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交石懸念
【評論】陶里

在多倫多餐室吃豬扒包,聽到食客中有一個自稱是“澳門的八○後”,跟朋友說話,由於喁喁低語,所以只聽到例如:“馬交石豬扒包”、“我讀下午班的石枱石櫈”……這些不完整的言語,傳遞給我很寬的思維空間。

E04 | 鏡海 | 澳門日報 | 2019-05-22



在多倫多餐室吃豬扒包,聽到食客中有一個自稱是“澳門的八○後”,跟朋友說話,由於喁喁低語,所以只聽到例如:“馬交石豬扒包”、“我讀下午班的石枱石櫈”……這些不完整的言語,傳遞給我很寬的思維空間。


“八○後”、“九○後”是耀眼的詞組,因為在這兩個時段成長的人,已經有人能為中國的盛世建構了前置的輝煌前景,震撼世界。二○一九年,“5G”通訊在歐洲掀起的“千堆雪”,足以說明,宇宙之大,在天才的“八○後”、“九○後”的秒速思維空間中,也不過是巴掌之內的大小。


不過,最引起我關切的是那個人所說的“馬交石”、石枱石櫈等等所掀起的意念。


上世紀七十年代之末,我對人說,我住在螺絲山腳。一個老澳門更正我的話,說,那地方名叫“馬交石”。我還以為有那麼一塊石頭,其實只有一條馬交石馬路,附近有一個名字很動聽的地方:“海角遊雲”,但那不是海角,也不見遊雲降臨。在海富花園前面的多條馬路交匯處,以前有一塊水泥牌子寫着“劏狗環”三個字。那地方不是“環”,也不是“灣”,何以叫“環”?至於是否曾是個劏狗場或殺狗村,不得而知了。這三個地方的名字都很飄忽,充滿幻想。這帶就有不少石枱石櫈:望廈石枱石櫈是“歷史文物”(中美第一條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處),二龍喉也有舊的石枱石櫈,近海角遊雲處也有石枱石櫈等等。


那些年月,我在南方的家業被災難摧毀了,投奔香港被擯棄,感恩具良知能包容的澳門接受了我,讓我在馬交石的石枱石櫈周圍住下來,計劃下一步的行動。我要安心在這小城市住下來?還是走過場,到別的城市重新開始呢?我曾經跑過六個大城市,並不害怕再多跑一個城市,多住一個城市啊!後來我在馬交石住下來,跟石枱石櫈就有了深深的感情。


七十年代的澳門,許多人穿着人字拖鞋到處走,大人上班、小孩上學都騎單車的多。電話只有四個號碼,打長途電話的時候要大聲嚷,對方才聽得清楚。銀行職員多穿藍色制服,他們把辦好的文件夾扣在架空的線路上一揮,文件就去到別的職員手上。文件校對和應辦的手續辦妥之後,又扣在線路上“飛”回來。


澳門有令人懷念的小食,葡撻和燉奶固然是唯澳門獨尊,就是大街小巷的小吃,如燒鵝腿、臭豆腐、鹵水牛雜,也是澳門的口碑好。佛山、中山、順德的民間餅食、臘味、肉乾,在澳門到處可以嘗到,因此澳門就成為旅遊人士的“手信天堂”。


在內港落船“睡一夜到廣州”的笑話,坐十二個小時汽車過五次渡船到佛山的折騰,試問澳門的“八○後”、“九○後”誰曾試過?還有,亞婆井、戀愛巷、崔家圍、紅樹林、長命橋、游泳棚、工人球場等等,不知道還有多少澳門人有這些地方的集體回憶,好像我對石枱石櫈的回憶那麼深刻呢?


七十年代的澳門,假日的清晨和黃昏都是寂靜的,我住的小院子裡有兩套圓形的石枱石櫈,每張石枱石櫈都可容納許多人在一起休憩,但常常空置着。


每天早晨,我花了五毛錢買一個夾着午餐肉、俗稱“鮑魚刷”的小麵包坐在石枱石櫈上吃,天天如是。下午或黃昏沒人時候,我也在空閒之餘來石枱石櫈歇一歇。夏天紅棉花瓣落下來,秋冬時候,有風來就有枯葉落地沙沙的響,讓環境清靜得好像農村。因此,吃“豬扒包”和石枱石櫈就成為我的一種回憶。


八十年代轉眼間來到,澳門一夜之間發生“大變身”。電話公司把六個號碼的電線掛到各家各戶之後,銀行職員改穿西裝,不再在架空線路上放送文件了。新樓房一幢幢的建起來,地產行業、飲食業也興旺起來。移民澳門的內地來客也大大增加起來。


八十年代的香港和澳門都面臨回歸祖國的歷史時期,中國政府明確宣佈實施“一國兩制”,回歸後的香港和澳門社會制度五十年不改變,高度自治,“馬照跑舞照跳”引起香港中產者的恐慌,出現“回歸恐懼症候群”,社會動蕩、樓市大跌,持續好一段日子。


對於回歸,澳門取與香港相反的方向,不但巍然不動,更出現興旺文化的景象。首見是籌辦多年的東亞大學(即澳門大學前身)開始運作,並且迅速壯大,及時追上鄰埠的發展,校譽大增。城內各種文化社團如澳門筆會、中國詩詞學會、中國語文學會、廣東粵劇曲藝學會等等先後宣佈成立。成立學會、展開活動,豐富和活躍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廣州華南師範大學聯合澳門業餘進修中心舉辦澳門班進修課程,讓成年人有機會完成大學課程。由於澳門中學生人數大增,各中學學額有限,不少新來的中學生就學無門,於是有學校開設下午班,收容進不了上午班的中學生。這件事情,就成為了澳門有中學下午班的歷史紀錄。


澳門社會的一系列集體文化行為,體現了澳門社會具有良知性和包容性。澳門的四百年歷史是由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群眾共同締造,致使社會融洽祥和,沒有傾軋,沒有撕裂。


許多新樓房建立起來,澳門以成功的新姿態走進九十年代。來往旅客大增,港澳飛翼船加班行走,上廣州的五座大橋建成,來往方便快捷了。飛機場也建成了,澳門人可以直接坐飛機出門,打破了“北不過韶關,南不出鯉魚門”的界限。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門全城居民舉行史無前例地轟烈的迎接回歸慶典。我是澳門公民,有幸見證和參與澳門的“大變身”和集體文化行動。


我追隨文化先賢行列,為澳門文化形象的建立充當馬前卒,搖旗吶喊。我又與跟我同輩的年逾半百的老朋友們追求和獲取得大學學位,圓了求學的一個夢。當內地大批適齡中學生湧到澳門各校時,我盡了公民的本份,服從社會需要,和我的同事每天加班工作五小時,歷時許多年。這只由於要辦下午班,收容從內地南來的大批中學生,讓他們有書讀。


九十年代的澳門,回歸浩氣激蕩的年代,澳門顛覆舊我,建立新形象,澳門人重新創建信心的年代,到處的景象都呈現興旺。


澳門人的集體回憶很美好,因此,使得在多倫多的澳門“八○後”,因為讀下午班而自豪,引起我會心微笑——因為我曾經為下午班盡了一點綿薄力量,也曾經在石枱石櫈吃豬扒包。


因此,我的內心不屬“八○後”、“九○後”,我是“後”者之“後”,超出他們前面的“後”。我懸念石枱石櫈,但我更懸念的是馬交石。就是那石帶領六十萬澳門人走進二十世紀,走進盛世的!


口述:陶 里

筆錄:葉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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