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澳门青年作家的代表，袁绍珊以广阔的关注视野和流动的生命姿态创作出极具现代意味的诗歌作品，这是她保存自我、观察世界的方式。因此，流亡既是她与生俱来的命运，更是现代社会人们生存的一种精神状态。不管是社会公共话题的讨论，还是个人情感或直白或曲折的表达，她的诗歌都隐含了其认识社会本质的努力，诗意的流亡也成为其诗歌创作中最鲜明的精神体验。

不知是否因为年龄相仿，读袁绍珊的诗，就像和一个朋友敞开心扉说话，她滔滔不绝地诉说，你随她的思路情感颠簸。假若要用简短的话语概括，则又像一个孩子面对成人世界而不知从何捡拾合适的话语。她“甘心保持旅途的姿势”的追求，其无所住的流动状态，让每一次评论都变成一种冒险。袁绍珊的诗歌不是简单反映现实，而是现实世界诗思的飞翔，是现代文明中的诗意流亡。这种诗意流亡犹如本雅明概括的都市漫游者，带着人文的目光、在街头行走以观察体验新型都市生活底蕴的城市流浪人。袁绍珊的诗歌对现代都市文明有一种理性的警惕，这种警惕既源于其澳门身份以及对澳门都市空间变化的关注，又源于她对都市现实的观察。

一、“流亡”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命运

澳门评论家李观鼎先生发现“流亡”是澳门诗歌生命深处共同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流亡’也许是澳门人的命运。”澳门的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裡让这些细胞休眠，只有敏感的诗人才会将之启动。袁绍珊显然是启动这些细胞的诗人中最不安分的一个，虽然身处“太平盛世”，她依然感到“形上流亡”。“流民”的感觉像与生俱来的基因，让她在任何一种关系及事物中，都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敏锐，她的情感和诗思因而有了形上的味道。

袁绍珊在澳门、北京、韩国、多伦多等地穿梭，长久地以外来者身份体验生命，使她更深切地感受到家园的存在。然而，澳门歷史文化又使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根感。

在〈沿着血滴我们来到〉一诗中，她明确表达了“流亡”的命运感，歷史是“我们离家出逃╱形而上的殖民在心中腐坏╱并迅速蔓延”，作为一种内心的精神需求，任何形式的“出逃”都无济于事，歷史就像幽灵一样固执地附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澳门人与生俱来的命运，流淌在每一个澳门人血液中，“此後也将用我的整个人生，把你背起”是唯一的选择。与生俱来的“流亡”感是诗人“流民之歌”的精神内核，也是其踏上旅途的一种豁达支撑。当“我”被他人叫作“外来妹”的时候，早已没有漂泊的矫情，反而可以调侃地说出“我说哥们儿，这江湖中谁不在漂”，揭示现代社会中的流亡是所有人难以逃脱的命运，人的生命注定在单调的工作中消损并被遗忘。

二、“流亡”是现代生活的精神状态

在袁绍珊那裡，诗歌和生活是无甚分别的，不过是“探索世界的方式”。她以流亡的精神对抗现实的不安定，正如她自己所说：“对于幸福和安定，我常有怀疑，只能对一切风景时而背离时而热恋。流亡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对抗残酷现实的生存方式，它让我不断携带着想像力上路，并在热鬧的幻象中对世界保持清醒。”（袁绍珊《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後记）所以，虽然现实生活是生命的支撑，但诗人却总在俗世之外刺透生活的表象，在精神上保持清醒，更时常和世界保持一段距离。

她从个人的经验出发，但又走在现实的深处和时代的前沿，将现代生活的细节与深层概念自然合体，将生命中矛盾而焦灼的情感淋漓盡致地展现出来。正因如此，袁绍珊诗歌中的形而上的流亡被认为“不总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的逼近，因此她怀疑繁华盛世的霓虹是否折射着真正的幸福与快乐，她尝试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理解道出生存的本相”（姚风〈在没有夜莺的夜晚吟唱〉，转引自王珂的〈澳门新诗文体特徵及澳门诗人诗体观〉）。获得第六届澳门文学奖的〈黑髮时代〉一诗，就是诗人自现实裡人们对髮型趋之若鹜的日常追求中看到问题，并以此窥视文化的失落，民族自我的探寻与守护：“整个时代透过染色剂告诉我╱生命如此茂密丰盛，又如此╱易于折断，易于哀伤╱以致我再也无法安定着╱守护一个民族留给我的黄肤黑髮╱反反復復╱在潮流中经不起拉直和染烫”。

正是源于个人经验的现代文明踯z，诗人倾向以精神的流亡完成诗歌的表达。所以在诗人“生活研究”的分类诗中，虽然以生活日常入诗，但又总是思绪飘逸，诗思深入，在日常的表象中看到本质性的深远。如〈祭祀感〉，在祖父母的生命流转中，找寻的仍然是自我流落的情感：“认识和不认识的此刻都在游荡着╱一屋子的挤迫╱╱髮髻染了爆竹的残屑╱红的一头，转眼又灰白了╱祖父离去以後╱我心中的钟摆已停止多年╱谁会记得为我上链”。在祭祀中缅怀先辈，没有单纯溯写情感，而是在挤迫而喧哗的空间裡，寻踪自己失落的生命，或许真正的祭祀从来不应是某种空洞的抒情，而是渗透了彼此生命的一种埋葬。所以看似不是祭祀感的祭祀感中，透露着最本质的生命状态，对自我生命的安顿与寻找，使日常事物获得哲理的意味。

