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賀綾聲新出版的詩集《所有悲哀是眼睛,喜歡光》,發現篇中不時透露出一種哲學意味,令人十分欣喜。記得科學家錢學森說過:在藝術領域裡,站在最高層次上的是哲理性的藝術作品。澳門詩歌哲理品格的萌生和成長,關乎其審美創造層級的提升,是應予特別注意的事。

哲理,不論多麼深刻,多麼精闢,多麼開慧啟智,畢竟都是一種「理」,一種以概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為特徵的「理」。宇宙人生的真諦也好,生命存在的困惑也好,作為詩的傳達,則須以具體的、具象的、個別的(或局部)的形態呈現之,而不能乾巴巴地簡單「道」出。既要概括又要具體,既要抽象又要具象,既要普遍又要個別,就這是藝術的悖論,也是詩的哲理化之最大難度所在。惟有克服這一難度,詩歌創作才有可能一步步登上高階。

讀綾聲的詩,我們可以看到他迎難而上的勇氣和努力。這種執著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著力處理作品結構層次關係。一般而言,文學的層次可大致分為語言文字層、藝術形象層和哲學意味層。哲學意味生發、依附於語言形象,又昇華、延展著其內蘊,使之成為一種哲理造型。綾聲深諳此道,十分注意語言文字的篩選和錘煉,藝術形象的刻畫和修飾,由此抒發情感,融通感悟,將人生的深刻性和複雜性納入纖巧的建構之中。惟其如此,他詩中的哲理常能做到融之於情,體之於悟,寓之於象,絕非憑空的「拔高」,枯燥的說教。比如《無題(或致來遲)》:「走遠的你如塵埃╱微小且平凡╱飄撒菩提樹下╱仍見重量」——近與遠、小與大、輕與重,都不是絕對的,關鍵在於能否進入某種境界並有所頓悟,即如詩人所言,「塵埃」般遠去的「你」的「重量」,是在「菩提樹下」才覺察到的,這就讓情思有了某種神聖感。又如《秋雨》:「本來世間的悲哀╱就帶有慈悲成份」——這是詩人在一場秋雨中,讀照片內「母親殘留的餘溫」而引發的全部「繁複的心情」的結晶。母親的慈悲照亮了兒子的悲哀,並拓出了「世間」的廣度,使之具有了普遍的意義。

二是講求節省筆墨,盡量寡言少語,讓意象於無言中顯示哲理。這使得他的詩的哲理化變得非常扼要而簡潔,遠離了邏輯推理和宣道模式。比如《俳句集 · 三》:「水需要蒸發╱才可以回到大海」——這是於「千條江河」之外,又一條「歸大海」的途徑,水的「蒸發」與「回歸」之間,其具體性中包含著巨大的概括性,令人想到生與死、有與無、得與失的多重對立統一關係及其複雜錯綜的變化,呈現出一種超越日常生活體驗的探索精神。又如《曾經》:「直至╱稀爛土壤裡的灰黃記憶╱開出一朵菊」——詩人的「曾經」是一個「綠不起來」的愛情過程,雖然在終結處開出「一朵菊」,但它生長在「稀爛地裡」,不過是一瓣瓣「灰黃記憶」。詩人心有所感所悟偏不直接表明,那朵菊卻在默默無語中展現了生命的隱痛。

作為抒情詩人,綾聲的情感哲理化過程,雖然在他的短章裡不斷得以實現,但在長制中尚有較大發展空間。袁紹珊在為這本詩集所作序中指出:綾聲的「襯長詩則略顯疲態潰散」,而未能「更見深度」。為甚麼呢?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詩人在處置情感形態和意象系統時,未能將其納入哲理追求的理性格局之中,像《祭父》這樣的作者較為喜愛的作品,只是在局部和片段上引入哲理,而未形成整體的哲理性架構,這就讓詩中情感的普遍意義受到減損。蘇珊 · 朗格說得好:「藝術家表現的絕不僅僅他自己的真實情感,而是他認識到的人類的情感。」經驗表明,再深摯的個人情感,只有通過哲理化才能令更多的人感動。綾聲對父親的情感不可謂不深、不烈,這種情感的抒寫也不乏精彩甚至奇崛之筆,諸如「頭七還魂夜╱一些昆蟲帶著你的眼睛歸來╱深深的,黑亮的,一如我們的悲哀」之類,惟因其只屬於詩人自己和家人,至多屬於歷史,即逝去的生活,其親切感和感染力就顯得不足了。這也是詩歌情感須經哲理化並擁有普遍意義的根本原因。

《所有悲哀是眼睛,喜歡光》——竊以為,這一命題的指歸應該是這樣的:詩人的「眼睛」若想真正發現世間「所有悲哀」,並洞見其底裡,哲理之「光」的燭照是不可或缺的。

2017-09-20 | 澳門日報 | E04 | 鏡海 | 三餘雜談