出生于澳門，在上海讀大學，所處環境的轉變是如何影響您的寫作的？

李懿：澳門和上海是兩座截然不同的城市。澳門是我的家鄉，家鄉給予了我極大的安全感。每次我離開澳門時，都不會有依依不捨的情緒，因為我深知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地方來的。

但上海也並非那樣陌生。我父母年輕時是在上海生活，在家里交談也經常會用上海話。雖然在讀大學前，我從不曾正式在上海生活過，可當我真正是一個人在上海學習、居住時，我並沒有什麼彷徨不安的感覺。城市是我熟悉的城市，語言也是我能聽明白的語言。

然而，我的確感覺到了兩座城市之間的巨大差異。這一點也的確影響了我的寫作。在澳門時，我關注的主題多是人本身，比如愛情、慾望、矛盾，等等。來到上海後，我慢慢發現，大城市的人是活在一條金河里。沒什麼是比滿是摩天大廈的不夜之地，更能激發出人的物質慾望的。上海是一個環境決定人而非人決定環境的城市。怎樣在現代都市的巨大陰影下生活，成為了所有都市青年都需要面對的問題——不管他們自己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這樣的現狀也確實改變了我的寫作方式，使我在寫故事時，也會考慮到周遭環境對人的行為與決定的影響力，而不再是像以前一樣，讓角色們僅憑一腔熱血行動。

懂得“鄉音”對人的重要性

李澤凡：那麼，地方語言的變化對您的寫作會有什麼啟發嗎？

李懿：在澳門，我會因為能聽懂路人的上海話對話，而產生一種隱秘的快樂；同樣的道理，若是在上海的街頭能聽到有人說粵語，我也會備感親切。在這之前，我從來不曾有過在寫作時用上地方語言的想法，但開始在上海生活以後，我才真正懂得“鄉音”對人的重要性：群體意識、自我定位和人對於地方文化的歸屬感，這些都是地方語言能引導人去思考與感受的事情。

在寫《扁平人》的時候，我嘗試去描述一個在澳門生活的上海人，因為粵語不好，在日常生活中備感尷尬，甚至覺得自己是被這個地方排斥著，仿佛一個卡在嗓子眼裡的異物。我曾與一位廣東朋友有過這方面的交流，他坦言自己完全無法理解或喜愛所謂的“中原文化”；我也曾和一位上海的朋友有過類似的討論，他也同樣對“北方”不抱有好感，悲觀地認為上海話與上海文化已經瀕臨失傳。盡管後者所堅守的東西，在前者看來其實是入侵自己家鄉的外敵，但兩個不同地方的人，居然有著同樣的顧慮與擔憂，雖說地方與文化背景不同，同一代人所關注的，實則是同樣的議題。然而我們相互間，卻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分歧，我們的生活也可能因為文化認同感，有著某種輕微的錯位，這樣的現象使我覺得十分有意思，也是我現在最感興趣的小說主題之一。

羊城晚報 | 人文周刊．七杯茶；灣區文藝評論 | 20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