袁绍珊认为，“诗是流亡”，以“冰的笔触”写作诗歌“乃自我追求，也是性格使然”。（李观鼎《澳门现代诗选（上册）》）她刻意以冷峭的笔触来透视世界，是与现代文明对话的方式，是试图抵达现实本质的追求。

三、诗意流亡的时空超越

袁绍珊专注地写澳门，更将关注的目光放逐世界，从越南的饰盒写到印第安的银，从关心被劫持的韩国人质到祭奠被刺杀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生活的流动带给她超越本土的宽广，而不拘于具象生活与情感的追求，又使她的超越具有跨时空性。敏感的感知力与中西文化的滋养让她时刻注目于世界万物。李观鼎先生注意到“澳门诗人的歌唱空间已远超出狭隘的小城，它在有关人类生活世界的宏大关切中确定自己的音调。”（李观鼎〈流亡在归家之途——《澳门现代诗选》序〉）袁绍珊显然是这中间不容忽视的一个。

袁绍珊的敏感和尖锐，犹如青春繁华中的荒凉，一种看透一切的少年老成总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她敏感而理智地感知着周围的世界，在初识人生时总不经意地试图窥探生命的本质，在青春的日子裡唱出的都是颇为沧桑的曲子。她写爱情，极少呈现爱情的温暖与缠绵，而是简短地概括“爱情像十月下午五时的天空╱刚刚还是亮的╱再抬头已经全黑”。以个人生命体验触及现实的生存状况，以敏锐、机智和无羁的想像力审视现实，以新奇而贴切的场景或意象展现，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如在母亲百日祭的那天，恰巧是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遇刺翌日，她写下了〈愤怒不平诗，兼祭贝娜齐尔〉，生命消亡激起的愤怒正是对现实本质的严厉拷问，“是不是你和我一样都不忍╱看众生热鬧起舞 转眼残肢四散╱太平盛世又只能画皮终日╱听骨骼GG相蹉于集市╱对于所有本质都是恐怖的假设╱每每使我迷惑 失望如碎块”。生活的太平盛世是犹如画皮一样的表相，表相之下是骨骼GG相蹉，这种形象、尖锐的比喻显示了她独特的感知力，是女儿对失去母亲後个人经验的昇华，与诗歌〈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甚么都可以写成诗的时候，如何抓住真正的诗，是有一定难度的，但袁绍珊却总能凭她敏感的天性捕捉诗意。起于生活具体事件却远超事件本身的诗意，是超越时空的想像，也是勾连古今的一种方式。如因火车水浸而写下的〈方舟纪事〉，诗中远古的神话与现实的场景轮番交错，製造出一种时空的无界感，带来一场超越时空的想像盛宴。与〈方舟纪事〉创作相似的，是〈我甘心保持旅途的姿势〉，普通的火车晚点在诗人的思绪中变成一种生命感悟，“我”“如孔雀般自恋却孤寂地恋慕着”，“是我甘心始终保持着旅途的姿势”。由此，旅途的姿势，在路上的状态，都作为诗意流亡的形式而成为超越现实的精神想像。她以生命与精神流动构筑诗歌空间，使诗歌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载体。

四、诗是保存自我的方式

写诗是袁绍珊生命形式的一种表达，她笃信“诗是流亡”，但她更期望“让诗以一种更为曲折的情绪保存自己，如婴儿”。在诗歌中展现自我，保存自我，或许是诗人最率真的一种诉求。

她可以在几近呓语的状态中写出〈羊〉，那在她心中象徵现代人存在状态的生物；也可以毫不顾忌地写出“沼泽状态”中的自己，写出〈下一次众叛亲离之前〉、〈单边的苦恋〉；还可以写出少女般诗意盎然的〈听荷〉。正如她自白的诗歌观“写诗有时在表现情感，时而逃避情感”，或许她正是在逃避与表现之间创造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中呈现保存自己。

〈娜拉的四重生命〉是对四种生命形态的交错表达，也是对二十世纪“娜拉出走”启蒙话题的一个回应。她似乎不满于“五四”时期娜拉的命运，不接受〈伤逝〉裡涓生对子君的告解，并通过诗歌演绎各种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试图为故事寻找不同的开始和结局。“天地初开时╱男女分吃智慧的果子╱若灾难重来╱凭着爱，是否就能洗牌再来？”这正是她要留给人们思考的问题。在娜拉的四重生命故事归于尾声的时候，“我”却陡然地出现在诗歌的最後一段，似乎昭示着娜拉与“我”之间的微妙关系：“我在每一趟穿越森林、战场、宴会、臥房、炼狱的旅程╱都能遇见娜拉，我的贝雅德丽彩╱带我回到这裡吧╱让我们阅读、交流、辩论、朗诵╱在一个没有铜像，只有虚无地平缐的流动广场╱做各种不可想像的事”。“做各种不可想像的事”，可以说是她在诗歌中保存和建构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其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情感需求。

袁绍珊踏出澳门，在世界各地游走，以流动的方式观察世界；她勇于对社会公共话题的参与和表达，让外界听到澳门的声音。在现代社会发展侵蚀着人类灵魂的时候，她依然孤傲地以诗歌给予对抗，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是她对现代生存境况的形象概括，也是其诗意流亡的重要形式。她犹如本雅明笔下那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象徵、比喻等方式写出了自己的“恶之花”。

2017-12-13 | 澳门日报 | E04 | 镜海 | 我读澳门文学 张丽凤（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